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郭瑞祥
王安石變法，所用皆小人，王安石本人雖尚有較低的道德底線，但教唆宋神宗鉗制言論以及用權力為自己的新學站台，都是大惡之行。新黨迫害蘇轼，一如其他惡行一樣，背後都是宋神宗站台，但王安石及其新黨甘為皇帝打手，理應釘在曆史的恥辱柱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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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轼眼前見天下無一個不好人，但别人看他未必當好人；他悲憫蒼生，有些人卻隻看見了利益，需要時把他當恩師，當朋友，不需要時就當敵人，當墊腳石。
烏台詩案中，他眼前漫說無一個好人，幾乎找不出一個好人。有些人想拿他殺雞儆猴，有些人想用他飛黃騰達。
極大劣化政治生态的烏台詩案
理工科達人沈括
沈括是中國古代最著名的科學家之一，著有《夢溪筆談》，記載了朝廷故實、耆舊出處，以及許多天文、方志、律曆、音樂、醫藥、蔔算和機械制造等知識。
他創立了隙積術、會圓術；發現了磁偏角；改進了渾儀；揭示了共振現象，是自然科學全才。這在重文輕理的中國古代尤顯可貴。
沈括嘉祐八年進士，那時蘇轼正在鳳翔府任簽判，蘇洵在京，沈括或許此時與蘇洵有交往，他在《夢溪筆談》中曾記錄有蘇洵的言行。
治平二年蘇轼判登聞鼓院、直史館，沈括任一屆地方官後被調入京師，編校昭文館書籍。同在館閣，他們應該相識于此時，但交往時間不長，也沒有留下任何文字記錄。再之後，蘇轼回眉山服父喪，沈括回錢塘服母喪，蘇轼熙甯二年回朝，沈括熙甯四年回朝。
這時他們面臨着艱難地選擇，是追随王安石進行變法，還是跟着老臣們結成同盟反對變法？二人在這裡走上了岔路，各行其是，背道而馳。
交情不深，又身處兩個陣營，蘇轼和沈括之間沒有深厚的友誼。也沒有直接的利害沖突，長時間裡相安無事。
熙甯五年，淮南饑荒，沈括受命巡察，主要察看赈災糧食常平倉的發放和荒田治理情況，之後又巡察兩浙的水利，這時與蘇轼在杭州見面了。
李焘《續資治通鑒長編》引王銍《元祐補錄》一書内容說：
（沈）括素與蘇轼同在館閣，轼論事與時異，補外。括察訪兩浙，陛辭，神宗語括曰：“蘇轼通判杭州，卿其善遇之。”括至杭，與轼論舊，求手錄近詩一通，歸則簽帖以進，雲詞皆讪怼。轼聞之，複寄詩。劉恕戲曰：“不憂進了也？”其後，李定、舒亶論轼詩置獄，實本于括雲。
按照這段記載，詩案的由頭可追溯到熙甯五年，沈括巡察時向蘇轼讨要近作，蘇轼給了他一本手抄詩集，沈括回京後獻給了宋神宗，打算陷害蘇轼。
換言之，沈括是烏台詩案的始作俑者。現代作家餘秋雨将這一條記載寫入他的散文《蘇東坡突圍》中，并由此将沈括歸入“小人”的行列。
這濃眉大眼的也幹壞事
李焘是位嚴肅的史學家，他在引文之末，特别說明：“此事附注，當考詳，恐年月先後差池不合。”意思是時間上對不上号，畢竟熙甯五年到元豐二年，相距七年，這個時間差太長了。
不過，中國有句俗話：“無風不起浪”。王銍生活在兩宋相交，離烏台詩案并不遙遠，記錄這一條或許有些依據，或者有些傳聞。假定王銍記錄為真，一定能得出沈括是“小人”的結論嗎？
