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四軍曆任首長——政治部主任鄧子恢（20）

鄧子恢

1962年，鄧子恢經過調查研究，針對農村工作中泛濫成災的“左”傾錯誤，及時總結了人民群衆創造的經驗，再一次重申了必須建立嚴格的生産責任制。4月，鄧子恢收到了安徽省宿縣符離區委書記武念慈的一封關于向中央推薦“責任田”的生産經營方法的來信。他立即派出工作組，前往安徽當塗、宿縣等地實地調查。工作組作出調查報告，認為安徽一些地區試行“責任田”做到了五統一(即由集體統一生産計劃、主要生産資料、勞力、配置設定、上繳任務)，正确處理了個人與集體的經濟利益，社員勞動生産熱情十分高漲。鄧子恢看了報告十分興奮，親自召集有關人員進行讨論研究。但在6月下旬中央書記處在讨論安徽責任田問題時，發生了争論。鄧子恢堅持認為，責任田多數能搞好“五統一”，沒有改變所有制性質，不能認為是方向性錯誤，這是中國農民在集體經濟中的偉大創造。在鄧子恢的支援下，農村工作部把赴安徽調查組寫的《關于實行包産到戶責任田的調查報告》，向在北戴河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作了推薦。然而，鄧子恢的這些正确觀點又一次受到了錯誤批判。7月下旬到8月下旬，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召開工作會議上，對鄧子恢在農村集體經濟方面提倡實行生産責任制進行了嚴厲的批評，指責他提倡包産到戶，是支援農民“鬧單幹”。鄧子恢在會上據理申辯，指出提倡這種生産形式，是為了提高農民生産積極性，有利于各盡所能，分工合作；重申說：“對責任田，我現在還是這樣看。”9月下旬，在黨的八屆十中全會上，鄧子恢關于生産責任田的主張，繼續受到嚴厲批判，并把他在1955年關于農業合作化問題上反對急躁冒進的主張也聯系在一起，指責他企圖翻案，甚至說他熱衷于搞資本主義。

黨的八屆十中全會以後，中央農村工作部被撤銷。在1965年1月召開的第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上，鄧子恢被免去了國務院副總理職務，改任全國政協副主席，分管财經工作。

“文化大革命”開始後，鄧子恢遭到了殘酷的打擊和迫害。但鄧子恢依然對黨懷着深厚的感情，堅信黨會渡過這一艱難的局面。他在被審查期間，仍然繼續向中央趕寫農業生産管理方面的報告。他的子女們住在隔壁房間，看到父親日夜工作，,經常在深夜還聽到父親急劇的咳嗽，就起來勸他早點休息；他夫妻陳蘭也擔心着他的身體健康。每當這時，鄧子恢總是很激動地說：“我是一個共産黨員，我相信黨。我是搞農業工作的，了解農村情況，我怎麼能不寫？”

1968年10月，黨的八屆十二中全會在北京召開。鄧子恢帶病出席了會議。在林彪、江青等鼓噪和陰謀操縱下，會議不僅對劉少奇作出了極其錯誤的處理決定，鄧子恢也被污蔑為“劉少奇反黨集團成員”和“老右傾機會主義分子”，遭到圍攻。他們甚至對鄧子恢晚年精心研究的“耕牛保險制”等有益于農民的主張，指斥是“剝削農民”，加以批判。

1969年10月，林彪以戰備疏散為名，把朱德、陳雲、陳毅、葉劍英等大批老幹部撤離北京，鄧子恢也被遷往廣西。1970年，鄧子恢身體更差了，經常發燒、腹瀉，由于多年糖尿病的折磨，骨瘦如柴，連在臀部紮針注射都困難。6月下旬，周恩來得到鄧子恢要求返京治病的報告，立即訓示把他接回北京。

1971年11月，鄧子恢的糖尿病和腦萎縮病更加嚴重，終于卧床不起。當時，林彪雖已垮台，“四人幫”卻仍在橫行，是以他的疾病得不到重視和認真治療，甚至仍繼續受到打擊。

1972年，鄧子恢病情愈加嚴重，常常處于昏迷之中。12月8日晚上，鄧子恢病情突然惡化，于12月10日晚與世長逝，終年76歲。12月14日，在北京舉行追悼鄧子恢同志大會，毛澤東和中共中央送了花圈，葉劍英緻悼詞。

1981年3月9日，中共中央辦公廳向全黨發出通知，為鄧子恢正式平反，推翻了過去對他的種種錯誤批判以及利彪、“四人幫”強加在他頭上的污蔑不實之詞。通知指出，鄧子恢是我黨上司的農民運動的卓越上司者和閩西革命根據地的主要創始人之一，他在艱苦的戰争年代裡轉戰于中央蘇區和大江南北，建立了卓著功勳；在社會主義建設時期，主持中央農村工作部，堅持社會主義方向，堅持黨的路線、方針、政策，為我國農業社會主義建設作出了巨大的貢獻。鄧子恢的這些曆史功績和偉大的共産主義革命者的崇高品質，将永遠受到人們的懷念和敬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