曾鞏的道德文章

唐曉敏

一直以來，人們多認為曾鞏是富有道德精神的“醇儒”。所謂“醇儒”，有多方面的含義，首先是思想上認同儒家的思想原則。而且，當儒家的思想原則與現實社會不一緻的時候，應該是甯可犧牲對社會的适應也要堅持儒家的思想原則。但這種對儒家思想原則的堅持，又并非采取激烈批判現實的形式。曾鞏正是這樣。

曾鞏自幼接受的是儒家經典的教育。他心中的理想政治，是儒家經典所描繪的政治藍圖，即所謂的“古之制”。這種政治藍圖與後代的政治現實是不一緻的。是以，對儒家政治藍圖的描繪，即隐含着對現實的批評。曾鞏即是如此。他在《上蔡學士書》說：

古之制善矣。夫天子所尊而聽者宰相也，然接之有時，不得數且久矣。惟谏官随宰相入奏事，奏已，宰相退歸中書，蓋常然矣。至于谏官，出入言動相綴接，蚤暮相親，未聞其當退也。如此，則事之得失，蚤思之不待暮而以言可也，暮思之不待越宿而以言可也，不谕則極辨之可也。屢進而陳之，宜莫若此之詳且實也，雖有邪人、庸人，不得而間焉。故曰：成此美者，其不在于谏官乎！

今谏官之見也有間矣，其不能朝夕上下議亦明矣。禁中之與居，女婦而已爾，舍是則寺人而已爾，庸者、邪者而已爾。其于冥冥之間，議論之際，豈不易行其間哉！如此，則鞏見今日兩府谏官之危，而未見國家天下之安也。

曾鞏所說的“古制”，實際是漢代的政治體制。漢代的政治體制的一個特點是丞相權力很大。一方面是“掌丞天子，助理萬機”，參與決策；另一方面是“總領百官，事無不統”，負責政令的執行。是以，宰相是天子“所尊而聽者”。同時，漢代谏官也發揮着監督天子的重要作用。而到宋代，情況已經不同。宋代的宰相自然是遠遠沒有漢代丞相那樣的的權力。而谏官也發揮不了漢代谏官監督天子的作用。曾鞏懷念“古之制”，這是對宋代皇權膨脹的委婉的批評。

漢代還有一個特點，即中央與地方的力量相對平衡。或者說，地方官員仍然有一定的權力。漢代的郡太守，“辟除賞罰，兵刑賦役，皆得以專制。”即擁有辟除地方政府屬吏之權，掌握兵權，有支配地方财政之權。而到了後來，地方官員的這些權力都後已被剝奪。這種情況，也是曾鞏所憂慮的。曾鞏《送蔡元振序》言：

古之州從事皆自辟士，士亦擇所從，故賓主相得也。如不得其志，去之可也。今之州從事皆命于朝，非惟守不得擇士，士亦不得擇所從，賓主豈盡相得哉！如不得其志，未可以辄去也。故守之治，從事無為可也；守之不治，從事舉其政，亦勢然也。

顯然，曾鞏看出了中央權力過大的問題。他的看法，是很有見地的。

在曆史上，真正的儒生堅守着儒家的思想原則，即使這些數學原則不合于現實，也不放棄它以适應社會現實，儒生的這一特點，被看做“迂闊”。曾鞏也正是這樣。他曾作《贈黎安二生序》，文中寫道：

黎生補江陵府司法參軍，将行，請予言以為贈。餘曰：“餘之知生，既得之于心矣，乃将以言相求于外邪？”黎生曰：“生與安生之學于斯文，裡之人皆笑以為迂闊，今求子之言，蓋将解惑于裡人。”餘聞之，自顧而笑。夫世之迂闊，孰有甚于予乎？知信乎古而不知合乎世，知志乎道而不知同乎俗，此餘是以困于今而不自知也。世之迂闊，孰有甚于予乎？今生之迂，特以文不近俗，迂之小者耳，患為笑于裡之人。若餘之迂大矣，使生持吾言而歸，且重得罪，庸讵止于笑乎！

黎生對曾鞏說，家鄉人認為自己“迂闊”，是以請曾鞏贈言，以解除家鄉人的認識。曾鞏聽到這兒，不禁“自顧而笑”。他想到，黎生的迂闊不過是小的迂闊，而自己“知信乎古而不知合乎世，知志乎道而不知同乎俗”，才是真正的迂闊。

在現實中，曾鞏也有着“迂闊”的一面。曾鞏晚年經向朝廷請求而被招回京。神宗以其精于史學，委任史館修撰，編纂五朝史綱。曾鞏接受朝廷任命，承擔修撰國史的任務。這年十月，曾鞏寫了《進太祖皇帝總序并狀》，極力稱頌宋太祖功德，将其與漢高祖相比，以為劉邦所不及者有十數處，因而可以比迹堯舜，神宗閱後不悅，認為不應與古人較優劣。其實,《進太祖皇帝總序》全文近2700字，“十不及”僅300餘字。寫了這“十不及”，并非神宗不滿此文的主要原因。讓神宗生氣的真正的原因，曾鞏這樣盛贊太祖。

