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巩的道德文章

唐晓敏

一直以来，人们多认为曾巩是富有道德精神的“醇儒”。所谓“醇儒”，有多方面的含义，首先是思想上认同儒家的思想原则。而且，当儒家的思想原则与现实社会不一致的时候，应该是宁可牺牲对社会的适应也要坚持儒家的思想原则。但这种对儒家思想原则的坚持，又并非采取激烈批判现实的形式。曾巩正是这样。

曾巩自幼接受的是儒家经典的教育。他心中的理想政治，是儒家经典所描绘的政治蓝图，即所谓的“古之制”。这种政治蓝图与后代的政治现实是不一致的。因此，对儒家政治蓝图的描绘，即隐含着对现实的批评。曾巩即是如此。他在《上蔡学士书》说：

古之制善矣。夫天子所尊而听者宰相也，然接之有时，不得数且久矣。惟谏官随宰相入奏事，奏已，宰相退归中书，盖常然矣。至于谏官，出入言动相缀接，蚤暮相亲，未闻其当退也。如此，则事之得失，蚤思之不待暮而以言可也，暮思之不待越宿而以言可也，不谕则极辨之可也。屡进而陈之，宜莫若此之详且实也，虽有邪人、庸人，不得而间焉。故曰：成此美者，其不在于谏官乎！

今谏官之见也有间矣，其不能朝夕上下议亦明矣。禁中之与居，女妇而已尔，舍是则寺人而已尔，庸者、邪者而已尔。其于冥冥之间，议论之际，岂不易行其间哉！如此，则巩见今日两府谏官之危，而未见国家天下之安也。

曾巩所说的“古制”，实际是汉代的政治体制。汉代的政治体制的一个特点是丞相权力很大。一方面是“掌丞天子，助理万机”，参与决策；另一方面是“总领百官，事无不统”，负责政令的执行。因此，宰相是天子“所尊而听者”。同时，汉代谏官也发挥着监督天子的重要作用。而到宋代，情况已经不同。宋代的宰相自然是远远没有汉代丞相那样的的权力。而谏官也发挥不了汉代谏官监督天子的作用。曾巩怀念“古之制”，这是对宋代皇权膨胀的委婉的批评。

汉代还有一个特点，即中央与地方的力量相对平衡。或者说，地方官员仍然有一定的权力。汉代的郡太守，“辟除赏罚，兵刑赋役，皆得以专制。”即拥有辟除地方政府属吏之权，掌握兵权，有支配地方财政之权。而到了后来，地方官员的这些权力都后已被剥夺。这种情况，也是曾巩所忧虑的。曾巩《送蔡元振序》言：

古之州从事皆自辟士，士亦择所从，故宾主相得也。如不得其志，去之可也。今之州从事皆命于朝，非惟守不得择士，士亦不得择所从，宾主岂尽相得哉！如不得其志，未可以辄去也。故守之治，从事无为可也；守之不治，从事举其政，亦势然也。

显然，曾巩看出了中央权力过大的问题。他的看法，是很有见地的。

在历史上，真正的儒生坚守着儒家的思想原则，即使这些数学原则不合于现实，也不放弃它以适应社会现实，儒生的这一特点，被看做“迂阔”。曾巩也正是这样。他曾作《赠黎安二生序》，文中写道：

黎生补江陵府司法参军，将行，请予言以为赠。余曰：“余之知生，既得之于心矣，乃将以言相求于外邪？”黎生曰：“生与安生之学于斯文，里之人皆笑以为迂阔，今求子之言，盖将解惑于里人。”余闻之，自顾而笑。夫世之迂阔，孰有甚于予乎？知信乎古而不知合乎世，知志乎道而不知同乎俗，此余所以困于今而不自知也。世之迂阔，孰有甚于予乎？今生之迂，特以文不近俗，迂之小者耳，患为笑于里之人。若余之迂大矣，使生持吾言而归，且重得罪，庸讵止于笑乎！

黎生对曾巩说，家乡人认为自己“迂阔”，因此请曾巩赠言，以解除家乡人的认识。曾巩听到这儿，不禁“自顾而笑”。他想到，黎生的迂阔不过是小的迂阔，而自己“知信乎古而不知合乎世，知志乎道而不知同乎俗”，才是真正的迂阔。

在现实中，曾巩也有着“迂阔”的一面。曾巩晚年经向朝廷请求而被招回京。神宗以其精于史学，委任史馆修撰，编纂五朝史纲。曾巩接受朝廷任命，承担修撰国史的任务。这年十月，曾巩写了《进太祖皇帝总序并状》，极力称颂宋太祖功德，将其与汉高祖相比，以为刘邦所不及者有十数处，因而可以比迹尧舜，神宗阅后不悦，认为不应与古人较优劣。其实,《进太祖皇帝总序》全文近2700字，“十不及”仅300余字。写了这“十不及”，并非神宗不满此文的主要原因。让神宗生气的真正的原因，曾巩这样盛赞太祖。

