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音量調大，打開助聽軟體，周梅森遞過來他的手機：“對着這問，聲音大一點。”
這位高産且勤奮的江蘇作家回憶，兒時成長于赤貧的年代，三天兩頭生病，加之得過兩場肺結核，打多了抗生素，聽力也就漸漸壞了。
“上海出品”電視劇《突圍》正在東方衛視等平台播出，這部聚焦國企改革的現實主義劇作，正是改編自周梅森的新書《人民的财産》。
書中虛構了林滿江、齊本安、石紅杏等國企幹部的形象，其中既潛藏着周梅森對礦區生活的記憶，也延續了他批判現實主義的創作态度。
近日，在南京他的家中，解放日報·上觀新聞記者獨家專訪了作家周梅森。盡管與《人民的名義》一樣，《人民的财産》裡的故事也發生在虛構的漢東省京州市，但周梅森本能地反對“續作”一說，他強調作品之間的獨立性。
周梅森說：“影視劇可以工業化生産，這是行業的特征。但我是編劇中的作家，不是文化商人，我不生産系列的工業産品。如果把《人民的财産》冠為《人民的名義2》，隻不過是把《人民的名義》又賣了一遍。”
17歲當勞工，把“根”留在了煤礦
第一次在《收獲》雜志發表作品後，周梅森走進了巨鹿路675号的上海作家協會，一眼便覺得眼前的“愛神花園”很眼熟。年少時的周梅森随父母生活在徐州賈汪煤礦，在介紹礦區曆史的陳列館中，就有一張“愛神花園”的照片。因為這棟花園洋房的舊主人，便是“煤炭大王”劉鴻生的胞弟劉吉生。
這是煤礦與文學一次巧合的邂逅。從煤礦勞工到作家，周梅森覺得，自己從煤礦走了出來，但把“根”留在了那裡。他創作的每一本有關大型國企的作品，幾乎都離不開賈汪煤礦的所見所聞。《人民的财産》也不例外。
上觀新聞：為什麼說《人民的财産》是您一生最想寫的故事？
周梅森：社會主義國家有個特征，即擁有大量國有企業。從央企到地方國企，構成了中國經濟的壓艙石，是我們的“國之重器”。我從小生活在國企的環境裡，徐州賈汪煤礦是我當年生活成長的地方。是以第一次在《收獲》發表作品，走進上海作協，就覺得很熟悉。我後來走出煤礦，1979年調到南京文學雜志社《青春》當小說編輯，後來又當了專業作家，再也沒回去過。
但我走出來後，“根”留在那裡了。我寫的幾乎每一部作品，涉及大型國企的，都會與我所在的賈汪煤礦當時的狀态有關。比如《國家公訴》裡寫到了破産的情況，《人民的财産》裡寫到三個師兄妹。很多煤礦的景象、人物不斷在我眼前閃現，我總覺得應該寫出來。近幾年，一樁又一樁大型國企的腐敗案件爆發，引起了我深究的興趣。真正寫了小說，是在2016年，李路在拍《人民的名義》，當時錢也找到了，缺口堵上了，我除了看看回放，沒有别的事。
上觀新聞：林滿江、齊本安、石紅杏，還有勞模，就是當時在礦上，您身邊的人物？
周梅森：《人民的财産》這個題材，我20年前就想寫了。我14歲起，就在煤礦半工半讀，一天工資9元錢。後來17歲就在煤礦當勞工了，接觸到了一批小夥伴，他們很多人的父親都在煤礦事故中去世。這件事在我青年時期的記憶中非常深刻。隻是什麼時候浮出水面，變成藝術形象，需要契機。包括我看到很多國企的腐敗分子，有的是靠自己的勤奮勞動，有的靠科學發明，憑着一己之力走上崗位。他們初心在哪丢掉了？國企應該是造福全體百姓、造福國家的經濟載體。是以政治層面的思索，加上個人經曆，變成了這部作品。在我看來，《突圍》不是反腐劇，也不是政治劇，是政治經濟劇。
《突圍》中，黃志忠飾演林滿江
上觀新聞：《人民的名義》直擊反腐，《人民的财産》關注國企改革，都有很尖銳的成分。
周梅森：《人民的财産》裡林滿江腐敗了，在一把手腐敗的情況下，一個地方的生态是值得探索的，因為幹部的“逆淘汰”形成了。他根本不會把人民的财産、人民的利益當回事。寫林滿江這個人物，确實太過瘾了。國企高管怎麼能有私人飛機？這是一個大奸商專門買了送林滿江到香港看病的，他撐了三年，就為了當省長。這個人物對權力的貪戀已經到了令人不齒的程度，這是我塑造出來的一個很典型的人物。
