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馬遷》（中華先賢人物故事彙），劉銀昌 著
中華書局要出一套“中華先賢人物故事彙”，選取一些在曆史上産生重要影響的人物，以文學的樣式呈現在讀者面前。我覺得這是功德無量的事情。
先賢人物，一直以高大上的形象存在于典籍之中，讓人産生敬而遠之的心理。以文學性的形式、通俗的語言，将這些人物的言行、形象凸顯出來，使其在當下社會産生更加積極廣泛的影響，在目前這種閱讀境況下，是頗有必要的。
我是學中文出身，從事先唐文學的教學與研究工作。學中文，是為了一個文學夢。但我研究所學生之後的學業，卻逐漸向研究型偏移，與文學創作漸行漸遠。對文學創作，我一直有個夢想。
于是，當朋友征求我要不要接下“中華先賢人物故事彙”中《司馬遷》的寫作時，我幾乎不假思索就答應了。
痛苦于是開始了。文學性的表達，遠非我一開始想象的那麼簡單。因久于操作“學術語言”，感覺自己寫出的句子毫無質感。再加上一開始對本選題的讀者對象了解偏差，以為是專為少年兒童創作曆史故事，竟然将初稿寫成了“兒童文學”。
當我還在對自己通俗易懂的文字感覺良好時，編輯發來了對稿子的意見：不要寫成兒童文學，要有曆史感，就像試寫的“受命”一章。
“受命”一章，是我接到任務後試寫的文字。之是以先寫這一章作樣稿，是因為在大學期間，讀到《太史公自序》，司馬遷記述父親司馬談臨終的情節，深深觸動了我。是以，在試寫這一章的時候，我沉浸其中，有一種自己能認可的代入感。
《典籍裡的中國》劇照
我自信地認為，結合我對司馬遷的了解和閱讀《史記》的體驗，就能将司馬遷生動地刻畫出來，使之躍然紙上，成為一個從曆史中走來的鮮活生命，而不是一個存留在典籍上的文字元号。可是，我越往下寫，發現這種“刻畫”的難度就越大。可能是因為長期閱讀體制内的“規範的”學術論文，那種枯燥的平面化的文字磨蝕了我對世界的表達能力，也可能是我已經習慣于操用一種千人一面的論文語言來表達自己的邏輯思維，以緻當我試圖轉換表達的頻道寫出我的語言時，我發現它很少是自然湧現的，而更多是拿捏、推敲甚至是硬往外擠出的。
是以，在初稿被編輯提了大量修改意見後，我決定把稿子冷凍一段時間，自己也靜一靜，好讓自己從語言的焦灼中走出來。
當然，由于出版周期要求，這種冷凍也不可能持續太久。立足曆史事實，不脫離曆史背景，在行文之中呈現曆史感與人物的曆史精神，絕不背負“兒童文學”的包袱，成為我修改初稿的原則。在修改過程中，我重新斟酌了一些詞彙，使之更符合漢代的語言習慣；改寫了作品的開頭，力求不枝蔓且富于曆史視域；修改了幾處不符合司馬遷生平年表的叙述；最後一章“退隐”，幾乎是重寫一遍。
把曆史人物的生平事迹用文學的手法表現出來，目的當然是為了引起讀者的閱讀興趣，使之在了解史實的同時，還能得到文學審美的體驗。這種曆史與文學交融的文字，創作難度實在太大，猶如一個人戴着鐐铐跳舞，既要跳出節奏和美感，還要警惕不要觸碰史實的鐐铐。有時候，戴着鐐铐也能跳出一段優美的舞蹈，但這舞蹈似乎又太圓滑，近乎一段技術性的操練動作——舞蹈的核心缺少靈魂。是以，曆史題材的文學作品，不僅要忠實于曆史事實，要富于文學色彩，還要有一個内在的靈魂。這個靈魂，就是作者對曆史人物的了解和對曆史事件的認識，往往是閱讀體驗與作者自身經驗的結晶。
為了這個靈魂，我把自己的閱讀體驗灌注其中，争取寫出自己了解的司馬遷。與學術論文不同，文學作品一般比較忌諱作者直接在作品中夾帶私貨販賣自己的議論，而是要通過作品中人物的一言一行甚至環境渲染來暗度陳倉。是以，考慮到司馬遷的時代，士人們多有強烈的建功立業留名後世的思想，司馬遷本人也念叨“君子疾夫沒世而名不見稱焉”，我決定對這種思想做一點緩沖，以表現晚年司馬遷修史閱世帶來的超然境界。
