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篇小說連載:蓮塘浮生——福建閩侯程氏家人傳說(206)
(微信讀書上有機器人朗讀的本書音頻,歡迎收聽)
【逢周一、周二、周三釋出】
二〇六,為什麼幾代人無共同記憶?
話說,19世紀末20世紀初,不僅清廷風雨飄搖,就連中華傳統文化都風雨飄搖。
先是稀裡糊塗廢科舉。
科舉的罪狀很多,其一是八股文摧殘國人。
譚延闿,11歲開始學八股文,1902年22歲中舉,1904年24歲參加會試,成績第一名,是中國曆史上最後一名會元。
譚延闿那一“屆”科考,是中國曆史上最後一“屆”科考,第二年,科舉就廢了。
史上最後一“屆”科考,狀元是劉春霖,榜眼(第二名)是朱汝珍,探花(第三名)是商衍鎏。
跟他們同“屆”科考的進士還有沈鈞儒。
(上圖:中國最後一個狀元劉春霖的書法。)
一個個都是人中龍鳳,哪一個被八股文摧殘了?
前些年有篇文章拿了兩份清代的名單來對照。
第一份名單是清代狀元:傅以漸、王式丹、林召堂、劉子壯、陳沅……
第二份名單是清代落第秀才:李漁、洪升、顧炎武、金聖歎、黃宗羲、吳敬梓、蒲松齡、袁世凱……
文章得出結論:清代的教育非常失敗,狀元們都沒有建樹,高分低能;落第秀才個個都是曠世奇才。
首先,李漁、洪升、顧炎武、金聖歎、黃宗羲這5人都是明末清初的人物,不能簡單地列為“清代落第秀才”。像顧炎武、黃宗羲,他們跟王夫之一起,被列為“明末三大思想家”。
是“明末”而非“清初”。
吳敬梓、蒲松齡是作家,當然名氣大嘛。
袁世凱當過大總統,自不消說。
(上圖:袁世凱。)
狀元那張名單——
傅以漸是清代第一個狀元,曆史學家、經學家,官至武英殿大學士兼兵部尚書。
王式丹是曆史學家、經學家,還懂醫術,精通“痘科”。
“痘科”就是防治“痘疹”,“痘疹”就是天花。
皇帝不喜歡王式丹,沒讓他做官,讓他去修史。
……
其餘各位狀元不說了,他們都是學者,有的當了大官。
都不是等閑之輩。
兩份名單不具備可比性。
正如我們不能拿魯迅跟周迅比。
清廷廢科舉,民國又廢讀經。
1912年1月19日,當時的臨時政府教育部頒布了《普通敎育暫行辦法十四條》,其中規定:“國小讀經科一律廢止”
國小教材裡的經典應聲消失,連一首古詩詞都沒有。
可是1900年出生的俞平伯,4歲就開始背誦經典。
他的家長,“不管春夏與秋冬”,愣就是“逼”一個孩子讀經,讓他飽受“摧殘”。
隻因為他的家長,一代代都是飽讀詩書的,屬于愚頑不化的那種人。
俞平伯十八九歲的時候,中國發生了新文化運動。
精英們把“曆代民賊所利用之孔教”從神壇上拽了下來,把從外國請來的“德先生”和“賽先生”搬上神壇。
那時候有一句口号響徹中華大地:“打倒孔家店!”
這口号是胡适提出的。
胡适小時候也是讀經的,飽受“孔家店之害”。
1928年,福州鄉下閩侯縣甘蔗鎮的程天尺小朋友上了本村的人家齋。人家齋=私塾。
孔家店被打倒都快10年了,可天尺在齋裡還是讀經。
人家齋(私塾)裡的教材還是古舊的教材,描紅紙上印着的是宋代就定型的那25個字:“上大人孔乙己化三千七十士爾小生八九子佳作仁可知禮也”。
不因為天尺的家長飽讀詩書。
恰恰相反,他的家長、父親程由刷和母親雷氏三妹,全是文盲。
文盲隻知道送兒子去讀書,至于讀什麼書就不管了。
因為他們不懂。
他們壓根就不知道,同樣是讀書,還有一個“讀什麼書”的問題。
全國的家長,除了極少數人如俞平伯家長那樣的家長之外,大多數都跟程由刷夫婦一樣,隻管送孩子去讀書,讀什麼書都行。
沒聽說家長挑選教材的。
再說,你也沒得挑。
那人家齋(私塾)的塾師,并不知道“外面的世界很精彩”,也不知道與時俱進,隻知道照搬自己的塾師的那一套教學生,而他的塾師又是按上一代塾師那一套教書。
是以才會,宋代的描紅紙,傳到民國還有人在用。
(上圖:傳了千百年的宋代描紅紙。)
塾師裡面也有俞平伯的家長那樣的老頑固,明明知道新學校改教材都改了好幾茬了,偏不理,偏要講老一套。
天尺的第二個塾師張瑞绶就是這樣。
按張瑞绶的說法,新式教材根本就是蒙事。
“‘父親的父親是祖父’”,他說,“眚盲牛都八其,固使先生教?”文盲都知道的,還用先生教?
