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篇小说连载：莲塘浮生——福建闽侯程氏家人传说（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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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〇六，为什么几代人无共同记忆？
话说，19世纪末20世纪初，不仅清廷风雨飘摇，就连中华传统文化都风雨飘摇。
先是稀里糊涂废科举。
科举的罪状很多，其一是八股文摧残国人。
谭延闿，11岁开始学八股文，1902年22岁中举，1904年24岁参加会试，成绩第一名，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名会元。
谭延闿那一“届”科考，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届”科考，第二年，科举就废了。
史上最后一“届”科考，状元是刘春霖，榜眼（第二名）是朱汝珍，探花（第三名）是商衍鎏。
跟他们同“届”科考的进士还有沈钧儒。
（上图：中国最后一个状元刘春霖的书法。）
一个个都是人中龙凤，哪一个被八股文摧残了？
前些年有篇文章拿了两份清代的名单来对照。
第一份名单是清代状元：傅以渐、王式丹、林召堂、刘子壮、陈沅……
第二份名单是清代落第秀才：李渔、洪升、顾炎武、金圣叹、黄宗羲、吴敬梓、蒲松龄、袁世凯……
文章得出结论：清代的教育非常失败，状元们都没有建树，高分低能；落第秀才个个都是旷世奇才。
首先，李渔、洪升、顾炎武、金圣叹、黄宗羲这5人都是明末清初的人物，不能简单地列为“清代落第秀才”。像顾炎武、黄宗羲，他们跟王夫之一起，被列为“明末三大思想家”。
是“明末”而非“清初”。
吴敬梓、蒲松龄是作家，当然名气大嘛。
袁世凯当过大总统，自不消说。
（上图：袁世凯。）
状元那张名单——
傅以渐是清代第一个状元，历史学家、经学家，官至武英殿大学士兼兵部尚书。
王式丹是历史学家、经学家，还懂医术，精通“痘科”。
“痘科”就是防治“痘疹”，“痘疹”就是天花。
皇帝不喜欢王式丹，没让他做官，让他去修史。
……
其余各位状元不说了，他们都是学者，有的当了大官。
都不是等闲之辈。
两份名单不具备可比性。
正如我们不能拿鲁迅跟周迅比。
清廷废科举，民国又废读经。
1912年1月19日，当时的临时政府教育部颁布了《普通敎育暂行办法十四条》，其中规定：“小学读经科一律废止”
小学教材里的经典应声消失，连一首古诗词都没有。
可是1900年出生的俞平伯，4岁就开始背诵经典。
他的家长，“不管春夏与秋冬”，愣就是“逼”一个孩子读经，让他饱受“摧残”。
只因为他的家长，一代代都是饱读诗书的，属于愚顽不化的那种人。
俞平伯十八九岁的时候，中国发生了新文化运动。
精英们把“历代民贼所利用之孔教”从神坛上拽了下来，把从外国请来的“德先生”和“赛先生”搬上神坛。
那时候有一句口号响彻中华大地：“打倒孔家店！”
这口号是胡适提出的。
胡适小时候也是读经的，饱受“孔家店之害”。
1928年，福州乡下闽侯县甘蔗镇的程天尺小朋友上了本村的人家斋。人家斋=私塾。
孔家店被打倒都快10年了，可天尺在斋里还是读经。
人家斋（私塾）里的教材还是古旧的教材，描红纸上印着的是宋代就定型的那25个字：“上大人孔乙己化三千七十士尔小生八九子佳作仁可知礼也”。
不因为天尺的家长饱读诗书。
恰恰相反，他的家长、父亲程由刷和母亲雷氏三妹，全是文盲。
文盲只知道送儿子去读书，至于读什么书就不管了。
因为他们不懂。
他们压根就不知道，同样是读书，还有一个“读什么书”的问题。
全国的家长，除了极少数人如俞平伯家长那样的家长之外，大多数都跟程由刷夫妇一样，只管送孩子去读书，读什么书都行。