在重寫“退隐”一章時，我有意安插一位有道家色彩的隐士與司馬遷對話，主要就是為了與他強烈的留名後世思想做平衡。這種安排當然是一種文學虛構，但符合司馬遷的父親司馬談推崇道家乃至司馬遷也深受道家思想影響這一史實。可能是出于其他考慮，編輯最終将司馬遷與隐士的對話做了删節。比如删除了以下的文字：
“先生不覺得避居山中，猶如草木，雖得永年，終為消隕嗎？”司馬遷問。
老人看了一眼籬牆外的秋草，說：“足下一定是儒生出身，看重身後之名。老朽不做如此看。身為主，名為賓。令名可以修身，身存方可享名。身且不存，名将安附？身為枯骨，縱享盛名，枯骨能開心否？枯骨是己身否？故曰：不若長生久視，頤養天年。”
司馬遷沒有再和老者探讨身體、生命與名聲的問題。但他覺得老者說的也有一定道理，而自己卻實在無法打消留名後世的念頭。
對于生命價值的看法，即人生觀，本是因人而異的。即使是同一個人，年少無知時的人生追求，和年過半百以後對人生的看法，自然也可以有很大不同。到底哪一種對生命的看法是正确的呢？并沒有唯一正确的标準。是以，司馬遷年輕時留名後世的想法，又焉知其沒有變化。隐逸老者追求健康長壽而淡泊名利，也有其合理的存在空間。本無正确與錯誤，萬物靜觀皆自得。更何況，司馬遷本人，還是一個巨大的沖突體。
一切偉大的人物，都蘊含着巨大的沖突。能否将沖突統合于大緻的和諧之中，是庸人與偉人之間的分水嶺。司馬遷自幼抱負極大，但一生命運多舛，内心深處的沖突糾結，在《史記》行文中時有流露。他最終忍辱負重，承受住信仰坍塌的痛苦，竭盡一生，做了一件效仿孔子、承繼父親遺命的事情——撰寫《史記》。
一生隻做一件事情，他最終成功了。司馬遷撰寫了《史記》，《史記》成就了司馬遷。書，成為正史的典範。人，成為千秋史聖。
《史記》（中華經典藏書）
出于出版的需要和編輯職業的标準，《司馬遷》出版後的文字，與我的定稿之間，還有一些小的出入。有些文字的修改，與我的初衷有些背離，甚至不太符合《史記》學的常識。如能再版，我希望對這些小問題做出修訂。
盡管我僥幸擷取高校教職，但我并不是一個合格的腦力勞動者。我喜歡閱讀，喜歡思考，喜歡私下裡與朋友、學生聊天，也喜歡講課，但卻不太喜歡書寫。很多問題，自己想明白了，能夠在内心讓自己信服，也就算了，最多是将自己想通的問題，口頭與大家交流。
今後，我要痛改前非，不能隻吃桑葉不吐絲，要把自己吸收别人的知識、思想，經自己思考之後轉化的“成果”，勤快地用文字的形上表達出來，和更多的人分享我的思考。
《司馬遷》對我來說，隻是一個開始。它讓我開始思考，如何把學術研究成果，換一種大衆樂見的表達方式傳遞出去。為社會大衆寫書。
不能隻說自己了。
對于司馬遷，你可以不認可他描述的史實，不贊同他的觀點，但你不能不欽佩他的文字。因為，司馬遷的《史記》，是一種有溫度的曆史描述。《司馬遷》可能并不能為你提供一個完整的司馬遷形象，也不能為你提供一把解讀《史記》的金鑰匙，但是，它有可能為你提供一種走近史聖與《史記》的方式。
（劉銀昌，文學博士，陝西師範大學文學院副教授，中華先賢人物故事彙《司馬遷》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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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籌：陸藜；編輯：思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