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子恢畫傳》中的崇義縣城
二
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變以後，江浙、兩廣被反革命勢力所控制。此時，崇義縣縣長蔡舒為了搜刮民脂民膏，乘國民黨反動派“清黨”之機，下令恢複北伐時期被取消的“石灰捐”，借此打擊革命勢力。石灰是肥田與造紙的重要原料，恢複石灰捐不僅增加農民負擔，而且威脅到造紙勞工和運輸勞工的利益。是以，本來就對蔡舒反動統治不滿的廣大工農群衆，猶如火上加油，更加激憤起來。中共崇義縣支部書記陳贊雍根據群衆的意見，向縣長提出抗議，要求取消石灰捐。但是遭到蔡舒的拒絕。4月底，中共崇義縣支部研究了這種情況，決定于5月1日以慶祝五一國際勞動節名義，發動縣城勞工和城郊農民舉行遊行示威，打擊蔡舒的反革命氣焰。不料事為蔡舒所知。他放出空氣，捏造5月1日将有幾千“土匪”進城，悍然宣布在城内戒嚴。黨支部認為決不能是以而退縮，決定按原繼續進行。為了保證示威行動的勝利，黨支部要求全體共産黨員(約十餘人)屆時到會參加，并指定鄧子恢為宣傳鼓動員。
鄧子恢接到黨支部通知後，于4月30日晚趕到縣城。翌日，城内勞工和城郊農民沖破了駐軍的封鎖，擁入會場，入數竟達五千餘人。大會開始之前，鄧子恢跳上桌子，高聲向群衆演講，指出石灰捐是不合理不合法的苛捐雜稅，堅決不能交這種苛捐雜稅，并向大家揭露了反動縣長誣蔑參加集會的工農群衆是“土匪”，并派出大量武裝實行全城戒嚴，企圖威脅和鎮壓群衆的陰謀。大家聽了鄧子恢的演講，更加憤怒，一緻要求派代表去縣衙找縣長到會評理。蔡舒吓得不敢露面，派了一個秘書代他會見代表。群衆不答應，再次要求縣長親自到會，當衆檢讨誣蔑群衆為“土匪”的錯誤。鄧子恢看到群衆情緒高漲，就因勢利導，進一步引導群衆說：“我們決不能戴着這頂可恥的帽子不明不白地回家去！既然縣老爺腳步高貴，不肯出來，那我們就到縣衙門去見見他吧！”台下幾千群衆一緻擁護，呼喊着向縣衙門沖去。鄧子恢和陳贊雍等走在隊伍前列，帶領着大家前進。縣衙門十幾個武裝警察看見這麼多人沖過來，慌忙鳴槍，想吓退人群。但這一來反而激起了大家更大憤怒，蜂擁着沖進了衙門。與此同時，黨支部預先在衙門後面和東西兩側布置的勞工糾察隊，也點響了土炮。一時間炮聲隆隆，群情振奮，鬥争意志更為堅定。沖進了衙門的群衆，把門窗桌椅打了個稀巴爛，并在縣衙門裡抓獲了吓得縮成一團的反動縣長蔡舒，把他關進了監牢。
暴動成功了。第二天，成立了崇義縣臨時行政委員會，推舉陳贊雍為主任委員，鄧子恢等十幾個同志為委員。根據群的要求，臨時行政委員會立即宣布了“二五減租”，取消石灰稅等各種苛捐雜稅。還用從警察手裡繳獲的槍支，武裝了勞工糾察隊。
鄧子恢的入黨介紹人、中共崇義縣黨支部書記陳贊雍，病逝于1927年9月。
不久，廣東國民黨反動派“清黨軍”進入贛南，5月14日占領贛州。當地匪軍胡鳳璋乘機襲占崇義城，實行白色恐怖。陳贊雍、鄧子恢等被通緝。敵人侵占崇義後，蔡舒旋即派兵前往傑壩逮捕鄧子恢。但鄧子恢已于前一天化裝登上東下的竹筏，離開傑壩，傳回閩西避難。崇義革命鬥争轉入低潮。
此時，鄧子恢也受到了龍岩反動當局的通緝，是以不能傳回家鄉，暫在瑞金同鄉店裡躲避了一個多月。7月初，他秘密潛回龍岩，經過去的學生陳品三介紹，同龍岩黨支部負責人陳慶隆在紅坊南陽壩山上會見，與黨組織接上了關系。黨支部配置設定他去搞農民運動。
8月初，在中共閩南特委上司下，經過鄧子恢、謝寶萱等人組成的龍岩請願代表團的鬥争，當地駐軍被迫釋放在“四一五”龍岩反革命事變中抓捕的六名共産黨員和革命者。鄧子恢等重新以公開身份從事革命活動，革命形勢開始好轉，并得到了新的發展。不久，龍岩國民黨縣黨部恢複辦公，共産黨員郭滴人為組織委員，鄧子恢為黨部秘書，謝寶萱為宣傳委員。于是，龍岩出現了一個與全國政局不完全一樣的特殊的曆史情況。龍岩支部根據這一新形勢，确定充分利用國民黨的合法招牌，把黨的工作重點轉向農村，迅速地上司農民鬥争，争取在秋收到來的時候實作“二五減租”，使農民得到實際利益，擴大黨的影響，壯大鞏固革命力量。
根據這一方針，鄧子恢随即在自己家鄉白土區一帶從事農民運動。他以桐岡國小為活動基地，日夜奔忙于各個村莊召叢集衆開會，與農民商讨減租辦法，培養農民骨幹。他先後在桐岡國小和黃邦、榴坑、後田、黃邦山、隘頭、牛眠石等村莊發展了一批農民黨員，為即将到來的土地革命準備了幹部條件。
由于龍岩黨支部的正确上司，以及陳慶隆、郭滴人和鄧子恢等的積極努力工作，全縣大部分地區農民紛紛起來投入鬥争，取得了“二五減租”和“公路捐”合理負擔的勝利。在鬥争中，農民協會大大地發展了起來。從1927年9月至11月間，全縣大約三分之二以上的區鄉都已組織了農民協會，會員近十萬人。在鬥争過程中，産生了一批農會骨幹人物，他們後來大多成為共産黨員和農民運動的上司者群組織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