中唐時期，柳宗元也曾這樣歌頌過前朝皇帝。憲宗即位，柳宗元寫了一篇叫《貞符》的文章，從高祖一直歌頌到德宗、順宗，沒有“聚焦”到憲宗上。是以，憲宗很不滿意。對此，郭預衡先生做了分析，說“《貞符》一文，就是不合時宜的言論。……當時憲宗初繼大位，一反“永貞革新”的諸般措施。識時務者應該歌頌當今，而不應稱贊前代，尤其不該大講“受命不于天”的話。這樣的文章，從思想說，是高不可及的；從為人說，卻是愚不可及的。”曾鞏歌頌宋太祖，犯了和柳宗元一樣的錯誤。

曾鞏再入朝廷之前，多年在外地任職，對朝廷的一些内情不太了解，這也讓他對現實不太适應。如曾鞏任中書舍人為皇帝草制，這一文字工作，對曾鞏來說是遊刃有餘的，但為皇帝草制，光有寫作能力還遠遠不夠，還需要有“推度聖意”的能力。若不能洞悉皇帝隐秘的内心世界，文章寫得好也是沒用的。可能還适得其反。曾鞏在為韓維草拟的诰詞中，稱韓維“純明直亮”，他不知道神宗内心中對韓維很厭惡，結果是讓神宗大動肝火，批評曾鞏“草詞乖僻”，令曾鞏“贖銅十斤”。

曾鞏曾作《與杜相公書》，言：“鞏多難而貧且賤，學與衆違，而言行少合于世”，“然用心于載籍之文，以求古人之緒言餘旨，以自樂于環堵之内，而不亂于貧賤之中，雖不足希盛德之萬一，亦庶幾不負其意。”“學與衆違，而言行少合于世”，這确是曾鞏的一個重要的特點。但曾鞏很少直接批判現實，給人一種道德修養深厚的印象。

曾鞏的這一特點，是時代的發展變化的一種反映。唐宋時期是中國古代社會變革的重要時期，其重要的表現即是皇權的加強，在這一過程中，儒學适應着社會的變革，自身也有所改變。其中一個重要的表現是建構了自己的内在的道德世界，而其代價是弱化了對社會現實的批判。這樣的儒學，與漢代知識分子對朝廷惡勢力的拼死抗争态度判然有别，與中唐時期的韓愈、柳宗元也有明顯的不同。韓愈能夠言行相符，“忠犯人主之怒，而勇奪三軍之帥”，以自己的行動實踐着儒學思想。宋明理學與此不同。他們缺乏韓愈的勇氣。主要是增強自己的修養。如《張橫渠先生行狀》記張載事迹：“終日危坐以室，左右簡編，俯而讀，仰而思，有得則識之，或中夜起坐，取燭以書。其志道精思，未始須臾息，亦未嘗須臾忘也。”程颢的詩：“閑來無事不從容，睡覺東窗日已紅。萬物靜觀皆自得，四時佳興與人同。道通天地有形外，思入風雲變态中。富貴不淫貧賤樂，男兒到此是豪雄。”都可謂是宋儒的典型。漢、唐的儒者因肩負社會責任與曆史使命，對群眾的疾苦懷有同情之心，心中多有不平，故難有“閑來無事不從容”的感受。而宋儒雖也有對社會政治的關心，但缺乏必要的勇氣。曾鞏的思想與心态，可以說展現着從韓、柳向宋明理學的過渡。曾鞏内心仍然有着對社會政治的不滿，自嘲“迂闊”，言“世之迂闊，孰有甚于予乎？”即是對社會政治不滿的一種表現。但這種不滿已經大大弱化。他雖然還沒有“修煉”到南宋理學家的那種境界，但已開啟了這一修煉。是以理學家如朱熹，對韓愈不滿，對曾鞏卻有很高的評價。朱熹《南豐先生年譜》雲：“予讀曾氏書，未嘗不掩卷廢書而歎，何世知公淺也！蓋公之文高矣，自孟、韓以來，作者之盛未有至于斯。夫其是以重于世者，豈苟而雲哉！然世或徒以是知之，故知之淺也。”朱熹對曾鞏有這樣高的評價，正因曾鞏思想與理學接近。

在有些時候，曾鞏也能夠“想得開”，而且能夠勸說别人想得開。如曾鞏作《送周屯田序》，一方面說，緻仕即退休之後，“徒禦散矣，賓客去矣，百物之順其欲者不足，人之群嬉屬好之交不與，約居而獨遊，散棄乎山墟林莽陋巷窮闾之間”，生活很不如意。另方面又說

退休後“雖然不及乎尊事，可以委蛇其身而益閑；不享乎珍好，可以窒煩除薄而益安。不去乎深山長谷，豈不足以易其庠序之位；不居其榮，豈有患乎其辱哉？”這樣的文章，是給退休的同僚做“說服”，讓他适應現實：退休也有退休的好處。

