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郭瑞祥
王安石变法，所用皆小人，王安石本人虽尚有较低的道德底线，但教唆宋神宗钳制言论以及用权力为自己的新学站台，都是大恶之行。新党迫害苏轼，一如其他恶行一样，背后都是宋神宗站台，但王安石及其新党甘为皇帝打手，理应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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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眼前见天下无一个不好人，但别人看他未必当好人；他悲悯苍生，有些人却只看见了利益，需要时把他当恩师，当朋友，不需要时就当敌人，当垫脚石。
乌台诗案中，他眼前漫说无一个好人，几乎找不出一个好人。有些人想拿他杀鸡儆猴，有些人想用他飞黄腾达。
极大劣化政治生态的乌台诗案
理工科达人沈括
沈括是中国古代最著名的科学家之一，著有《梦溪笔谈》，记载了朝廷故实、耆旧出处，以及许多天文、方志、律历、音乐、医药、卜算和机械制造等知识。
他创立了隙积术、会圆术；发现了磁偏角；改进了浑仪；揭示了共振现象，是自然科学全才。这在重文轻理的中国古代尤显可贵。
沈括嘉祐八年进士，那时苏轼正在凤翔府任签判，苏洵在京，沈括或许此时与苏洵有交往，他在《梦溪笔谈》中曾记录有苏洵的言行。
治平二年苏轼判登闻鼓院、直史馆，沈括任一届地方官后被调入京师，编校昭文馆书籍。同在馆阁，他们应该相识于此时，但交往时间不长，也没有留下任何文字记录。再之后，苏轼回眉山服父丧，沈括回钱塘服母丧，苏轼熙宁二年回朝，沈括熙宁四年回朝。
这时他们面临着艰难地选择，是追随王安石进行变法，还是跟着老臣们结成同盟反对变法？二人在这里走上了岔路，各行其是，背道而驰。
交情不深，又身处两个阵营，苏轼和沈括之间没有深厚的友谊。也没有直接的利害冲突，长时间里相安无事。
熙宁五年，淮南饥荒，沈括受命巡察，主要察看赈灾粮食常平仓的发放和荒田治理情况，之后又巡察两浙的水利，这时与苏轼在杭州见面了。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引王銍《元祐补录》一书内容说：
（沈）括素与苏轼同在馆阁，轼论事与时异，补外。括察访两浙，陛辞，神宗语括曰：“苏轼通判杭州，卿其善遇之。”括至杭，与轼论旧，求手录近诗一通，归则签帖以进，云词皆讪怼。轼闻之，复寄诗。刘恕戏曰：“不忧进了也？”其后，李定、舒亶论轼诗置狱，实本于括云。
按照这段记载，诗案的由头可追溯到熙宁五年，沈括巡察时向苏轼讨要近作，苏轼给了他一本手抄诗集，沈括回京后献给了宋神宗，打算陷害苏轼。
换言之，沈括是乌台诗案的始作俑者。现代作家余秋雨将这一条记载写入他的散文《苏东坡突围》中，并由此将沈括归入“小人”的行列。
这浓眉大眼的也干坏事
李焘是位严肃的史学家，他在引文之末，特别说明：“此事附注，当考详，恐年月先后差池不合。”意思是时间上对不上号，毕竟熙宁五年到元丰二年，相距七年，这个时间差太长了。