中唐时期，柳宗元也曾这样歌颂过前朝皇帝。宪宗即位，柳宗元写了一篇叫《贞符》的文章，从高祖一直歌颂到德宗、顺宗，没有“聚焦”到宪宗上。因此，宪宗很不满意。对此，郭预衡先生做了分析，说“《贞符》一文，就是不合时宜的言论。……当时宪宗初继大位，一反“永贞革新”的诸般措施。识时务者应该歌颂当今，而不应称赞前代，尤其不该大讲“受命不于天”的话。这样的文章，从思想说，是高不可及的；从为人说，却是愚不可及的。”曾巩歌颂宋太祖，犯了和柳宗元一样的错误。

曾巩再入朝廷之前，多年在外地任职，对朝廷的一些内情不太了解，这也让他对现实不太适应。如曾巩任中书舍人为皇帝草制，这一文字工作，对曾巩来说是游刃有余的，但为皇帝草制，光有写作能力还远远不够，还需要有“推度圣意”的能力。若不能洞悉皇帝隐秘的内心世界，文章写得好也是没用的。可能还适得其反。曾巩在为韩维草拟的诰词中，称韩维“纯明直亮”，他不知道神宗内心中对韩维很厌恶，结果是让神宗大动肝火，批评曾巩“草词乖僻”，令曾巩“赎铜十斤”。

曾巩曾作《与杜相公书》，言：“巩多难而贫且贱，学与众违，而言行少合于世”，“然用心于载籍之文，以求古人之绪言余旨，以自乐于环堵之内，而不乱于贫贱之中，虽不足希盛德之万一，亦庶几不负其意。”“学与众违，而言行少合于世”，这确是曾巩的一个重要的特点。但曾巩很少直接批判现实，给人一种道德修养深厚的印象。

曾巩的这一特点，是时代的发展变化的一种反映。唐宋时期是中国古代社会变革的重要时期，其重要的表现即是皇权的加强，在这一过程中，儒学适应着社会的变革，自身也有所改变。其中一个重要的表现是建构了自己的内在的道德世界，而其代价是弱化了对社会现实的批判。这样的儒学，与汉代知识分子对朝廷恶势力的拼死抗争态度判然有别，与中唐时期的韩愈、柳宗元也有明显的不同。韩愈能够言行相符，“忠犯人主之怒，而勇夺三军之帅”，以自己的行动实践着儒学思想。宋明理学与此不同。他们缺乏韩愈的勇气。主要是增强自己的修养。如《张横渠先生行状》记张载事迹：“终日危坐以室，左右简编，俯而读，仰而思，有得则识之，或中夜起坐，取烛以书。其志道精思，未始须臾息，亦未尝须臾忘也。”程颢的诗：“闲来无事不从容，睡觉东窗日已红。万物静观皆自得，四时佳兴与人同。道通天地有形外，思入风云变态中。富贵不淫贫贱乐，男儿到此是豪雄。”都可谓是宋儒的典型。汉、唐的儒者因肩负社会责任与历史使命，对民众的疾苦怀有同情之心，心中多有不平，故难有“闲来无事不从容”的感受。而宋儒虽也有对社会政治的关心，但缺乏必要的勇气。曾巩的思想与心态，可以说体现着从韩、柳向宋明理学的过渡。曾巩内心仍然有着对社会政治的不满，自嘲“迂阔”，言“世之迂阔，孰有甚于予乎？”即是对社会政治不满的一种表现。但这种不满已经大大弱化。他虽然还没有“修炼”到南宋理学家的那种境界，但已开启了这一修炼。因此理学家如朱熹，对韩愈不满，对曾巩却有很高的评价。朱熹《南丰先生年谱》云：“予读曾氏书，未尝不掩卷废书而叹，何世知公浅也！盖公之文高矣，自孟、韩以来，作者之盛未有至于斯。夫其所以重于世者，岂苟而云哉！然世或徒以是知之，故知之浅也。”朱熹对曾巩有这样高的评价，正因曾巩思想与理学接近。

在有些时候，曾巩也能够“想得开”，而且能够劝说别人想得开。如曾巩作《送周屯田序》，一方面说，致仕即退休之后，“徒御散矣，宾客去矣，百物之顺其欲者不足，人之群嬉属好之交不与，约居而独游，散弃乎山墟林莽陋巷穷闾之间”，生活很不如意。另方面又说

退休后“虽然不及乎尊事，可以委蛇其身而益闲；不享乎珍好，可以窒烦除薄而益安。不去乎深山长谷，岂不足以易其庠序之位；不居其荣，岂有患乎其辱哉？”这样的文章，是给退休的同事做“思想工作”，让他适应现实：退休也有退休的好处。

