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几天北大光华管理学院副院长张维迎教授的文章《今天所面临的不·友好的国际环境，与一些经济学家对中国40年成就的错误解读不无关系》一文引发了不少关注。然而文章中充斥着各种套用自由主义经济学理论进行的肤浅解读，最后引向了谬误。
张维迎的文章基本上是这么个逻辑。“国家之间除了利益关系还包含价值关系”，西方的价值观是人权、种族平等和先进帮助后进，而世界和平的三大基石是贸易、民主和国际组织。而中国模式的倡导者对中国40年改革成就的没有正确归因于市场化、企业家精神和西方三百年的技术积累，他们生造了一个“中国模式”，进而带来了现在不友好的国际环境。
他的说法有五个谬误。
<h1 class="pgc-h-arrow-right">谬误之一：国际关系利益不再被考虑</h1>
“近代以来尤其是二战后新建的国际关系已经发生了改变，国家之间除了利益关系还包含价值关系”，这句话完完全全是种肤浅的归纳，他所暗示的是“中美关系”变成现在这个样子是因为中国“在价值上的不义”。这点反映了张维迎自己对美国外交和世界政治理解的肤浅。价值观本身并不是独立发挥作用的，美国确实非常强调人权、民主、自由，确实也真的相信，但要到外交层面的政策则是另一回事，需要有实际的有用性才行。价值并不仅是利益的工具，但价值也不会单独导致国家层面的政治行动。
张维迎的观察很显然忽视了美国全球范围内的多种行为，他的结论与事实经验不符。美国坐视埃及穆巴拉克政权倒台，而美国中东政策的支柱恰恰是更为专制、政治体制远比埃及和伊朗更为前现代的沙特王国，美国坚决支持沙特而敌视伊朗放任埃及，哪怕在卡舒吉案这种恶劣的政治谋杀后美国也没有实质性的指责，这背后的逻辑张维迎怕是完全不懂。同样的，不论是1979年卡特的人权外交，还是近年来的“保护责任”，美国背后都有全球层面现实政治层面的考虑和行动，逐利动机从未被改变。
<h1 class="pgc-h-arrow-right">谬误之二：价值观、经济能保证和平</h1>
至于西方价值观是人权、种族平等和先进帮助后进，这点也是胡扯。西方社会是尊重人权，但是西方的人权往往建立在对其他发展中国家人权的破坏基础之上，西方殖民体系时至今日仍然发挥着巨大的影响，很多时候成为发展中国家人权问题爆发的原因，94年的卢旺达大屠杀、持续至今的缅甸内战，都与殖民体系遗产有密切关联。先进帮助后进这一说法也是莫名其妙，非洲、西亚、南亚仍然有大面积的落后国家，为什么美国资本没有进行任何实质性的帮助而只是不停授人以鱼而非授人以渔？至于种族平等，恰恰是西方内部仍然浓烈的白人至上主义才诞生了种族平等的需求，就是西方历史上的种族不平等才推导出种族平等，然而现在特别是美国国内，种族平等很多时候就流于口号，种族不平等作为结果甚至还在扩大。要谈论种族平等，中国这种没有殖民过任何地方的国家怕是比西方更有资格。这些价值观与其实是现实，不如说是西方想让外界相信这是现实，差别太大。
贸易、民主和国际组织是世界和平的三大基石这一说法也没有理论和事实的足够基础。相互依赖不能推导出和平的必然，相反是政治和平推导出相互依赖。商业不会自动带来和平，在英荷战争时期没有，在拿破仑战争时期没有，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也没有，这些战争爆发前交战各方都有大量的商业往来，没有一次维护了和平，政治先于经济。国际组织也不是世界和平的原因而是特定和平秩序的结果，国际组织要反映的是当时的权力结构，就像法律、政府是政治秩序的产物，国际组织不能决定是否和平，张维迎只看到了联合国却不见其前辈国际联盟在应对纳粹和军国主义时的无能。
特别要指出的是民主和平论在西方有影响，但事实上民主和平论这种基于政体性质来解释和平的方法论本身就视野狭小，忽略了国家之外的体系压力。同时，民主和平论对民主国家的定义本身也漏洞颇多。在历史经验上，威尼斯和热那亚在亚得里亚海和地中海的博弈、英荷战争、两次英美战争都是反例。民主和平论最为恶劣的地方在于，其赋予了西方国家战争免责的理由，顺理成章地制造更多战争。
<h1 class="pgc-h-arrow-right">谬误之三：中国模式不存在</h1>
