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為何批評鄧子恢是“小腳女人”？

1956年，鄧子恢（右二）陪同毛澤東接見福建龍岩革命老人張龍地

曆史永遠是諸種元素交織一起行進。

毛澤東1955 年5 月17 日召開十五省書記會，明确批評了中央農工部對農業生産合作社實行“停止發展，全力鞏固”的收縮方針，中央農工部立即對此進行了相關的檢讨和調整，重新制定了計劃。6 月14 日，在毛澤東出外視察未歸的情況下，劉少奇主持召開了一次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會議聽取了中央農村工作部的彙報，準許1956 年在現有67 萬個農業生産合作社的基礎上發展到100 萬個的計劃。劉少奇在會上說，明春發展到100 萬個，關一下門，辦好了讓中農自願來敲門，關鍵是保證中農自願。現在有一些研究農業合作化和研究鄧子恢的著作，将劉少奇這些話加在毛澤東頭上，既不嚴肅，又混淆了當時的曆史真相。

原山西省長治地委第一書記王謙1951 年底調往華北局，具體搞農業合作化研究指導工作。1954 年華北局和其它大區撤銷後，王謙被鄧子恢要到中央農村工作部任副秘書長。王謙是1955 年毛澤東與鄧子恢就農業社發展速度問題發生争論的知情者之一。改革開放後，他曾口述過這件事的基本脈絡，一字一句頗耐人尋味。王謙說：

應該說，鄧子恢同志是很瞧得起我的，出面要我去，給我什麼農工部副秘書長，并且是讓我協助陳伯達工作。陳伯達是中央和毛主席指定的農村工作部副部長，專管互助合作的，當然很重要呀! 說實在話，真正在工作方面的重要的環節上，我是給上司同志提過意見的。其中有一次我提過很要緊的意見， 但是最終沒有被采納。當時我想，鄧老要是聽上我的意見，或者廖魯言同志的意見，他不會有那次問題——所謂“砍”合作社什麼的。

那時候，中央農工部也不開部務會，名義上确定廖魯言同志是常務副部長，在底下也給我們宣布說：我們過去都在地方，對中央的工作方法什麼的，我們都不熟悉，要多聽廖魯言同志的，他在中央多少年，對毛主席，對少奇同志和總理，他都是很熟悉的，什麼事情該着怎麼做，什麼該做，什麼不該做，要聽他的話。其實并沒有完全這樣做!

我提意見那次，是真心幫助上司同志的。那時，我已經聽說主席對“砍”合作社很不滿意，而且也嚷出來說是鄧老提議讓“砍”30 萬個。就在這個時候，他召開了一個處長以上的部務會議，廖魯言同志參加了。為什麼會 引起這個“砍”的問題呢？因為河北、浙江、陝西合作化出問題了嘛，農民有殺豬的、賣牲口的，如此等等，發生了這麼一些情況。

在這麼一個情況下，鄧老提出要“砍”農業社。可是毛主席不是這個思想，是以開這個會，讨論該怎麼辦。我看這個也不說，那個也不語，我實在耐不住了，我就講了自己的意見。我說：鄧老，咱這樣講，您看好不好？現在是4 月份，春耕緊張得很厲害，該着春耕下種了。我們過去搞群衆運動，減租減息也好，土地改革也好，曆來都是采取的一種措施，經驗性的東西，就是在生産緊張了，農田要下種了，莊稼要收割了，停止運動。這次是不是也這樣，讓它緩一緩，加以鞏固，我們多做工作，能鞏固多少算多少，不要提這個“砍”字，我覺得這個“砍”字，刺激性太大了。咱盡量做工作。人家實在要出去，就讓他出去。有的地方一個村兩三個合作社，有的不願意了，它解散了，讓它自然地散了，我們不要說把它“砍”掉了。你看，這樣是不是好一些，更穩妥一些？實際上，在關于農業合作化問題上，鄧老的指導思想是正确的，後來對他的批判是錯誤的。那麼，當時我為什麼要給他提意見呢？主要就是覺得他講的這個“砍”字，提法欠妥當，太刺人。

我講了以後，感到自己人微言輕，就跟廖魯言同志遞了個眼色。廖魯言同志就看了我一下，他懂得我這個意思了。我的意思是你廖部長也講一下，幫我一下腔，讓鄧老不要說這個“砍”字了。廖魯言同志就說了。他說，鄧老，我看王謙同志說的這個辦法比較好，是不是咱就按這個辦法，不要再說這個“砍”字了。鄧老說，好! 咱就不說“砍”了。

可是到了四五月間，中央農村工作部召開了第三次全國農村工作會議。當時，我正在旅大歡送要撤離的蘇聯紅軍。我在那兒辦完事，就趕快回來參加這個會。全國各省的農村工作部長和管農業的書記都到會了。原來，鄧老不是說他不講“砍”了嘛。可就在這個會上，他講着、講着，又說“砍”它30 萬個，鞏固了也不錯。他就又講了這個“砍”字了。哎喲! 我的老天爺，我一聽就很緊張，休息的時候我把農工部秘書長杜潤生同志拉出會場，我說，老杜啊，鄧老可又說“砍”啦。他說，你看，說得好好的，怎麼他就又講了!

