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幾天北大光華管理學院副院長張維迎教授的文章《今天所面臨的不·友好的國際環境，與一些經濟學家對中國40年成就的錯誤解讀不無關系》一文引發了不少關注。然而文章中充斥着各種套用自由主義經濟學理論進行的膚淺解讀，最後引向了謬誤。
張維迎的文章基本上是這麼個邏輯。“國家之間除了利益關系還包含價值關系”，西方的價值觀是人權、種族平等和先進幫助後進，而世界和平的三大基石是貿易、民主和國際組織。而中國模式的倡導者對中國40年改革成就的沒有正确歸因于市場化、企業家精神和西方三百年的技術積累，他們生造了一個“中國模式”，進而帶來了現在不友好的國際環境。
他的說法有五個謬誤。
<h1 class="pgc-h-arrow-right">謬誤之一：國際關系利益不再被考慮</h1>
“近代以來尤其是二戰後建立的國際關系已經發生了改變，國家之間除了利益關系還包含價值關系”，這句話完完全全是種膚淺的歸納，他所暗示的是“中美關系”變成現在這個樣子是因為中國“在價值上的不義”。這點反映了張維迎自己對美國外交和世界政治了解的膚淺。價值觀本身并不是獨立發揮作用的，美國确實非常強調人權、民主、自由，确實也真的相信，但要到外交層面的政策則是另一回事，需要有實際的有用性才行。價值并不僅是利益的工具，但價值也不會單獨導緻國家層面的政治行動。
張維迎的觀察很顯然忽視了美國全球範圍内的多種行為，他的結論與事實經驗不符。美國坐視埃及穆巴拉克政權倒台，而美國中東政策的支柱恰恰是更為專制、政治體制遠比埃及和伊朗更為前現代的沙特王國，美國堅決支援沙特而敵視伊朗放任埃及，哪怕在卡舒吉案這種惡劣的政治謀殺後美國也沒有實質性的指責，這背後的邏輯張維迎怕是完全不懂。同樣的，不論是1979年卡特的人權外交，還是近年來的“保護責任”，美國背後都有全球層面現實政治層面的考慮和行動，逐利動機從未被改變。
<h1 class="pgc-h-arrow-right">謬誤之二：價值觀、經濟能保證和平</h1>
至于西方價值觀是人權、種族平等和先進幫助後進，這點也是胡扯。西方社會是尊重人權，但是西方的人權往往建立在對其他開發中國家人權的破壞基礎之上，西方殖民體系時至今日仍然發揮着巨大的影響，很多時候成為開發中國家人權問題爆發的原因，94年的盧旺達大屠殺、持續至今的緬甸内戰，都與殖民體系遺産有密切關聯。先進幫助後進這一說法也是莫名其妙，非洲、西亞、南亞仍然有大面積的落後國家，為什麼美國資本沒有進行任何實質性的幫助而隻是不停授人以魚而非授人以漁？至于種族平等，恰恰是西方内部仍然濃烈的白人至上主義才誕生了種族平等的需求，就是西方曆史上的種族不平等才推導出種族平等，然而現在特别是美國國内，種族平等很多時候就流于口号，種族不平等作為結果甚至還在擴大。要談論種族平等，中國這種沒有殖民過任何地方的國家怕是比西方更有資格。這些價值觀與其實是現實，不如說是西方想讓外界相信這是現實，差别太大。
貿易、民主和國際組織是世界和平的三大基石這一說法也沒有理論和事實的足夠基礎。互相依賴不能推導出和平的必然，相反是政治和平推導出互相依賴。商業不會自動帶來和平，在英荷戰争時期沒有，在拿破侖戰争時期沒有，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也沒有，這些戰争爆發前交戰各方都有大量的商業往來，沒有一次維護了和平，政治先于經濟。國際組織也不是世界和平的原因而是特定和平秩序的結果，國際組織要反映的是當時的權力結構，就像法律、政府是政治秩序的産物，國際組織不能決定是否和平，張維迎隻看到了聯合國卻不見其前輩國際聯盟在應對納粹和軍國主義時的無能。
特别要指出的是民主和平論在西方有影響，但事實上民主和平論這種基于政體性質來解釋和平的方法論本身就視野狹小，忽略了國家之外的體系壓力。同時，民主和平論對民主國家的定義本身也漏洞頗多。在曆史經驗上，威尼斯和熱那亞在亞得裡亞海和地中海的博弈、英荷戰争、兩次英美戰争都是反例。民主和平論最為惡劣的地方在于，其賦予了西方國家戰争免責的理由，順理成章地制造更多戰争。
<h1 class="pgc-h-arrow-right">謬誤之三：中國模式不存在</h1>