不过，中国有句俗话：“无风不起浪”。王銍生活在两宋相交，离乌台诗案并不遥远，记录这一条或许有些依据，或者有些传闻。假定王銍记录为真，一定能得出沈括是“小人”的结论吗？
未必。
王銍记载得很清楚，宋神宗非常关注苏轼，特意交待沈括“善遇之”。沈括奉命接触苏轼，回来后将苏轼诗集交给宋神宗，这属正常操作，完成圣命而已。
至于“云词皆讪怼”，史籍没有留下沈括的奏章，《宋神宗实录》之类也没有记载，应当是王銍的臆断了。
问题的关键是，宋神宗为什么格外关注苏轼？
无非有两种原因，一是惜才，认为苏轼通判杭州大材小用，准备伺机提拔；二是警惕，知道苏轼经常作诗讥讪新法，让沈括借机试探、调查。
苏轼通判杭州后知密州、徐州，虽然职位有所提升，但两州都属小州、穷州，其仕途路线并不理想。
再结合宋神宗一手炮制了“乌台诗案”，可以推断，沈括求苏轼的诗集，正是宋神宗的授意，从那时起，他就在暗中调查苏轼，收集苏轼的“黑材料”。
不要被“卿其善遇之”迷惑了，为尊者讳而已。
不孝子李定
诗案发酵在元丰二年。
苏轼从徐州移知湖州，元丰二年四月二十一日到任，按惯例向朝廷上表谢恩：
臣轼言。蒙恩就移前件差遣，已于今月二十日到任上讫者。风俗阜安，在东南号为无事；山水清远，本朝廷所以优贤。顾惟何人，亦与兹选。臣轼中谢。伏念臣性资顽鄙，名迹堙微。议论阔疏，文学浅陋。凡人必有一得，而臣独无寸长。荷先帝之误恩，擢置三馆；蒙陛下之过听，付以两州。非不欲痛自激昂，少酬恩造。而才分所局，有过无功；法令具存，虽勤何补。罪固多矣，臣犹知之。夫何越次之名邦，更许借资而显受。顾惟无状，岂不知恩。此盖伏遇皇帝陛下，天覆群生，海涵万族。用人不求其备，嘉善而矜不能。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而臣顷在钱塘，乐其风土。鱼鸟之性，既能自得于江湖；吴越之人，亦安臣之教令。敢不奉法勤职，息讼平刑。上以广朝廷之仁，下以慰父老之望。臣无任。
谢表呈上后，要张贴于文德殿外，供朝臣观看品评。
谢表本是官员到任的必要流程，无非是感谢皇帝恩典，表态要殚精竭虑作好任内之事，一般人不会认真品读，更不会仔细审示。然而苏轼这篇《湖州谢上表》，偏偏有人较了真，因为谢上表中的句子戳痛了某些人的神经。
七月四日，监察御史里行何正臣首先发难。他上劄子说，苏轼谢上表里有句子：“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新进”怎么讲？指的是皇帝提拔的年轻人啊！这分明是“愚弄朝廷，妄自尊大”，这话流传到中外，怎能不让人叹惊！
然后他从《谢表》引发开来，攻击苏轼“恶不见悛，怙终自若，谤讪讥骂，无所不为。”何正臣举例说：“一有水旱之灾，盗贼之变，轼必倡言，归咎新法，喜动颜色，惟恐不甚。”强调说，“世之大恶，何以复加！”
何正臣从市场上买了一本苏轼的雕版诗集，呈送给宋神宗，乞请“大明诛赏以示天下”。
对何正臣的劄子，宋神宗可以置之不理，但他批转到了中书省。这是一种态度，表示他认为这道劄子有一定价值，需要中书省研究处理。
还未等中书省拿出处理意见，另一位监察御史里行舒亶的劄子又呈送到了宋神宗面前。舒亶奏曰：