由此进一步推演出所谓“中国模式论”不存在更是荒谬。他将中国的发展归因于市场化、企业家精神和西方三百年的技术积累，试问现在哪个国家没有？结果又有几个国家具有中国的发展规模？世界上那么多发展中国家在市场化、企业家精神和西方三百年的技术积累之下还是依然贫穷落后，这怪谁？这三点事实上是新自由主义秩序塑造的结果，我们可以看到的是，发展中国家完全依照自由主义理论积累经济剩余的速度很慢，产业实质上很难在市场环境下升级，还会面对国际金融资本周期性金融危机的收割。吸纳数千万中国产业工人的劳动力密集型产业，事实上只贡献了5%的GDP。要是完全依据新自由主义的国际分工模式，发展中国家啥都剩不下。
所以，中国模式是存在的，这是由在新自由主义秩序理想状态下的隐蔽剥削之中逆向生长的历史事实所决定的。中国模式不是中国学者生造的概念，这是一系列实践中总结而来的。
中国发展的动力源于灵活运用国家能力。不论是“市场换技术”还是部分反市场的国有体系，这些事实上都在扮演着截留经济剩余的角色。完全的自由市场只意味着资源向强者的流动，作为后发国家，部分反市场恰恰是必要的。美国不断抨击中国这类行为恰恰说明了这种反市场部门有自己的价值。市场与反市场相共生，这是中国模式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
<h1 class="pgc-h-arrow-right">谬误之四：中美关系恶化的根源在于中方</h1>
既然中国有模式并且确实可以让中国发展，那么中国需要为现在中美关系恶化担责吗？美国现在主动恶化与中国的关系背后除了内部撕裂外则是面对中国权力增长，也就是发展的担忧。这种担忧恰恰来源于无政府状态的国际体系形成的压力。认为中国需要承担中美关系恶化的责任本质上是剥夺中国发展的正当性，这点中国人民绝对无法接受。
正是如此，也应该看到中美两国社会存在着巨大的不同。美国有一部分人趋于封闭的原因在于美国承担着霸权的代价与收益人群存在着不同，这种结构性失衡是导致美国社会出现分裂、趋于封闭的关键性因素。简单的说，美国穷人承担了全球化带来的失业和贫穷，富人则不停从全球汲取财富。而中国目前没有这样严重的问题，虽然也有贫富差距但制造业为人民提供丰富的就业，加上多种策略的部分反市场的结构，中国可以截留下经济剩余，以此作为进一步发展的助推剂。
换言之，中国没有变，仍然是新自由主义全球秩序之下的受益者，变的是美国。准确点说，是那个被全球化剥夺的一部分美国。
<h1 class="pgc-h-arrow-right">谬误之五：中国的发展动力来源于良好的中美关系</h1>
说到底，张维迎教授所想的根本命题就是对改革开放的“饮水思源”，然而这个源他归因完全偏离了历史的轨迹。
中国的改革开放能够顺利实施，中美关系正常化是重要的条件。与美国关系正常化极为重要的一点在于中国与霸权国家的关系正常化可以实现基本的安全，从而为吸引资本提供可靠的环境。但是，改革开放最终决策是第二代领导集体作出的，这是基于过去经验教训之上进行的战略判断，中国国内当时强烈的改革共识是真正的动因。因此即便没有与美国建立正常官方关系，中国也会寻求与日本、欧洲建立更深层的联系来获取开放的支持。
忽视了这点，我们就会发现，张维迎教授认为的“中国开放源于美国”根本不成立，美国在一些具体政策、技术上对中国有一定的需求，但是中国愿意开放才是真正的动因。而且，中国80年代吸引的国际资本中扮演真正重要角色的是海外华人华侨的资本，他们既与母国有联系，同时也有更强的市场敏感度。美国资本的大规模进入其实是在中国加入WTO之后，之前进入的规模其实没有看上去那么大，倒是中国给美国输出了很多至关重要的人才。
中国政府的头脑是很清醒的，中国即便在外部压力下方向仍然明确，那就是继续保持稳定的改革和开放，这才是应对外部压力根本之道。中国对外开放的方针并没有任何变化，内生的对外开放动力远远比1979年时强大得多，盲信自由主义对于中国这种需要解决发展问题的国家而言并不适宜。而许多自由派表面上对西方很理解，其实是鹦鹉学舌，而对中国国家与社会又是如此陌生，杞人忧天的论调不断出现，其表现实在令人遗憾。
真正错误解读中国四十年发展成就的人恐怕是张教授，甚至他对西方文明的解读都是错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