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四军历任首长——政治部主任邓子恢（20）

邓子恢

1962年，邓子恢经过调查研究，针对农村工作中泛滥成灾的“左”倾错误，及时总结了人民群众创造的经验，再一次重申了必须建立严格的生产责任制。4月，邓子恢收到了安徽省宿县符离区委书记武念慈的一封关于向中央推荐“责任田”的生产经营方法的来信。他立即派出工作组，前往安徽当涂、宿县等地实地调查。工作组作出调查报告，认为安徽一些地区试行“责任田”做到了五统一(即由集体统一生产计划、主要生产资料、劳力、分配、上缴任务)，正确处理了个人与集体的经济利益，社员劳动生产热情十分高涨。邓子恢看了报告十分兴奋，亲自召集有关人员进行讨论研究。但在6月下旬中央书记处在讨论安徽责任田问题时，发生了争论。邓子恢坚持认为，责任田多数能搞好“五统一”，没有改变所有制性质，不能认为是方向性错误，这是中国农民在集体经济中的伟大创造。在邓子恢的支持下，农村工作部把赴安徽调查组写的《关于实行包产到户责任田的调查报告》，向在北戴河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作了推荐。然而，邓子恢的这些正确观点又一次受到了错误批判。7月下旬到8月下旬，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召开工作会议上，对邓子恢在农村集体经济方面提倡实行生产责任制进行了严厉的批评，指责他提倡包产到户，是支持农民“闹单干”。邓子恢在会上据理申辩，指出提倡这种生产形式，是为了提高农民生产积极性，有利于各尽所能，分工合作；重申说：“对责任田，我现在还是这样看。”9月下旬，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邓子恢关于生产责任田的主张，继续受到严厉批判，并把他在1955年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上反对急躁冒进的主张也联系在一起，指责他企图翻案，甚至说他热衷于搞资本主义。

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以后，中央农村工作部被撤销。在1965年1月召开的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邓子恢被免去了国务院副总理职务，改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分管财经工作。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邓子恢遭到了残酷的打击和迫害。但邓子恢依然对党怀着深厚的感情，坚信党会渡过这一艰难的局面。他在被审查期间，仍然继续向中央赶写农业生产管理方面的报告。他的子女们住在隔壁房间，看到父亲日夜工作，,经常在深夜还听到父亲急剧的咳嗽，就起来劝他早点休息；他爱人陈兰也担心着他的身体健康。每当这时，邓子恢总是很激动地说：“我是一个共产党员，我相信党。我是搞农业工作的，了解农村情况，我怎么能不写？”

1968年10月，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在北京召开。邓子恢带病出席了会议。在林彪、江青等鼓噪和阴谋操纵下，会议不仅对刘少奇作出了极其错误的处理决定，邓子恢也被污蔑为“刘少奇反党集团成员”和“老右倾机会主义分子”，遭到围攻。他们甚至对邓子恢晚年精心研究的“耕牛保险制”等有益于农民的主张，指斥是“剥削农民”，加以批判。

1969年10月，林彪以战备疏散为名，把朱德、陈云、陈毅、叶剑英等大批老干部撤离北京，邓子恢也被迁往广西。1970年，邓子恢身体更差了，经常发烧、腹泻，由于多年糖尿病的折磨，骨瘦如柴，连在臀部扎针注射都困难。6月下旬，周恩来得到邓子恢要求返京治病的报告，立即指示把他接回北京。

1971年11月，邓子恢的糖尿病和脑萎缩病更加严重，终于卧床不起。当时，林彪虽已垮台，“四人帮”却仍在横行，因此他的疾病得不到重视和认真治疗，甚至仍继续受到打击。

1972年，邓子恢病情愈加严重，常常处于昏迷之中。12月8日晚上，邓子恢病情突然恶化，于12月10日晚与世长逝，终年76岁。12月14日，在北京举行追悼邓子恢同志大会，毛泽东和中共中央送了花圈，叶剑英致悼词。

1981年3月9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向全党发出通知，为邓子恢正式平反，推翻了过去对他的种种错误批判以及利彪、“四人帮”强加在他头上的污蔑不实之词。通知指出，邓子恢是我党领导的农民运动的卓越领导者和闽西革命根据地的主要创始人之一，他在艰苦的战争年代里转战于中央苏区和大江南北，建立了卓著功勋；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主持中央农村工作部，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坚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为我国农业社会主义建设作出了巨大的贡献。邓子恢的这些历史功绩和伟大的共产主义革命者的崇高品质，将永远受到人们的怀念和敬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