没听说家长挑选教材的。
再说，你也没得挑。
那人家斋（私塾）的塾师，并不知道“外面的世界很精彩”，也不知道与时俱进，只知道照搬自己的塾师的那一套教学生，而他的塾师又是按上一代塾师那一套教书。
所以才会，宋代的描红纸，传到民国还有人在用。
（上图：传了千百年的宋代描红纸。）
塾师里面也有俞平伯的家长那样的老顽固，明明知道新学校改教材都改了好几茬了，偏不理，偏要讲老一套。
天尺的第二个塾师张瑞绶就是这样。
按张瑞绶的说法，新式教材根本就是蒙事。
“‘父亲的父亲是祖父’”，他说，“眚盲牛都八其，固使先生教？”文盲都知道的，还用先生教？
福州话“眚盲”是瞎子，可是“眚盲牛”不是瞎牛，“眚盲牛”是人，不识字的人，文盲。
用“眚盲牛”来表示文盲，其逻辑是这样的：文盲就像牛一样，虽然长着大大的眼睛，那眼睛却不识字。
北方人的说法是：睁眼瞎。
那时的政府，教育管理只管得住城市里面的学校，管不到乡下的私塾。
“洞中方一日，世上已千年”。
天尺就像《洞仙传》里的那个王质，在乡下的人家斋（私塾）里断续念了两年书，来到福州一看，发现自己念的书是很古老的书，人家福州的孩子念的是新书。
他不知道，福州的孩子念新书很久了，30年了。
甘蔗乡下，太跟不上时代了。
我在前面的章节里说过，甘蔗乡下，第一所现代小学，1930年才有。
那所小学现在叫闽侯县甘蔗中心小学。
（上图：赵孟頫.行书千字文。）
而福州城里，那可是另外一番景象。
传诵了一千多年的《千字文》早就不传了。
传诵了近千年的《三字经》早就不传了。
全部另起炉灶。
而且是一再另起炉灶。
清末以来，时移世易，一个时代一种教材，有的时代同时还好几套教材，可谓“层出不穷琳琅满目”。
兵家打仗，免不了要埋锅造饭。
兵不厌诈，增兵的故意减少灶坑，兵员减少了反而故意多挖几个灶坑，迷惑敌方。
百年前的教育界，没有增兵减兵的事，却一再挖坑，挖灶坑，不知道他们要迷惑谁人。
其实，不是他们想要迷惑谁，而是他们自己很迷惑。
他们是探索者。
探索者免不了会有很多迷惑。
高凤谦和张元济，他们自己，不到10年就编了不同的两套教材。
为什么？
因为“国”都变了。
他们编第一套的时候是1904年，大清国。
他们编第二套的时候是1912年，民国。
端的是：
“三百千千”万口传，至今已觉不新鲜。
江山代有教材出，各领风骚七八年。
“三百千千”：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千家诗。
就是从那时开始，一直到现在，一百多年里的一代代学子，再没有共同记忆。
清末学子的记忆是：“天地日月、山水土木”。来自高凤谦、张元济主编的《最新国文教科书》。
民初学子的记忆是：“人手足刀尺”。来自高凤谦、张元济主编的《共和国新国文》。
后来，学子的记忆是：“狗大狗小狗”。来自吴研因主编的《新学制国语教科书》。
再后来，学子的记忆是“早上起来”、“上学去”。来自叶圣陶的《开明国语课本》。
……
程老汉的记忆是：“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之类。
前些年，程老汉应邀到香港的一所大学去参加一个小型庆典，祝贺该校媒体与传播系创办的校内电视台启播。
程老汉讲了自己少年记忆里的一句名言：“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
除了一两个跟程老汉同龄的内地背景的人士，在场的媒体与传播系的学生和教师都没反应。
他们不知道我是在引用名人名言，还以为那是我自己的话。
若是背诵“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或者背诵“青春须早为，岂能长少年”，情况会不会不一样？
不会。
因为，唐诗宋词早已不是大家的必修课，大家都没有这方面的共同记忆。
每一代人，记忆都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