且陛下自新美法度以来，异论之人，固不为少。然其大，不过文乱事实，造作谗说，以为摇夺沮坏之计；其次，又不过腹非背毁，行察坐伺，以幸天下之无成功而已。至于包藏祸心，冤望其上，讪讟谩骂，而无复人臣之节者，未有如轼也。
变法以来，有的人捏造事实，扰乱视听；有的人当面不说，背后乱说，诋毁新法。然而比起苏轼，这些人的罪恶算是轻微了。苏轼对圣上心怀不满，诽谤谩骂，已经失去了作为臣子应有的礼节。
如果说何正臣弹劾苏轼，尚属泛泛而谈，舒亶则从苏轼诗歌中摘出了“实例”：
陛下向贫民发钱，苏轼写诗讽刺助长了贫民的游手好闲：“赢得儿童语言好，一年强半在城中。”
陛下立法课试郡吏，苏轼阴阳怪气：“读书万卷不读律，致君尧舜知无术。”
陛下兴修水利，苏轼冷嘲热讽：“东海若知明主意，应教斥卤变桑田。”
陛下禁私盐，苏轼却作诗暗指民众吃不上盐：“岂是闻韶解忘味，迩来三月食无盐。”
舒亶的用意很明显：苏轼在跟皇帝对着干！接着，舒亶又用恶毒的语言挑拨道：
轼在此时，以苟得之虚名，无用之曲学，官为省郎，职在文馆，典领寄任，又皆古所谓二千石。臣独不知陛下何负于天下与轼辈，而轼敢为悻慢，无所畏忌，以至如是。
舒亶上表的第二天，御史中丞李定就迫不及待地再上劄子，列举苏轼有四条“可废之罪”：
一是在其恶行已经昭著的情况下，仍然不思悔改；二是皇帝耐心教化苏轼，但对他的思想改造没有效果，只能“废之”；三是苏轼的言论具有很大的蛊惑性，必需从肉体上消灭他；四是苏轼对没有受到重用心怀愤懑，讪上骂下，发泄私怨，这是法律所不能宽宥的。
李定所谓“废之”，就是要杀掉苏轼。
七月三日，宋神宗终于降下圣旨：送御史台根勘闻奏。“根勘”，即彻底调查清楚。有了这道圣旨，御史台就可以立案调查了。
何正臣、舒亶、李定是乌台诗案的发起人，他们过去与苏轼有什么恩怨？
何正臣，字君表，江西人，与苏轼年龄相当。江西出神童，晏殊14岁就被赐予同进士出身，王安石笔下的“仲永”也是江西神童。何正臣8岁应童子科，赐授童子出身，宋仁宗还专门为他写过一首诗《赐神童何正臣还乡歌》。
不过，何正臣中进士却很晚，一直到治平四年，那时候苏轼正在眉山守孝，二人并不认识。熙宁年间，也没有资料显示二人有任何交集。
舒亶，字信道，慈溪人，治平二年进士，授官临海县尉。县尉主管治安，舒亶滥用职权，未经审判擅杀部属，只好辞官回乡。
变法正需要不蹈常规的人，王安石看中了他，让他到各地督导青苗法落实情况，熙宁八年又擢进御史台。
舒亶文才不错，流传下来的诗词有50余首。不过他与苏轼也没有什么往来。
御史中丞李定，在变法初期算得上风云人物。
李定比王安石小七岁，扬州人，《宋史》记载他“少受学于王安石”，王安石二十四岁中进士后到淮南任判官，工作地点在扬州，应该在这个时候教导过李定。李定中进士几年后升任秀州（今浙江嘉兴）军事判官，相当于知州的军事助理，职位并不高。
熙宁三年四月，李定秩满入京，等待下一次任命。他先去拜访知谏院李常，李常询问秀州青苗法执行情况，李定不知道新旧两党正为青苗法争执得不可开交，傻乎乎地回答：“老百姓感到便利，都非常拥护这项新政。”李常不高兴，交待他：“见到别人千万不要说这样的话。”
次日，李定去拜谒王安石，向王安石陈述了在李常处的遭遇，诉苦说：“学生初来京城，不知道还有忌讳，只是说了实情。”自青苗法出台以来，这是第一位报喜的地方官，王安石高兴极了，秘密将李定推荐给宋神宗，李定由此时来运转，进入了仕途的快车道。
