題記：2021年9月19日，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暨南南合作與發展學院承澤園新院區落成慶典隆重舉行，圍繞“中國經濟學的使命與傳承”主題，林毅夫、易綱、海聞、張維迎、張帆、餘明德等六位創始教授分别做了視訊或現場分享。本文根據張維迎教授的分享整理。
張維迎教授
主流經濟學不及格
經濟學的使命是什麼呢？在我看來很簡單，就是捍衛市場經濟。用什麼來捍衛呢？就是用一個好的市場理論。
以此來看現在我們的主流經濟學，要打分的話我想打59分，不及格。為什麼不及格？道理很簡單，市場中最重要的是企業家和企業家精神，但是我們的主流經濟學裡沒有企業家和企業家精神。為什麼沒有？因為主流的經濟學的假設已經排除了企業家功能，企業家似乎既沒有必要，也沒有可能。
主流經濟學假定每個人無所不知，所有資訊、資源、技術、偏好都是給定的，剩下的工作就是計算。這個計算工作不需要想象力、警覺性、果斷性，甚至不需要冒險，因而不需要企業家，計算機就可以完成。是以，我們既有的經濟學在解釋市場、捍衛市場方面是不及格的。我們甚至沒有辦法解釋為什麼利潤會持續存在。在主流經濟學裡，利潤是市場不均衡的表現，因而是沒有效率的表現；均衡下企業所有的收入都分解為成本，沒有利潤。
其實，在一個不确定的世界裡，知識和資訊分散在不同人的頭腦裡，每個人隻有有限的局部知識，決策離不開想象，離不開猜測，因而離不開企業家精神。企業家當然可能犯錯。市場的有效性不在于企業家不會犯錯誤，不在于經濟能達到均衡，而在于自由競争迫使企業家不斷發現錯誤、修正錯誤，如果不修正錯誤最後就會走向破産。這是市場最重要的特點。是以，我們不能用市場是不是達到了均衡來衡量市場是不是有效率。凱恩斯主義經濟學對市場的批評是錯誤的，因為它把均衡作為市場是否有效的标準。
經濟學家假定每個人都是理性的，這樣一來市場就是可以設計的。但真實的市場是演化出來的，不是任何人設計的。理性本身也是演化的結果，不是演化的前提。演化沒有目标，隻有适者生存。是以，以任何方式設計市場，用哈耶克的話說，都是“緻命的自負”，高估了自己的能力，高估了理性的力量，高估了科學知識的力量。
主流經濟學甚至沒有辦法讓人們相信這樣的簡單理念，即市場本身會導向共同富裕。亞當·斯密将我們的思維從“零和博弈”變為“正和博弈”，但新古典經濟學又把我們帶回到“零和博弈”思維。如果資源是給定的，技術是給定的，蛋糕就是給定的，生産和配置設定問題可以分開處理了。
“收入配置設定”概念的誤導性
“收入配置設定”是經濟學研究中的一個重要課題。但在我看來，這個概念本身就有誤導性，因為它給人的印象是，收入已經存在，已經在那裡了，問題是怎麼配置設定已經存在的收入。既然收入已經存在，如果有人得的多，有人得的少，那就證明市場是不公平的，需要政府再配置設定才能實作公平。事實上，收入是創造出來的，不是已經有一個固定的量在那裡，等待人們去配置設定。市場上，每個參與人不是通過“配置設定”獲得已經存在的收入，而是通過“出售”某種其他人需要的東西（産品、勞動服務等）賺取收入。如果其他人對他的産品或服務沒有需求，他就不可能有收入。一個社會有多少收入、多少财富，很大程度上依賴于企業家職能的發揮。企業家的職能就是發現、創造消費者的需求，并通過滿足這種需求擷取利潤。如果企業家精神被壓制，損失的不僅是利潤，而且是所有人的收入和福利。
企業家拿得是利潤，但這不意味着企業家在獲得收入上占有優勢地位。利潤是什麼？是别人剩下的東西。這裡的“别人”，也就是現在所謂的“利益相關者”，包括消費者、員工和債權人，也包括供貨商。如果市場當中消費者得不到滿足，拿不到經濟學家講的“消費者剩餘”（價值減去價格），企業家不可能賺錢；如果勞工拿不到合同約定的工資收入，企業家不可能有利潤；如果債權人得不到利息，企業家不可能賺錢；如果供貨商拿不到貨款，企業家也不可能有利潤。市場中隻有企業家的利潤可能為負，所有其他利益相關者的收入都不可能為負---除非企業破産，但企業破産的定義是企業資不抵債了，企業家利潤沒有了，清算所得也得先償還債務（包括拖欠的工資）。是以，企業家要緻富，首先要讓别人也富裕起來，給别人帶來好處。