唐宋八大家中，韓愈、柳宗元、歐陽修、蘇轼以及王安石，這五人都是多才多藝的，他們同時是文學家、思想家、政治家。曾鞏是則不太夠得上，他主要是文章家。

曾鞏的文章寫作的主要内容，與其人生經曆有密切的關系。大緻可以39歲進士及第為界，劃分為前後兩個時期。前期的文章内容多樣，後期則以應用文為主。前期影響較大的文章有29歲時作的《寄歐陽舍人書》，30歲時作的《墨池記》，31歲時作的《宜黃縣縣學記》等。

《寄歐陽舍人書》是曾鞏向歐陽修表達謝意的一封書信。這篇文章寫得很有技巧。文章開頭寫受到歐陽修為其祖父曾緻堯所寫的碑銘時，“反複觀誦，感與慚并”，但接下去并不直接寫自己對歐陽修的感謝，而是從“反複觀誦，感與慚并”引發出一大段議論來，談論銘志與史傳的異同。又指出“世之衰”，“銘始不實”，并認為之是以如此，是因為 “托之非人，書之非公與是”，由此突出了歐陽修所寫的墓碑銘的重要價值，為下文頌揚歐陽修作銘之功德作鋪墊。

《墨池記》從傳說的王羲之墨池說起，贊歎羲之的書法，指出王羲之的書法成就“亦以精力自緻者，非天成也”，并由鑽研書法生發出“欲深造道德”也需要刻苦磨砺的道理。文章小中見大。由墨池而引向人生。

曾鞏後期的文章，多是應用文。代表作如《戰國策目錄序》，文章簡潔明了地叙述了校勘《戰國策》的過程，闡發了儒家關于道與法關系的思想。明确提出了“法者，是以适變也，不必盡同，道者，是以立本也，不可不一”的思想見解。《越州趙公救災記》，可以說是一篇文字簡潔而又内容翔實的救災工作彙報。這樣的文章，官場是很需要的。是以也一直受到好評。茅坤雲：“救災者熟讀此文，則于地方之流亡如掌股間矣。” 乾隆《禦選唐宋文醇》更說：“趙忭救災之法盡善盡美，而鞏所記又複詳盡明晰，司牧之臣案間必備之書。”

曾鞏的文章不僅具有直接的實用價值，也對科舉考試有意義。孫琮《山曉閣曾南豐文選》評價《墨池記》雲：“有軍之書，‘以精力自緻’，此題中所有也；因右軍學書，而勉人‘深造道德’，此題中所無也。既發本題所有，又補本提所無，尺幅之間，雲霞百變，熟此可無窘筆。”所謂“熟此可無窘筆”，是說，學習曾鞏這類文章，能夠大大開闊思路。這應試所特别需要的。當然平時寫作，也需要開闊思路。

曾鞏的文章，有一些也很雄渾、有氣勢。阮忠提出曾鞏文章風格的多重性的問題。并舉了一些例子，如熙甯十年所寫的《祭王平甫文》：“嗚呼平甫！決江河不足以為子之高談雄辯，吞雲夢不足以為子的博聞強記。至若操紙為文，落筆千字，徜徉恣肆，如不可窮，秘怪恍惚，亦莫之系，皆足以高視古今，傑出倫類。”……這年曾鞏五十九歲，實在是人生晚年了。

曾鞏雄渾而有氣勢之文不僅見于上面這樣的描寫，還有他的叙說、議論之辭。不妨看看他《讀賈誼傳》的開篇：“餘讀三代兩漢之書，至于奇辭奧旨，光輝淵澄，洞達心腑，如登高尚以望長江之活流，而恍然駭其氣之壯也。故詭辭誘之而不能動，淫辭迫之而不能顧，考是與非若别白黑而不能惑，浩浩洋洋，波徹際涯，雖千萬年之遠，而若會于吾心，蓋自喜其資之者深而得之者多也。”這是曾鞏自述的讀書心得，描述了自己對“奇辭奧旨”産生的興趣，在形容讀書的感覺時描述所謂放眼望長江之浩流的心态，對長江的恢弘氣勢别有會心。……文章的氣勢同樣是在比拟中得到自然的顯現。

歐陽修評價曾鞏時曾說：“我始見曾子，文章初亦然。昆侖傾黃河，渺漫盈百川。” “昆侖傾黃河，渺漫盈百川”應指曾鞏的文章氣勢浩大。

曾鞏的文章風格也是具有多樣性特點的，但後人評價曾鞏時，似乎對此不很關注，而這也是有原因的。一種原因在于唐宋八大家的經典化。本來，唐宋八大家這八位文學家，各自的風格也都有多樣性的特點，但在流傳過程中，編撰唐宋八大家文章選集的人，多是着眼于其風格中最有特色的一個方面選編其文章，使唐宋八大家各顯特色，形成一個各具特點的整體。如貝瓊《唐宋六家文衡序》言：“蓋韓之奇、柳之峻，歐陽之粹、曾之嚴、王之潔、蘇之博，各有其體，以成一家之言。”陳造《題六君子古文後》也說：“古文衰于東京，至唐韓、柳則盛，未幾複衰，至本朝歐陽複盛。……如韓之粹而古、柳之辨而古、六一渾厚而古、河南之簡切而古，南豐之密而古，後山之奇而古，是皆可仰而師，集而參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