這麼弄了以後，就是毛主席7 月31 日講的《關于農業合作化問題》的報告。那就是主席又聽到消息了。有一次，在北京飯店召開的河北省關于合作化問題的會議。在這中間，有個禮拜日，中央農工部的幾個同志相跟着到了北京飯店。河北各縣的第一書記都在那兒，他們去了就對人家說，你們那兒有多少個合作社，要解散多少個，讓人家解散10 萬個。林鐵同志，他是河北省委第一書記，就跟劉瀾濤( 時任中共中央副秘書長) 同志說了，這一下就鬧到中央去了，主席就知道了。這是一。

而鄧老呢，在農村工作會議完了以後，他又給劉少奇同志作了彙報，說我們認為，主席提出130 萬這個數字還是高，我們的意見還是要“砍”掉多少，留下多少。劉少奇同志一聽，就覺得鄧老的思想沒有通，就去告訴了毛主席。毛主席呢，二話沒說，坐到那兒還是繼續寫他的《關于農業合作化問題》的報告。

第二天，還是第三天，就是主席已經寫出那個報告以後，有一個複寫的東西，廖魯言同志有一天拿回去了，好像是一個禮拜日，我記得是7月8 号呀是幾号。那時候，鄧老以為農村工作會議開過了，和河北的同志也談過了，他就到玉泉山去了。廖魯言同志是晚上在中央知道這件事情的，第二天早上起來就召開部務會議。在會上，他第一句話就這麼講：主席怪罪下來了，要我們農村工作部作檢讨!

會上，大家誰也不作聲。第一個發言的是五處的處長，陝北人，在晉西北工作過，後來在甯夏當過省長。這個同志在中央農村工作部是管水利建設的，另外他還管投資這些事情。他不管合作化。他這樣講：魯言同志，你知道，我當初要求回農村工作部來工作，不在四川的原因。至于現在部裡頭的檢讨，我來以後也沒有參與合作化工作。意思就是他沒有可檢讨的。

這個同志講了以後，下面就沒人說話了。人家都不講，可我得講呀，因為我是協助陳伯達管農業合作化工作的，我要不講還像話嗎？我說，我這個人真遇得巧，運氣實在不佳，來了中央農村工作部才剛剛一年時間，就得作檢讨。可是鄧部長不回來，咱怎檢讨呢？廖魯言同志說，我已經把這個東西送給鄧老了，鄧老給我來電話，他說馬上就回來。我說，那好，等鄧老回來後，他說怎檢讨，我就怎檢讨。

鄧老回來以後沒有開會，就帶上部裡的五六個人，去給毛主席彙報了。當時，我認為，鄧老向毛主席彙報完後．毛主席當面說一說他就完事了，可萬萬沒想到在各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會議上不點名地批評了他，錯誤地指責為“小腳女人”；接着，在擴大的黨的七屆六中全會上又公開點名批評了他，而且還定性為“右傾機會主義”。當時，中央還準許3 個原來不在會議名單上的人參加這次七屆六中全會，就是準許了農村工作部的我、李友九同志和陶桓馥同志，陶是廖魯言同志的夫妻，也是農工部副秘書長，兩個副秘書長，一個二處處長。是誰請求準許我們參加會議的？是陳伯達，還是廖魯言同志？不清楚。當我們參加六中全會聽了批判鄧老所謂錯誤的情形後，心情感到很沉重。好在曆史就是曆史。（ 張國祥2011 年11 月23 日轉述）

王謙當年的口述表達了這麼幾個資訊：

1、1955 年春季，毛澤東已明确反對“砍”農業生産合作社。

2、王謙、廖魯言提意見反對“砍”那樣的說法，鄧子恢接受了。

3、全國第三次農村工作會議，鄧子恢的報告中仍講了“砍”，“砍30 萬，鞏固了也不錯”。王謙很吃驚。（但現在有關農業合作化的原始檔案，均是鄧子恢報告的最後一節摘錄。查不到完整的報告）