唐宋八大家中，韩愈、柳宗元、欧阳修、苏轼以及王安石，这五人都是多才多艺的，他们同时是文学家、思想家、政治家。曾巩是则不太够得上，他主要是文章家。

曾巩的文章写作的主要内容，与其人生经历有密切的关系。大致可以39岁进士及第为界，划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的文章内容多样，后期则以应用文为主。前期影响较大的文章有29岁时作的《寄欧阳舍人书》，30岁时作的《墨池记》，31岁时作的《宜黄县县学记》等。

《寄欧阳舍人书》是曾巩向欧阳修表达谢意的一封书信。这篇文章写得很有技巧。文章开头写受到欧阳修为其祖父曾致尧所写的碑铭时，“反复观诵，感与惭并”，但接下去并不直接写自己对欧阳修的感谢，而是从“反复观诵，感与惭并”引发出一大段议论来，谈论铭志与史传的异同。又指出“世之衰”，“铭始不实”，并认为之所以如此，是因为 “托之非人，书之非公与是”，由此突出了欧阳修所写的墓碑铭的重要价值，为下文颂扬欧阳修作铭之功德作铺垫。

《墨池记》从传说的王羲之墨池说起，赞叹羲之的书法，指出王羲之的书法成就“亦以精力自致者，非天成也”，并由钻研书法生发出“欲深造道德”也需要刻苦磨砺的道理。文章小中见大。由墨池而引向人生。

曾巩后期的文章，多是应用文。代表作如《战国策目录序》，文章简洁明了地叙述了校勘《战国策》的过程，阐发了儒家关于道与法关系的思想。明确提出了“法者，所以适变也，不必尽同，道者，所以立本也，不可不一”的思想见解。《越州赵公救灾记》，可以说是一篇文字简洁而又内容翔实的救灾工作汇报。这样的文章，官场是很需要的。因此也一直受到好评。茅坤云：“救灾者熟读此文，则于地方之流亡如掌股间矣。” 乾隆《御选唐宋文醇》更说：“赵忭救灾之法尽善尽美，而巩所记又复详尽明晰，司牧之臣案间必备之书。”

曾巩的文章不仅具有直接的实用价值，也对科举考试有意义。孙琮《山晓阁曾南丰文选》评价《墨池记》云：“有军之书，‘以精力自致’，此题中所有也；因右军学书，而勉人‘深造道德’，此题中所无也。既发本题所有，又补本提所无，尺幅之间，云霞百变，熟此可无窘笔。”所谓“熟此可无窘笔”，是说，学习曾巩这类文章，能够大大开阔思路。这应试所特别需要的。当然平时写作，也需要开阔思路。

曾巩的文章，有一些也很雄浑、有气势。阮忠提出曾巩文章风格的多重性的问题。并举了一些例子，如熙宁十年所写的《祭王平甫文》：“呜呼平甫！决江河不足以为子之高谈雄辩，吞云梦不足以为子的博闻强记。至若操纸为文，落笔千字，徜徉恣肆，如不可穷，秘怪恍惚，亦莫之系，皆足以高视古今，杰出伦类。”……这年曾巩五十九岁，实在是人生晚年了。

曾巩雄浑而有气势之文不仅见于上面这样的描写，还有他的叙说、议论之辞。不妨看看他《读贾谊传》的开篇：“余读三代两汉之书，至于奇辞奥旨，光辉渊澄，洞达心腑，如登高尚以望长江之活流，而恍然骇其气之壮也。故诡辞诱之而不能动，淫辞迫之而不能顾，考是与非若别白黑而不能惑，浩浩洋洋，波彻际涯，虽千万年之远，而若会于吾心，盖自喜其资之者深而得之者多也。”这是曾巩自述的读书心得，描述了自己对“奇辞奥旨”产生的兴趣，在形容读书的感觉时描述所谓放眼望长江之浩流的心态，对长江的恢弘气势别有会心。……文章的气势同样是在比拟中得到自然的显现。

欧阳修评价曾巩时曾说：“我始见曾子，文章初亦然。昆仑倾黄河，渺漫盈百川。” “昆仑倾黄河，渺漫盈百川”应指曾巩的文章气势浩大。

曾巩的文章风格也是具有多样性特点的，但后人评价曾巩时，似乎对此不很关注，而这也是有原因的。一种原因在于唐宋八大家的经典化。本来，唐宋八大家这八位文学家，各自的风格也都有多样性的特点，但在流传过程中，编撰唐宋八大家文章选集的人，多是着眼于其风格中最有特色的一个方面选编其文章，使唐宋八大家各显特色，形成一个各具特点的整体。如贝琼《唐宋六家文衡序》言：“盖韩之奇、柳之峻，欧阳之粹、曾之严、王之洁、苏之博，各有其体，以成一家之言。”陈造《题六君子古文后》也说：“古文衰于东京，至唐韩、柳则盛，未几复衰，至本朝欧阳复盛。……如韩之粹而古、柳之辨而古、六一浑厚而古、河南之简切而古，南丰之密而古，后山之奇而古，是皆可仰而师，集而参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