未必。
王銍記載得很清楚，宋神宗非常關注蘇轼，特意交待沈括“善遇之”。沈括奉命接觸蘇轼，回來後将蘇轼詩集交給宋神宗，這屬正常操作，完成聖命而已。
至于“雲詞皆讪怼”，史籍沒有留下沈括的奏章，《宋神宗實錄》之類也沒有記載，應當是王銍的臆斷了。
問題的關鍵是，宋神宗為什麼格外關注蘇轼？
無非有兩種原因，一是惜才，認為蘇轼通判杭州大材小用，準備伺機提拔；二是警惕，知道蘇轼經常作詩譏讪新法，讓沈括借機試探、調查。
蘇轼通判杭州後知密州、徐州，雖然職位有所提升，但兩州都屬小州、窮州，其仕途路線并不理想。
再結合宋神宗一手炮制了“烏台詩案”，可以推斷，沈括求蘇轼的詩集，正是宋神宗的授意，從那時起，他就在暗中調查蘇轼，收集蘇轼的“黑材料”。
不要被“卿其善遇之”迷惑了，為尊者諱而已。
不孝子李定
詩案發酵在元豐二年。
蘇轼從徐州移知湖州，元豐二年四月二十一日到任，按慣例向朝廷上表謝恩：
臣轼言。蒙恩就移前件差遣，已于今月二十日到任上訖者。風俗阜安，在東南号為無事；山水清遠，本朝廷是以優賢。顧惟何人，亦與茲選。臣轼中謝。伏念臣性資頑鄙，名迹堙微。議論闊疏，文學淺陋。凡人必有一得，而臣獨無寸長。荷先帝之誤恩，擢置三館；蒙陛下之過聽，付以兩州。非不欲痛自激昂，少酬恩造。而才分所局，有過無功；法令具存，雖勤何補。罪固多矣，臣猶知之。夫何越次之名邦，更許借資而顯受。顧惟無狀，豈不知恩。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天覆群生，海涵萬族。用人不求其備，嘉善而矜不能。知其愚不适時，難以追陪新進；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養小民。而臣頃在錢塘，樂其風土。魚鳥之性，既能自得于江湖；吳越之人，亦安臣之教令。敢不奉法勤職，息訟平刑。上以廣朝廷之仁，下以慰父老之望。臣無任。
謝表呈上後，要張貼于文德殿外，供朝臣觀看品評。
謝表本是官員到任的必要流程，無非是感謝皇帝恩典，表态要殚精竭慮作好任内之事，一般人不會認真品讀，更不會仔細審示。然而蘇轼這篇《湖州謝上表》，偏偏有人較了真，因為謝上表中的句子戳痛了某些人的神經。
七月四日，監察禦史裡行何正臣首先發難。他上劄子說，蘇轼謝上表裡有句子：“愚不适時，難以追陪新進；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養小民。”“新進”怎麼講？指的是皇帝提拔的年輕人啊！這分明是“愚弄朝廷，妄自尊大”，這話流傳到中外，怎能不讓人歎驚！
然後他從《謝表》引發開來，攻擊蘇轼“惡不見悛，怙終自若，謗讪譏罵，無所不為。”何正臣舉例說：“一有水旱之災，盜賊之變，轼必倡言，歸咎新法，喜動顔色，惟恐不甚。”強調說，“世之大惡，何以複加！”
何正臣從市場上買了一本蘇轼的雕版詩集，呈送給宋神宗，乞請“大明誅賞以示天下”。
對何正臣的劄子，宋神宗可以置之不理，但他批轉到了中書省。這是一種态度，表示他認為這道劄子有一定價值，需要中書省研究處理。
還未等中書省拿出處理意見，另一位監察禦史裡行舒亶的劄子又呈送到了宋神宗面前。舒亶奏曰：