王安石的党羽多是这种奇形怪状的玩意儿
李定的出现，对于旧党相当于一记闷拳。宋神宗将李常逐出谏院，打算由李定接任。但这时，李定爆出了一桩丑闻。
李定在秀州军事判官之前任泾县主簿，期间他的亲生母亲仇氏去世，李定隐瞒不报，不为母亲服丧。
仇氏是李定父亲的妾，地位虽低，但毕竟是生母，焉有不为生母服丧的道理？！这是一颗重磅炸弹，养子不孝，有悖人伦，何以为官？如果爆料属实，不要说做御史，李定的仕途生涯恐怕将提前终结。
宋神宗下令调查，发现这位仇氏很早就离开了李家，李定并不知道生母是谁。后来李定听到风声，曾向父亲求证，父亲隐瞒了真相，告诉他亲生母亲不是仇氏。
事情似乎可以告一段落了，不想一个月后，又发生了一件事，同李定形成鲜明对比，最终影响到了李定的仕途。
驾部郎中的朱寿昌，生母刘氏也是父亲的妾，生下朱寿昌一年多，被卖出朱府，不知所向。朱寿昌想念母亲，干脆辞去官职，行走四方，到处寻找母亲。也许他的孝心感动了上苍，分别五十年后居然真的找到了母亲。
朱寿昌弃官寻母的事迹恰在这时传到朝廷，人们纷纷作诗褒扬他，其中就有苏轼。
有分析称苏轼作诗赞美朱寿昌，衬托出李定不孝，让李定十分难堪，因此李定伺机报复，发轫了乌台诗案，而何正臣、舒亶皆是受了李定指使。
这应该不是事情的全部真相。苏轼曾将王安石、吕惠卿比作董卓、王莽，王安石想利用谢景温打击苏轼，但没有成功。
王安石尚且做不到的事，李定如何能做到？所以李定一定得到了更大人物的首肯甚至怂恿，这个人物的能量在王安石之上，他就是宋神宗。
谄媚之徒张璪
得了皇帝的敕令，御史台立刻派人到湖州拘捕苏轼，将他打入大狱。
皇帝委派了两个主审官，一个是知谏院张璪，一个是御史中丞李定。
张璪初名张琥，是苏轼同年进士，苏轼签判凤翔府时，张璪任凤翔法曹，二人过往比较密切。
嘉祐八年十一月，张璪调职回京，苏轼有文相赠，曰《稼说》，以种田比喻学习、做事，讲述厚积薄发的道理：
吾少也有志于学，不幸而早得与吾子同年，吾子之得，亦不可谓不早也。吾今虽欲自以为不足，而众已妄推之矣。呜呼！吾子其去此，而务学也哉！博观而约取，厚积而薄发，吾告子止于此矣。
二人考中进士时都很年轻，受到众人推捧，苏轼却自以为不足，劝张璪坚持学习。
苏轼在文章最后还特意交待，你到京城如果见到苏辙，也把这番道理讲给他听。可见苏轼有意让苏辙与张璪游，把张璪当成了“圈里人”。
然而张璪却是个见风使舵的小人，《宋史》本传记载刘挚弹劾他：“初奉安石，旋附惠卿，随王珪，党章惇，谄蔡确。数人之性不同，而能探情变节，左右从顺，各得其欢心。”总之一句话，谁在任上巴结谁。
360度无死角舔菊高手张璪
攀附上新党后，张璪将旧党这些朋友抛到了一边，包括苏轼。现在眼看苏轼要倒霉，张璪便踩上一脚，作为自己进身的阶梯。
审问一开始，张璪就颐指气使：“祖上五代以内有没有可以免死的丹书铁券呀？”言外之意这次必死无疑。
舒亶已经列举了苏轼诗词中所谓“包藏祸心，冤望其上，讪讟谩骂”的内容，然而还不够，他们要通过审问扩大成果。为此查阅了七十多人与苏轼的往来文字，威逼利诱苏轼招认有讥刺朝廷、干涉时政之意。