上觀新聞：《人民的名義》大獲成功，會給新的創作帶來壓力嗎？
周梅森：沒有什麼壓力，因為我是一個作家。作家總是在尋找，總是在創造。作家本質上不能接受電視劇工業化生産和套路的重複。是以寫《突圍》的時候，我就知道，這不是一部案件推動型的作品。
有人說《人民的财産》是《人民的名義2》，我也很反感這個說法。我寫《我主沉浮》時，虛構了漢江省。到了《人民的名義》，因為隔了十幾年，變化太大了，被迫又虛構了漢東省、京州市，把我的人物活動裝進去，很順手，不需要構想太多。不然一部小說要虛構一個省，人家會覺得作品很虛假。我必須盡可能地有一個穩固的舞台，讓我的人物演出悲喜劇。
《突圍》中，闫妮飾演石紅杏
像巴爾紮克，用一輩子講故事
比起在象牙塔裡寫作的作家，周梅森的人生經曆異乎尋常地豐富。他做過煤礦勞工，當過市政府副秘書長，做過房地産生意，也炒過股票，最喜歡的還是寫作。從14歲那年讀到《巴爾紮克傳》之後，周梅森便始終是巴爾紮克的信徒。在他看來，作家是一輩子用筆講故事的人。
上觀新聞：您說最欣賞的作家是巴爾紮克？為什麼？
周梅森：我沒受過正規的大學教育，對文學的愛好始于14歲時看到的一本《巴爾紮克傳》。這本書改變我的一生，直到今天，我依然是巴爾紮克的信徒。巴爾紮克曾經在拿破侖像下寫了一句話：“你用劍征服世界，我将用筆征服世界！”這句擲地有聲的話，一直激勵着我。巴爾紮克是一個介入生活的作家，一輩子經商想發财，但沒發财，最後寫出了一部《人間喜劇》。我也對現實生活有一種天然的興趣，天然的敏感。
上觀新聞：您對文學的興趣是從何時開始的？
周梅森：我十四五歲就開始寫第一部小說，可能當時連3000個漢字都不認識，但寫了20萬字，不簡單。當時在煤礦，紙張要過蠟後才能包炸藥。我就在沒過蠟之前，在切下來的邊條紙上寫。
從1971年到1979年，8年時間，我寫了幾個電影劇本，3部長篇小說，一個字都沒發表。連郵局都認識我，大老遠就喊，周梅森又退稿了。那時候即便發表，也沒有稿費。但是天生愛寫作，沒辦法。
80年代，那是文學最好的時期。當時有個評論家，畢業後被配置設定到中央某機關，他沒去報到，後來到作協做了一輩子窮作家。我集中讀書時期是在《青春》文學月刊，在那裡當了五年編輯。後來也讀書，但比較實用主義了，比如寫某一部小說涉及的曆史、資料，就去找來讀。這是我讀書最多的時期，其實在煤礦時也如饑似渴地讀，但沒有好書。《百年孤獨》讀了好幾遍，《永不掉隊》也是那時候讀的，寫到了《人民的财産》裡。雜志社有個資料室，看書很友善。
上觀新聞：您的人生經曆非常豐富，不僅在政府部門工作過，也做過房地産、炒過股票，這些經曆對創作有什麼啟發？
周梅森：我1996年到徐州挂職，做市政府副秘書長，開始有意識地了解政府組織是怎麼運作的。在寫作中對這一塊了如指掌，都與這一年挂職有關系。後來90年代在南京祿口，初生牛犢不怕虎，蓋了80多棟别墅，非常難賣，一直到2000年後才打包賣完。好在我沒借款，沒賺也沒賠。現在想想，幸虧我提早上岸了，沒有把房産夢做下去。
可能也和我從煤礦出來有關系，在事業上比較想幹。比如說，有這麼幾部電視劇，都是我獨自投資的。《國家公訴》是我全額投資，和最高人民檢察院影視中心合作拍攝。《我主沉浮》《我本英雄》都是我個人投資的。到了《人民的名義》，我就隻做編劇。《突圍》開播時，我的另一部電視劇《大博弈》關機。《突圍》開播新聞釋出會結束後，我第二天就飛青島關機了。
我隻編自己的作品，不放心給别人編劇。我把小說作為提綱，有人物、有故事，這就是提綱，劇本做起來就很順。
《突圍》中，靳東飾演齊本安
上觀新聞：在寫政治小說之前，您早期也寫過一些曆史小說，比如《沉淪的土地》等。您覺得自己的創作可以分為哪幾個階段？