利潤是企業家創造了價值、滿足了其他利益相關者合同收入索取權的标志，不是剝削的标志。盡管有運氣的成分，但平均而言，競争的市場上一個企業家能否賺錢，能賺多少錢，主要取決于他的企業家能力。如果你認為利潤是“巧取豪奪”，你自己“巧取豪奪”看看？但非常遺憾，現在這樣一個基本道理居然好像說不清楚，一說共同富裕就想到要走另外一條道路才能實作，似乎削去張三的耳朵就可以治好李四的耳聾。
讓我用中國各省之間的工資和利潤率的差異說明市場化與共同富裕的關系。以2016年為例，根據北京國民經濟研究所提供的市場化資料，私營企業的平均工資與市場化程度高度正相關，相關系數為+0.71。大緻來說，市場化指數每上升1個點，私營企業的年人均工資平均上升1826元。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市場化指數超過10的地區，人均年工資沒有一個低于45,000元的；而市場化指數低于10的地區，人均年工資沒有一個超過41,000元的。市場化指數與人均可支配收入的相關程度更高（相關系數+0.78）。市場化指數每提高1個點，人均可支配收入上升2,237元。市場化指數大于12的地區，人均可支配收入沒有一個低于30,000元；而市場化指數低于12的地區，人均可支配收入沒有一個高于28,000元。
與此同時，我們看到，雖然市場化指數與私企淨資産利潤率也正相關，但這種相關性要弱得多（相關系數+0.34）。這意味着市場化對人均工資的正效應比對淨資産利潤率影響更大。其主要原因在于，資本比勞動力具有更高的流動性，更高的市場化意味着企業家之間更激烈的競争，導緻工資相對上升，利潤率相對下降。結果是，工資占私營企業主營業收入的比重随市場化程度的提高而顯著上升（工業企業中的相關系數為+0.45）。
另一個值得一提的是市場化對解決貧困問題的顯著作用。仍以2016年為例，市場化與農村人口貧困率的相關系數是 -0.85。平均而言，一個地區的市場化指數上升1個點，該地區農村人口的貧困率下降1.1個百分點。市場化指數低于8的12個地區，隻有2個地區的農村人口貧困率低于5%；而市場化指數超過8的19個地區，隻有兩個省的農村貧困率超過5%，其中市場化指數超過10的7個地區，沒有一個地區的農村貧困率超過2%。
真實人群的收入流動性更重要
人們經常拿統計上的收入配置設定資料說事。但統計上的收入配置設定資料是非常誤導的。統計資料可能告訴我們最低收入的20%和最高收入的20%的人群某年收入各是多少，若幹年之後又各是多少，高低差距越來越大，似乎30年前最低收入的人和今天最低收入的人是同一些人。其實，統計學上的收入人群和真實世界中收入人群不是一個概念。統計學上的收入人群是按收入歸類的，真實世界的人是有血有肉的人，同樣一個人，不同年份可能屬于統計學上不同的收入人群。因為市場是不斷洗牌的過程，今天的高收入群，與十年前、二十年前不一樣。十年前的“窮人”，十年後可能變成“富人”。
打個比方，市場經濟好比有不同星級的旅館，有五星級的也有一星級的，每個旅館都住滿了人，但是旅客的名字總是在變化，今天住五星級旅館的人以後可能搬到地下室，也有一些原本住地下室的人，因為有能力就搬到五星級旅館了。市場經濟下人們的相對收入的變化，就是如此。
這其中的關鍵就是企業家精神。由于市場的競争性，再成功的企業家總會被後來者超越。而且，企業家精神是較難傳承的，不是說父親有企業家精神，兒子就一定有企業家精神，會同樣成功。大部分企業家年老的時候，其企業家精神也随之減弱，即便子承父業，企業也可能走向衰落。是以，市場經濟中富人不可能永遠富，窮人也不可能永遠窮。如果窮人有企業家精神，他就會超過富人。