对于御史台的指控，苏轼当然不会承认。据记载，八月十八日苏轼入狱，二十日即有供状，苏轼仅承认《山村》一诗涉及时政，其余文字无干时事；二十二日、二十四日先后又有供状，坚持没有讥刺之作。
然而，到三十日，审问取得进展，苏轼供出有诗赋往来的人员姓名，并承认有讥讽文字。
二十四日到三十日之间，监狱里发生了什么？
原权知开封府苏颂因“失职渎职”遭舒亶弹劾，也被关在御史台。他曾在狱中赋诗，序言写道：
己未九月，予赴鞫御史，闻子瞻先已被系。予昼居三院东阁，而子瞻在知杂南庑，才隔一垣，不得通音息。因作诗四篇，以为异日相遇一噱之资耳。
苏轼被独自关在一间屋子里，与苏颂一墙之隔。那么苏颂听到了什么？
却怜比户吴兴守，诟辱通宵不忍闻。
因苏轼知湖州，故为“吴兴守”。苏轼屋子里辱骂之声不绝于耳，通宵达旦，连隔壁的人都受不了了。由此可见苏轼在狱中至少受到了巨大的精神折磨。
乌台诗案结束后，苏轼只字不提狱中之事，对于是否受到肉体折磨，不得而知。不过，苏轼在一首诗中曾流露出一些信息：
去年御史府，举动触四壁。
幽幽百尺井，仰天无一席。
隔墙闻歌呼，自恨计之失。
留诗不忍写，苦泪渍纸笔。
余生复何幸，乐事有今日。
诗写当时绝望的心情。
元祐六年，苏轼在一道劄子中透露：“到狱即欲不食求死，而先帝遣使就狱，有所约敕，故狱吏不敢别加非横。”由于宋神宗的约束，狱卒对他算是手下留了情。即使如此，他也曾想过绝食而死。
《孔氏谈苑》这本书里，还谈到苏轼本打算服药而死：
由是至京师，下御史狱。李定、舒亶、何正臣杂治之，侵之甚急，欲加以指斥之罪。子瞻忧在必死，尝服青金丹，即收其余，窖之土中，以备一旦当死，则并服以自杀。
苏轼好道，好养生，身上备有青金丹，这种方剂，适量能够治病，过量能够致死，苏轼把它埋在土中，一旦有不好的消息，打算自尽以保持知识分子最后的尊严。
苏轼在狱中度过一生中最为黑暗的一百三十多个日夜，张璪、李定终于如愿以偿，拿到了“供状”。
李定在最初弹劾时，攻击苏轼“初无学术，滥得时名，偶中异科，遂叨儒馆”，经过这次审讯，却不得不佩服苏轼的才能：
李定自鞫东坡狱，势不可向。一日，于崇政殿门外语同列曰：苏轼奇才也。俱不敢对。又曰：轼前二三十年所作诗文，引援经史，随问即答，无一字之差，真天下奇才也。叹息久之。
苏轼博览群书，记忆力超群，二三十年前的诗文还记得一清二楚，连政敌都不由自主地发出感叹之声。
张璪、李定想要置苏轼于死地，但宋朝制度，御史台仅能审案，定案判罚则由大理寺初审、审刑院复判。
大理寺初审结果是“当徒二年，会赦当原”，意思是按所犯罪行应当关两年牢狱，但朝廷曾不定期赦免犯罪，苏轼的罪行都在赦免之列，因此可以无罪释放。
御史台对大理寺的判决极为不满，上书强调苏轼用心险恶，怎么可以不杀！然而审刑院的复审支持了大理寺，建议对苏轼免于处罚。
神宗不甘心放过苏轼，十二月二十六日特责苏轼为黄州团练副使，本州安置，不得签署公事，相当于留职察看。
所谓“特责”就是利用皇帝的权力法外判决，对于杀苏轼的初心是从轻发落，对于司法部门的审理意见却是从重处理。
乌台诗案这才尘埃落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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