福州話“眚盲”是瞎子,可是“眚盲牛”不是瞎牛,“眚盲牛”是人,不識字的人,文盲。
用“眚盲牛”來表示文盲,其邏輯是這樣的:文盲就像牛一樣,雖然長着大大的眼睛,那眼睛卻不識字。
北方人的說法是:睜眼瞎。
那時的政府,教育管理隻管得住城市裡面的學校,管不到鄉下的私塾。
“洞中方一日,世上已千年”。
天尺就像《洞仙傳》裡的那個王質,在鄉下的人家齋(私塾)裡斷續念了兩年書,來到福州一看,發現自己念的書是很古老的書,人家福州的孩子念的是新書。
他不知道,福州的孩子念新書很久了,30年了。
甘蔗鄉下,太跟不上時代了。
我在前面的章節裡說過,甘蔗鄉下,第一所現代國小,1930年才有。
那所國小現在叫閩侯縣甘蔗中心國小。
(上圖:趙孟頫.行書千字文。)
而福州城裡,那可是另外一番景象。
傳誦了一千多年的《千字文》早就不傳了。
傳誦了近千年的《三字經》早就不傳了。
全部另起爐竈。
而且是一再另起爐竈。
清末以來,時移世易,一個時代一種教材,有的時代同時還好幾套教材,可謂“層出不窮琳琅滿目”。
兵家打仗,免不了要埋鍋造飯。
兵不厭詐,增兵的故意減少竈坑,兵員減少了反而故意多挖幾個竈坑,迷惑敵方。
百年前的教育界,沒有增兵減兵的事,卻一再挖坑,挖竈坑,不知道他們要迷惑誰人。
其實,不是他們想要迷惑誰,而是他們自己很迷惑。
他們是探索者。
探索者免不了會有很多迷惑。
高鳳謙和張元濟,他們自己,不到10年就編了不同的兩套教材。
為什麼?
因為“國”都變了。
他們編第一套的時候是1904年,大清國。
他們編第二套的時候是1912年,民國。
端的是:
“三百千千”萬口傳,至今已覺不新鮮。
江山代有教材出,各領風騷七八年。
“三百千千”:三字經、百家姓、千字文、千家詩。
就是從那時開始,一直到現在,一百多年裡的一代代學子,再沒有共同記憶。
清末學子的記憶是:“天地日月、山水土木”。來自高鳳謙、張元濟主編的《最新國文教科書》。
民初學子的記憶是:“人手足刀尺”。來自高鳳謙、張元濟主編的《共和國新國文》。
後來,學子的記憶是:“狗大狗小狗”。來自吳研因主編的《新學制國語教科書》。
再後來,學子的記憶是“早上起來”、“上學去”。來自葉聖陶的《開明國語課本》。
……
程老漢的記憶是:“上司我們事業的核心力量”之類。
前些年,程老漢應邀到香港的一所大學去參加一個小型慶典,祝賀該校媒體與傳播系創辦的校内電視台啟播。
程老漢講了自己少年記憶裡的一句名言:“世界是你們的,也是我們的,但是歸根結底是你們的。你們青年人朝氣蓬勃,正在興旺時期,好像早晨八九點鐘的太陽。希望寄托在你們身上。”
除了一兩個跟程老漢同齡的内地背景的人士,在場的媒體與傳播系的學生和教師都沒反應。
他們不知道我是在引用名人名言,還以為那是我自己的話。
若是背誦“白日放歌須縱酒,青春作伴好還鄉”,或者背誦“青春須早為,豈能長少年”,情況會不會不一樣?
不會。
因為,唐詩宋詞早已不是大家的必修課,大家都沒有這方面的共同記憶。
每一代人,記憶都不一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