4、毛澤東寫《關于農業合作化問題》前後發生了這麼幾件事。其一，河北省在北京飯店召開農業合作化會議，中央農工部的人去要求人家收縮10 萬個農業社，被省委第一書記林鐵反映給劉瀾濤，最終反映到毛主席那裡。其二，中央政治局會議開會初步議定到1956 年發展100 萬個農業社（未作決議），毛澤東不同意，要求發展到130 萬個。鄧子恢認為高了，向劉少奇反映仍要維持100 萬個，劉少奇向毛澤東反映，說鄧老的思想未通。顯然劉少奇的思想通了，同意130 萬個。

5、毛澤東《關于農業合作化問題》寫好後，廖魯言曾拿複寫件到農工部說：毛主席怪罪下來了，要農工部寫檢讨。王謙準備檢讨。鄧子恢在玉泉山打電話回來，說等他回來來說。

6、鄧子恢連夜趕回面見主席，即7 月31 日報告會前（毛澤東已寫好這個報告後），堅持認為計劃發展100 萬個初級社較為适宜，認為發展130 萬個初級社高了。

關于鄧子恢那天晚上面見毛澤東的情景，鄧子恢生前曾對他老伴講過，又傳給鄧老的孩子們。鄧淮生接受筆者采訪，曾專門談到這件事：

那天我父親去主席那兒天快黑了，第二天天快亮才回來。因我母親那晚一直沒有睡，時間記得比較準确。父親說，那天晚上他和毛主席講，發展農業合作社訂計劃，為什麼最多隻能定100萬個，他跟毛主席算了一筆細賬，很細。他說，毛主席特别記下來，當時也算，數字算式還在報告紙的背面。改革開放後，我到中央檔案館查找父親當年的一些資料，在毛主席的一份手寫稿的反面，看到了有關農業合作社的一些數字，很可能是毛主席那晚随手所記。這兩位老戰友對自己的觀點都覺得在堅持真理，為民請命，都絲毫不讓步。母親問父親，快上10 個小時，你們就談這一個問題？父親說就談這一個問題。你想想，談的有多麼細。細中有深吧。父親覺得自己調查得很深很全面，毛主席和他的關系也很深很好，覺得會接受自己的意見，誰知一開會才知道完全不是那個事。母親曾埋怨父親，所有的人後來都接受了毛主席的130 萬個農業合作社計劃，你就順水推舟接受下來就行了。硬頂，有什麼好處？父親的老秘書也覺得父親太認真了，也不是不同意搞合作化，100 萬個與130 萬個沒有本質的差別。但父親覺得兩者不一樣，超過了現實條件定計劃，就會犯“左”傾機會主義。欲速則不達。他不會那樣，除非自己沒有認識到這一點，認識到了就要堅持真理。（ 鄧淮生2011 年9 月23 日口述）

從鄧子恢的角度，重新回歸1955 年春夏與毛澤東的争論，可能有種種堅守的理由，鄧子恢的高風亮節足以叫我們每個人景仰。由此一般人都責怪毛澤東，認為鄧子恢關于發展農業社的判斷是對的；但從毛澤東的角度，從新中國在夾縫中戰略思考的角度，從當時錯綜複雜的地緣環境角度，也可能毛澤東這種大國獨立加速發展的戰略理由，足以大過其他種種理由。周邊形勢急劇地不斷演變，迫使毛澤東不斷修改加快發展農業合作社計劃，能130 萬，決不100 萬，以加快農村社會主義改造帶動城市，迅速建立社會主義制度，以萬衆一心赢得周邊地緣環境相對安全的戰略空間。這裡面包含着舉國戰略與一方面戰役的差別。在1955 年險惡瞬息萬變的周邊環境下，也可能不得不為之。況且，毛澤東當時要求中央農工部當年計劃是130 萬個初級社，而非要求當年發展進階社，這是今天不少輿論混淆了的。

古人雲：“機不可失，時不再來”，毛澤東以洞察曆史把握現實的遠見卓識，深谙其韻。其雄才大略，在某種意義上凝聚了中國五千年文明史的精華。但其深邃性和前瞻性，當時并不被更多的人正确了解和執行，即使浴血與共的老戰友也遺憾如此，更遑論他人？！這是曆史真相的一個層面。另一個層面，毛澤東所堅持的大國戰略被具體執行者向前冒進一步或半步，往往容易簡單地衍變為某種“左”傾冒進的“原點”，至今不少人将農業互助合作運動後期過快，多歸結為毛澤東錯誤批判鄧子恢“小腳女人”，其原因不能排除此點。曆史真相的複雜性和層面性，引人三思。

來源：人民網-中國共産黨新聞>>黨史頻道，厡載《黨史文彙》作者（湖北）馬社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