為了說明統計資料的誤導性，讓我做一個小的模拟。假定一個社會由兩個人組成，A和B；在初始年（第一年），A的收入是100元，B的收入是500元，因而A是窮人，B是富人，二者的絕對收入差距是400元，相對收入差距後者是前者的5倍。再假定低收入和高收入的年增長率分别是5%和10%，但A和B的相對位置每年換一次。也就是說，第二年的時候，A變成富人，B變成窮人；第三年的時候，A又成了窮人，B又成了富人；如此等等。那麼到第10年的時候，統計資料告訴我們，富人的收入10年間增長了135.8%，達到1,179元，窮人的收入隻增長了55%，達到155元，絕對收入差距是1,024元，相對收入差距是7.6倍，似乎窮人越來越窮，富人越來越富。但真實情況是，十年前的窮人A變成了十年後的富人，十年前的富人B變成了十年後的窮人；十年加總看，A的總收入是4788元，B的總收入是4439元。（見下圖）。
這個模拟當然過于簡單，但足以說明統計上收入配置設定資料的誤導性。胡潤富豪榜提供的資料，對此是很好的佐證。從上榜資料的曆史序列來看，富人的名單總在變化。比如2010年上榜的首富100人，到2015年隻剩下34人，其他66人都已經掉榜。我可以肯定地說，今天排在中國富豪榜的人，不要說30年前，甚至20年前，許多人都處于低收入行列，不少人甚至可以稱為“窮光蛋”。怎麼這些窮光蛋變成富人就說明收入配置設定不公呢？
人口的收入垂直流動問題，是比統計資料反映的“窮人”“富人”收入差距變化更為重要的一個研究課題。我們更應該關注的是收入的垂直流動性，警惕階層固化。但研究收入配置設定的經濟學家習慣于用統計資料的收人分組，很少關注真實世界中真實人的收入變化，這是令人費解的。在對中國收入配置設定變化的研究中，斯坦福大學Khor教授和Pencavel教授的研究是少有的例外。他們發現，1990年-1995年期間，如果把中國城市人群按收入劃為五個組，1990年的最高收入人群到1995年隻有43.9%仍然屬于最高收入人群，而且有近5%落入最低收入人群。與此同時，1990年的最低收入人群隻有49.6%的人到1995年仍然屬于最低收入人群，50.4%的人都已經跳出最低收入階層，其中有2.1%的人進入最高收入人群。這僅僅是五年期間發生的變化。
再看看美國的情況。媒體經常說美國過去幾十年間貧富差距擴大了，但如果追溯到每個具體的人（資料基于稅務部門提供的納稅人身份号碼），給出的結論會完全不一樣。比如1975年占比20%的那部分最低收入人群，有超過3/4的人到1991年已經跻身于收入的前40%，其中有29%的人進入20%的最高收入人群，隻有5%的人在原地踏步。再如1996年占比20%的最低收入人群，到2005年收入增長了91%，與此同時，占比20%的最高收入群體的收入隻增長了10%。高收入人群的流動性更高。比如，根據美國國家稅務局的資料，1992年至2014年間，年收入最高的400人累計有4,584人，其中3,262人(71%)在這23年中隻有一次上榜。有超過一半的美國人會在他們生命中的某一刻處于收入的前10%。（資料引自托馬斯·索維爾《知識分子與社會》和《歧視與不平等》）
經濟學家的責任
總之，統計經濟學告訴我們的收入配置設定狀況是誤導的。非常遺憾的是，有些學者總是用這些誤導性的統計資料說事，許多人也願意接受這種誤導。法國經濟學家托馬斯·皮凱蒂因《21世紀資本論》一書不僅博得大名，還掙得盆滿缽滿，真是荒唐至極。已經有很多學者指出，他的收入配置設定統計資料包含着緻命的錯誤，根本經不起推敲。這樣的經濟學研究對社會有百害而無一利。
市場經濟的最偉大之處，就是能給每個人提供機會，無論你現在多麼貧窮，也許你以後會變成富人，同時它會懲罰每個不努力的人，無論他原來多麼富有。我們經濟學家的使命，就是捍衛市場經濟并為之提供一個正确的理論。到目前為止，主流經濟學的市場理論我認為還不及格，我們國發院的教授們、全中國的學者們、經濟學家們，都有責任做出自己的貢獻。
說明：本文根據錄音進行初稿整理，經本人補充、修改、确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