周梅森：我發表的第一部小說是《沉淪的土地》，寫的是民國時期的煤礦，主要以它的大氣、深沉和角度的新穎取勝。這個作品獲得成功以後，對我寫作風格的形成起到很大的作用。後來我的一系列作品都帶有這種悲壯的、悲涼的色彩，從礦山幾部曲，一直到《黑墳》。後來我也寫過一系列戰争小說，我和莫言的寫法不一樣，都引起了一些老同志的非議。1985年，我和莫言參加過同一個軍事文學研讨會，就有老同志批評我們，當時我是唯一一個非軍人作家。然後到了《人間正道》等政治小說這一階段。但萬變不離其宗，都是一種追根究底的現實主義的寫法。有人說是天賦，我說沒受過文學訓練，我可能有點天賦，但主要還是勤奮。
上觀新聞：從《人間正道》開始，您開始轉向政治小說創作，這是出于怎樣的契機？
周梅森：寫《人間正道》，是因為一個優秀的共産黨員、一個地區的上司幹部感動了我。他叫李仰珍，原徐州市委書記，已經去世很多年了。這個市委書記讓我看到，在改革開放過程中，一些官員的奮鬥犧牲。于是我就開始關注他們，因為我是改革開放的受益者，也是參與者。我看到了很多東西，想到了很多東西，都借着《人間正道》，把它寫出來了。寫出以後，就一發不可收了。
《突圍》中，陳曉飾演秦小沖
對社會現實，不能裝作看不見
比起其他城市，南京的梧桐樹顯得分外高大。從1979年調到南京工作後，周梅森一直生活在這座城市。除了南京，他對上海也不陌生，認為上海是他主要的文學陣地。關于創作，他主張文學幹預社會，在曆史程序中保持“在場”的姿态。
上觀新聞：您一直生活在南京，南京給您怎樣的印象？
周梅森：我從1979年到南京，就非常喜歡這座城市，因為這個城市非常包容。年輕時到這裡，南京的熱讓我印象深刻，披着濕浴巾在風扇下吹，才能涼快一點。除了熱，别的都很好。而且南京的文化氛圍也很好。南京的作家也很潇灑、獨立，各自寫自己的作品，風格不一，但互相尊重。如果不是南京，我可能活得不會這麼自由。
上觀新聞：您說上海是您文學發表的主要陣地。
周梅森：《收獲》發過我4部中篇，3部長篇，分别是《國家公訴》《我主沉浮》《中國制造》，《小說界》也發表過幾篇。
《人間正道》出來後，拍成了電視劇，巴金看到了，每一集都要看。因為歲數大了，他的女兒李小林就把片子錄下來，第二天給他看。不了解的地方就叫小林找書念給他聽。小林打電話給我，說我爸就看你的劇，讓我趕緊送書過去。巴金就問，我們為什麼不發《人間正道》？還問我在寫什麼。我說在寫《中國制造》。我很震撼，巴老當時90多歲，還關心國家命運、改革開放的曆史程序。這之後，才有《收獲》3部小說的刊發，我很感謝巴老。
上觀新聞：您曾說，身為作家，不能不關心這個時代，您也長期關注社會經濟的發展。什麼時候開始有這種自覺的意識？
周梅森：我生活在一個赤貧的年代，我的人生道路，幾乎與改革開放同步，沒有改革開放，就沒有我的今天。是以我這代人對改革開放充滿了感情。生于這個時代，我的創作不能不關心這個時代。一個時代一定要有一批作家“在場”。
上觀新聞：怎麼了解作家的“在場”？
周梅森：這個時代，總要有一部分作家，關注我們的改革開放，關注這個社會的各種沖突，因為我們處在一個偉大的變革時期，面對着千年未有之變局。是以我覺得，必須有一部分作家關注現實生活，關注老百姓關注的那些問題，不能裝作看不見。
我的作品總是面對社會現實，也總是面對很多尖銳的問題。我寫《人間正道》，引起幾十名官員聯名告狀的風波，我不認為他們都是壞幹部。像《國家公訴》也修改了800多處。我一直深深紮根在生活中，對經濟生活深度介入。這些對我的創作都非常有意義的。這個時代變化非常快，一不留神你就被抛棄了。
上觀新聞：現在回過頭來看，您如何總結自己的藝術觀、文學觀或者說文學審美？
周梅森：對批判現實主義始終不渝的忠誠與主張。早年我在礦區聽民間藝人講故事，後來我用我的筆講故事，現在又用影視影像講故事，我的一輩子就做了一個講故事的人。
欄目主編：施晨露 文字編輯：施晨露
來源：作者：張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