由此進一步推演出所謂“中國模式論”不存在更是荒謬。他将中國的發展歸因于市場化、企業家精神和西方三百年的技術積累，試問現在哪個國家沒有？結果又有幾個國家具有中國的發展規模？世界上那麼多開發中國家在市場化、企業家精神和西方三百年的技術積累之下還是依然貧窮落後，這怪誰？這三點事實上是新自由主義秩序塑造的結果，我們可以看到的是，開發中國家完全依照自由主義理論積累經濟剩餘的速度很慢，産業實質上很難在市場環境下更新，還會面對國際金融資本周期性金融危機的收割。吸納數千萬中國産業勞工的勞動力密集型産業，事實上隻貢獻了5%的GDP。要是完全依據新自由主義的國際分工模式，開發中國家啥都剩不下。
是以，中國模式是存在的，這是由在新自由主義秩序理想狀态下的隐蔽剝削之中逆向生長的曆史事實所決定的。中國模式不是中國學者生造的概念，這是一系列實踐中總結而來的。
中國發展的動力源于靈活運用國家能力。不論是“市場換技術”還是部分反市場的國有體系，這些事實上都在扮演着截留經濟剩餘的角色。完全的自由市場隻意味着資源向強者的流動，作為後發國家，部分反市場恰恰是必要的。美國不斷抨擊中國這類行為恰恰說明了這種反市場部門有自己的價值。市場與反市場相共生，這是中國模式非常重要的組成部分。
<h1 class="pgc-h-arrow-right">謬誤之四：中美關系惡化的根源在于中方</h1>
既然中國有模式并且确實可以讓中國發展，那麼中國需要為現在中美關系惡化擔責嗎？美國現在主動惡化與中國的關系背後除了内部撕裂外則是面對中國權力增長，也就是發展的擔憂。這種擔憂恰恰來源于無政府狀态的國際體系形成的壓力。認為中國需要承擔中美關系惡化的責任本質上是剝奪中國發展的正當性，這點中國人民絕對無法接受。
正是如此，也應該看到中美兩國社會存在着巨大的不同。美國有一部分人趨于封閉的原因在于美國承擔着霸權的代價與收益人群存在着不同，這種結構性失衡是導緻美國社會出現分裂、趨于封閉的關鍵性因素。簡單的說，美國窮人承擔了全球化帶來的失業和貧窮，富人則不停從全球汲取财富。而中國目前沒有這樣嚴重的問題，雖然也有貧富差距但制造業為人民提供豐富的就業，加上多種政策的部分反市場的結構，中國可以截留下經濟剩餘，以此作為進一步發展的助推劑。
換言之，中國沒有變，仍然是新自由主義全球秩序之下的受益者，變的是美國。準确點說，是那個被全球化剝奪的一部分美國。
<h1 class="pgc-h-arrow-right">謬誤之五：中國的發展動力來源于良好的中美關系</h1>
說到底，張維迎教授所想的根本命題就是對改革開放的“飲水思源”，然而這個源他歸因完全偏離了曆史的軌迹。
中國的改革開放能夠順利實施，中美關系正常化是重要的條件。與美國關系正常化極為重要的一點在于中國與霸權國家的關系正常化可以實作基本的安全，進而為吸引資本提供可靠的環境。但是，改革開放最終決策是第二代上司集體作出的，這是基于過去經驗教訓之上進行的戰略判斷，中國國内當時強烈的改革共識是真正的動因。是以即便沒有與美國建立正常官方關系，中國也會尋求與日本、歐洲建立更深層的聯系來擷取開放的支援。
忽視了這點，我們就會發現，張維迎教授認為的“中國開放源于美國”根本不成立，美國在一些具體政策、技術上對中國有一定的需求，但是中國願意開放才是真正的動因。而且，中國80年代吸引的國際資本中扮演真正重要角色的是海外華人華僑的資本，他們既與母國有聯系，同時也有更強的市場敏感度。美國資本的大規模進入其實是在中國加入WTO之後，之前進入的規模其實沒有看上去那麼大，倒是中國給美國輸出了很多至關重要的人才。
中國政府的頭腦是很清醒的，中國即便在外部壓力下方向仍然明确，那就是繼續保持穩定的改革和開放，這才是應對外部壓力根本之道。中國對外開放的方針并沒有任何變化，内生的對外開放動力遠遠比1979年時強大得多，盲信自由主義對于中國這種需要解決發展問題的國家而言并不适宜。而許多自由派表面上對西方很了解，其實是鹦鹉學舌，而對中國國家與社會又是如此陌生，杞人憂天的論調不斷出現，其表現實在令人遺憾。
真正錯誤解讀中國四十年發展成就的人恐怕是張教授，甚至他對西方文明的解讀都是錯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