且陛下自新美法度以來，異論之人，固不為少。然其大，不過文亂事實，造作讒說，以為搖奪沮壞之計；其次，又不過腹非背毀，行察坐伺，以幸天下之無成功而已。至于包藏禍心，冤望其上，讪讟謾罵，而無複人臣之節者，未有如轼也。
變法以來，有的人捏造事實，擾亂視聽；有的人當面不說，背後亂說，诋毀新法。然而比起蘇轼，這些人的罪惡算是輕微了。蘇轼對聖上心懷不滿，诽謗謾罵，已經失去了作為臣子應有的禮節。
如果說何正臣彈劾蘇轼，尚屬泛泛而談，舒亶則從蘇轼詩歌中摘出了“執行個體”：
陛下向貧民發錢，蘇轼寫詩諷刺助長了貧民的遊手好閑：“赢得兒童語言好，一年強半在城中。”
陛下立法課試郡吏，蘇轼陰陽怪氣：“讀書萬卷不讀律，緻君堯舜知無術。”
陛下興修水利，蘇轼冷嘲熱諷：“東海若知明主意，應教斥鹵變桑田。”
陛下禁私鹽，蘇轼卻作詩暗指群眾吃不上鹽：“豈是聞韶解忘味，迩來三月食無鹽。”
舒亶的用意很明顯：蘇轼在跟皇帝對着幹！接着，舒亶又用惡毒的語言挑撥道：
轼在此時，以苟得之虛名，無用之曲學，官為省郎，職在文館，典領寄任，又皆古所謂二千石。臣獨不知陛下何負于天下與轼輩，而轼敢為悻慢，無所畏忌，以至如是。
舒亶上表的第二天，禦史中丞李定就迫不及待地再上劄子，列舉蘇轼有四條“可廢之罪”：
一是在其惡行已經昭著的情況下，仍然不思悔改；二是皇帝耐心教化蘇轼，但對他的思想改造沒有效果，隻能“廢之”；三是蘇轼的言論具有很大的蠱惑性，必需從肉體上消滅他；四是蘇轼對沒有受到重用心懷憤懑，讪上罵下，發洩私怨，這是法律所不能寬宥的。
李定所謂“廢之”，就是要殺掉蘇轼。
七月三日，宋神宗終于降下聖旨：送禦史台根勘聞奏。“根勘”，即徹底調查清楚。有了這道聖旨，禦史台就可以立案調查了。
何正臣、舒亶、李定是烏台詩案的發起人，他們過去與蘇轼有什麼恩怨？
何正臣，字君表，江西人，與蘇轼年齡相當。江西出神童，晏殊14歲就被賜予同進士出身，王安石筆下的“仲永”也是江西神童。何正臣8歲應童子科，賜授童子出身，宋仁宗還專門為他寫過一首詩《賜神童何正臣還鄉歌》。
不過，何正臣中進士卻很晚，一直到治平四年，那時候蘇轼正在眉山守孝，二人并不認識。熙甯年間，也沒有資料顯示二人有任何交集。
舒亶，字信道，慈溪人，治平二年進士，授官臨海縣尉。縣尉主管治安，舒亶濫用職權，未經審判擅殺部屬，隻好辭官回鄉。
變法正需要不蹈正常的人，王安石看中了他，讓他到各地督導青苗法落實情況，熙甯八年又擢進禦史台。
舒亶文才不錯，流傳下來的詩詞有50餘首。不過他與蘇轼也沒有什麼往來。
禦史中丞李定，在變法初期算得上風雲人物。
李定比王安石小七歲，揚州人，《宋史》記載他“少受學于王安石”，王安石二十四歲中進士後到淮南任判官，工作地點在揚州，應該在這個時候教導過李定。李定中進士幾年後升任秀州（今浙江嘉興）軍事判官，相當于知州的軍事助理，職位并不高。
熙甯三年四月，李定秩滿入京，等待下一次任命。他先去拜訪知谏院李常，李常詢問秀州青苗法執行情況，李定不知道新舊兩黨正為青苗法争執得不可開交，傻乎乎地回答：“老百姓感到便利，都非常擁護這項新政。”李常不高興，交待他：“見到别人千萬不要說這樣的話。”
次日，李定去拜谒王安石，向王安石陳述了在李常處的遭遇，訴苦說：“學生初來京城，不知道還有忌諱，隻是說了實情。”自青苗法出台以來，這是第一位報喜的地方官，王安石高興極了，秘密将李定推薦給宋神宗，李定由此時來運轉，進入了仕途的快車道。
