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四军历任首长——政治部主任邓子恢（19）

1959年夏，邓子恢（中）在辽宁金县三十里堡与群众亲切交谈。

但是，第三次全国农村工作会议以后，党内在合作化发展问题上发生了分歧。毛泽东主席对于合作化的速度有了新的考虑，改变了他原来每个五年计划发展三分之一的设想。5月下旬，邓子恢就1955—1956年度合作化发展速度问题向毛泽东表示，仍然坚持经中央政治局批准的农村工作部关于翻半番的主张，即由65万个发展到100万个；认为从当前一个具体环节上看，似乎是慢了，但由于基础打好了，从长远来看，却是快了，好了。毛泽东不同意邓子恢的认识，认为翻半番少了，应当翻一番。7月底，中共中央召开了省市委书记会议，对邓子恢进行了批判，指责“这种‘坚决收缩’的方针，是在一种惊慌失措的情绪支配下定出来的。这样一件大事不得中央同意就去做，也是不妥当的。”10月，在中共七届六中全会上的结论《农业合作化的一场辩论和当前的阶级斗争》中，进而不适当地指名批判了邓子恢。面对这种指责，邓子恢表示接受，并一次又一次作了自我批评。

1956年全国农业合作化基本实现。但由于步子过猛，遗留问题较多，农业集体经济迫切需要一个稳定的巩固时期。邓子恢亲自深入农村调查，总结经验教训。在1956年6月召开的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他一方面热情肯定合作化的“成绩是极其伟大的”“这是运动的主导方面”；另一方面又直率地指出：“但能不能因此就以为我们的合作化运动就没有缺点和错误呢？这显然是不对的。在运动中的缺点和错误也是不少的，有些还是很严重的。隐瞒这些缺点和错误对今后工作只有坏处，没有好处。因此必须彻底揭露并加以纠正。”在当时“左”倾气氛比较浓厚的情况下，邓子恢这种清醒的见解和直言不讳的勇气，是难能可贵的。

1960年夏天，刘少奇给实际上闲居在家的邓子恢一项任务，要他到各地农村去实地考察农业经济受损情况。邓子恢先后到山西汾阳、江苏无锡等地作了大量农村调查。他根据调查材料，在无锡主持起草了《农村人民公社内务条例四十条》草案，就解决农村工作问题、克服和纠正农村中“左”的错误偏向，提出了积极的建议和有益的方案。1961年3月，毛泽东在广州主持中央工作会议，讨论制定《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即六十条）。邓子恢出席了这次会议。毛泽东在会上表扬了邓子恢在山西、江苏的调查研究及其起草的《农村人民公社内务条例四十条》，说它对制定六十条起了积极的作用。

广州会议之后，邓子恢又率领一个工作组，到福建作了20多天的调查研究。在调查研究中，邓子恢看到革命老根据地不少地方粮食减产一半以上，大片山林也被砍光，农村生活水平严重下降，感到痛心和气愤。他直截了当地指出，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普遍的大刮共产风，瞎指挥”。在龙岩调查过程中，还发现了农村食堂的种种弊端，许多群众对食堂不感兴趣，但一些干部怕被扣上“右倾”帽子，不敢向上级如实反映。回到北京后，邓子恢于1961年5月向党中央和毛泽东写了长篇报告，建议：“在目前口粮紧，副食品缺少的地方，食堂应该立即停办。”这年10月，邓子恢受毛泽东、刘少奇委托，再次离京前往闽西，专门就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下放作实地调查。在严肃认真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分别于11月9日、12月10日、12月16日，在龙岩和厦门给毛泽东、华东局和福建省委写了报告，对这一问题提出了一系列切合实际的意见。党中央对邓子恢11月9日写的《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试点情况的调查报告》很重视，批转到全国各地、县、社三级参考，并加上批语，肯定和赞扬了邓子恢所作的调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