王安石的黨羽多是這種奇形怪狀的玩意兒
李定的出現，對于舊黨相當于一記悶拳。宋神宗将李常逐出谏院，打算由李定接任。但這時，李定爆出了一樁醜聞。
李定在秀州軍事判官之前任泾縣主簿，期間他的親生母親仇氏去世，李定隐瞞不報，不為母親服喪。
仇氏是李定父親的妾，地位雖低，但畢竟是生母，焉有不為生母服喪的道理？！這是一顆重磅炸彈，養子不孝，有悖人倫，何以為官？如果爆料屬實，不要說做禦史，李定的仕途生涯恐怕将提前終結。
宋神宗下令調查，發現這位仇氏很早就離開了李家，李定并不知道生母是誰。後來李定聽到風聲，曾向父親求證，父親隐瞞了真相，告訴他親生母親不是仇氏。
事情似乎可以告一段落了，不想一個月後，又發生了一件事，同李定形成鮮明對比，最終影響到了李定的仕途。
駕部郎中的朱壽昌，生母劉氏也是父親的妾，生下朱壽昌一年多，被賣出朱府，不知所向。朱壽昌想念母親，幹脆辭去官職，行走四方，到處尋找母親。也許他的孝心感動了上蒼，分别五十年後居然真的找到了母親。
朱壽昌棄官尋母的事迹恰在這時傳到朝廷，人們紛紛作詩褒揚他，其中就有蘇轼。
有分析稱蘇轼作詩贊美朱壽昌，襯托出李定不孝，讓李定十分難堪，是以李定伺機報複，發轫了烏台詩案，而何正臣、舒亶皆是受了李定指使。
這應該不是事情的全部真相。蘇轼曾将王安石、呂惠卿比作董卓、王莽，王安石想利用謝景溫打擊蘇轼，但沒有成功。
王安石尚且做不到的事，李定如何能做到？是以李定一定得到了更大人物的首肯甚至慫恿，這個人物的能量在王安石之上，他就是宋神宗。
谄媚之徒張璪
得了皇帝的敕令，禦史台立刻派人到湖州拘捕蘇轼，将他打入大獄。
皇帝委派了兩個主審官，一個是知谏院張璪，一個是禦史中丞李定。
張璪初名張琥，是蘇轼同年進士，蘇轼簽判鳳翔府時，張璪任鳳翔法曹，二人過往比較密切。
嘉祐八年十一月，張璪調職回京，蘇轼有文相贈，曰《稼說》，以種田比喻學習、做事，講述厚積薄發的道理：
吾少也有志于學，不幸而早得與吾子同年，吾子之得，亦不可謂不早也。吾今雖欲自以為不足，而衆已妄推之矣。嗚呼！吾子其去此，而務學也哉！博觀而約取，厚積而薄發，吾告子止于此矣。
二人考中進士時都很年輕，受到衆人推捧，蘇轼卻自以為不足，勸張璪堅持學習。
蘇轼在文章最後還特意交待，你到京城如果見到蘇轍，也把這番道理講給他聽。可見蘇轼有意讓蘇轍與張璪遊，把張璪當成了“圈裡人”。
然而張璪卻是個見風使舵的小人，《宋史》本傳記載劉摯彈劾他：“初奉安石，旋附惠卿，随王珪，黨章惇，谄蔡确。數人之性不同，而能探情變節，左右從順，各得其歡心。”總之一句話，誰在任上巴結誰。
360度無死角舔菊高手張璪
攀附上新黨後，張璪将舊黨這些朋友抛到了一邊，包括蘇轼。現在眼看蘇轼要倒黴，張璪便踩上一腳，作為自己進身的階梯。
審問一開始，張璪就頤指氣使：“祖上五代以内有沒有可以免死的丹書鐵券呀？”言外之意這次必死無疑。
舒亶已經列舉了蘇轼詩詞中所謂“包藏禍心，冤望其上，讪讟謾罵”的内容，然而還不夠，他們要通過審問擴大成果。為此查閱了七十多人與蘇轼的往來文字，威逼利誘蘇轼招認有譏刺朝廷、幹涉時政之意。
對于禦史台的指控，蘇轼當然不會承認。據記載，八月十八日蘇轼入獄，二十日即有供狀，蘇轼僅承認《山村》一詩涉及時政，其餘文字無幹時事；二十二日、二十四日先後又有供狀，堅持沒有譏刺之作。
然而，到三十日，審問取得進展，蘇轼供出有詩賦往來的人員姓名，并承認有譏諷文字。
二十四日到三十日之間，監獄裡發生了什麼？
原權知開封府蘇頌因“失職渎職”遭舒亶彈劾，也被關在禦史台。他曾在獄中賦詩，序言寫道：
己未九月，予赴鞫禦史，聞子瞻先已被系。予晝居三院東閣，而子瞻在知雜南庑，才隔一垣，不得通音息。因作詩四篇，以為異日相遇一噱之資耳。
蘇轼被獨自關在一間屋子裡，與蘇頌一牆之隔。那麼蘇頌聽到了什麼？
卻憐比戶吳興守，诟辱通宵不忍聞。
因蘇轼知湖州，故為“吳興守”。蘇轼屋子裡辱罵之聲不絕于耳，通宵達旦，連隔壁的人都受不了了。由此可見蘇轼在獄中至少受到了巨大的精神折磨。
烏台詩案結束後，蘇轼隻字不提獄中之事，對于是否受到肉體折磨，不得而知。不過，蘇轼在一首詩中曾流露出一些資訊：
去年禦史府，舉動觸四壁。
幽幽百尺井，仰天無一席。
隔牆聞歌呼，自恨計之失。
留詩不忍寫，苦淚漬紙筆。
餘生複何幸，樂事有今日。
詩寫當時絕望的心情。
元祐六年，蘇轼在一道劄子中透露：“到獄即欲不食求死，而先帝遣使就獄，有所約敕，故獄吏不敢别加非橫。”由于宋神宗的限制，獄卒對他算是手下留了情。即使如此，他也曾想過絕食而死。
《孔氏談苑》這本書裡，還談到蘇轼本打算服藥而死：
由是至京師，下禦史獄。李定、舒亶、何正臣雜治之，侵之甚急，欲加以指斥之罪。子瞻憂在必死，嘗服青金丹，即收其餘，窖之土中，以備一旦當死，則并服以自殺。
蘇轼好道，好養生，身上備有青金丹，這種方劑，适量能夠治病，過量能夠緻死，蘇轼把它埋在土中，一旦有不好的消息，打算自盡以保持知識分子最後的尊嚴。
蘇轼在獄中度過一生中最為黑暗的一百三十多個日夜，張璪、李定終于如願以償，拿到了“供狀”。
李定在最初彈劾時，攻擊蘇轼“初無學術，濫得時名，偶中異科，遂叨儒館”，經過這次審訊，卻不得不佩服蘇轼的才能：
李定自鞫東坡獄，勢不可向。一日，于崇政殿門外語同列曰：蘇轼奇才也。俱不敢對。又曰：轼前二三十年所作詩文，引援經史，随問即答，無一字之差，真天下奇才也。歎息久之。
蘇轼博覽群書，記憶力超群，二三十年前的詩文還記得一清二楚，連政敵都不由自主地發出感歎之聲。
張璪、李定想要置蘇轼于死地，但宋朝制度，禦史台僅能審案，定案判罰則由大理寺初審、審刑院複判。
大理寺初審結果是“當徒二年，會赦當原”，意思是按所犯罪行應當關兩年牢獄，但朝廷曾不定期赦免犯罪，蘇轼的罪行都在赦免之列，是以可以無罪釋放。
禦史台對大理寺的判決極為不滿，上書強調蘇轼用心險惡，怎麼可以不殺！然而審刑院的複審支援了大理寺，建議對蘇轼免于處罰。
神宗不甘心放過蘇轼，十二月二十六日特責蘇轼為黃州團練副使，本州安置，不得簽署公事，相當于留職察看。
所謂“特責”就是利用皇帝的權力法外判決，對于殺蘇轼的初心是從輕發落，對于司法部門的審理意見卻是從重處理。
烏台詩案這才塵埃落定。
本文節選自《蘇轼的朋友圈》，已獲出版社授權獨家首發。該書介紹蘇轼及其敵友，從中近距離展示熙豐變法和元祐新政，考證精祥，文筆流暢，感興趣的朋友可以入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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