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經濟學界，林毅夫與張維迎這兩位頂尖學者，可說分别代表兩大營壘。自1995年“北大交火事件”以來，他們迄今已“互撕”了近25年，也一起陪伴着中國，跋涉過千山萬壑，經曆無數風雨。
林毅夫，1952年生于宜蘭；張維迎，1959生于陝西吳堡人
這些年來，在聚談、演講、會議、報端等各種場合上，談及中西經濟問題，他們每每針鋒相對，鬧鬧嚷嚷。而他們之間的舌戰筆仗，最大的意義可能在于：雙方的怒怼，不是私怨，不為争強，更非無聊口角或狗血八卦之類，雖結果都 “終不能奪其志”，可雙方都能大度，顯示雅量，不至于“悻悻然小丈夫”。《财經》雜志就注意到，他們“聽到對方駁斥自己時，臉上始終挂着笑容”。
在2016年11月9日的一次讨論會上，二人再度短兵相接。當場，林毅夫公開釋疑，稱“我和張維迎不同而和”，并且語帶深情地說，“我們倆是30多年的老朋友了，秉持着中國知識分子對學術研究、對國家發展的責任感，各自把看法毫無保留的提出來”。在張維迎呢，每言及林毅夫，也都是“先生”雲雲的恭敬，一副“苟利國家，何敢避也”之狀，這是前些年我自己所親見親聞的。
前“模範軍官”林毅夫，1979年舍命泅渡至陸，再無機會回老家
而且，更為重要的是，他們均為“國之邦彥”，這些表面上的口水戰，往往直接影響到我們的國家決策或導向，此其為德也大矣。是以，在尚需荟聚各方智慧，以圖繼續負重前行的當下，林毅夫與張維迎的“無诤之辯”，顯得至為可貴。這也是一個成熟社會的應有之義，瓜衆無需擔心，二人是否會當場“友盡”。
可以說，這是一場公開、文明、理性的“互撕”，多多益辦。這是我對這起“學界恩仇錄”的基本定調。
那麼，我等吃瓜群衆可能要追問：張維迎和林毅夫，倆人20多年來的呶呶不休，到底在争什麼呢？
我的簡單歸納，是朝野之争，是學派之争，是左右之争，是市場萬能與政府主導之争，是國中特色與西式藥方之争。或者再明白講，就是某些朋友似有意去“污名化”的“真話與假話之争”。再濃縮了解就是：在現行經濟程序中，我們的政府，該出演什麼角色之争。
交鋒實質：政府與市場關系？
張林之争，小打小鬧不斷，實在難以盡數。但是，可以清楚的是，他們大的辯論至少有兩場以上：其一，是1995年在北大，就國企改革問題交手；其二，是2016年11月圍繞産業政策的激辯。正是這兩三起“華山對陣”，吸引住了海内外諸多人士的眼球。
林毅夫自稱屬新古典經濟學派的改良系，而張維迎則自認是新奧地利學派的正宗嫡傳，其實已大體能說清辯論内容。張維迎号稱市場經濟理論的“最堅決捍衛者”，秉持西方經濟學尤其是新奧地利學派理念，主張先推行最優的機制安排，以此來發展經濟克服“後發劣勢”，進而強化法治、護衛産權、改善秩序，思路與當年的楊小凱有着不謀而合的落點。他自稱為企業家及群眾說話，坦承繁華盛世下危機重重。
最底層貧民出身的張維迎，屢稱，“我不會為讨好任何人而說話”
而林毅夫先生呢，是中特經濟理論的維護者，更是現實政策的辯護士，一再批駁張的那套是對西方理論的生搬硬套，認為就現實與經驗而言，後發國家固然需對現有經濟結構、社會機制作出變革，但絕非要機制改革搞定後才能去實施，且确信晚近40年，我們的政策是基本正确的，按部就班就能大體ok了。
另外，張維迎還堅持認為，國内還特别匮乏健全、完善的思想市場，這是諸多弊端難以克服的根源，是經濟問題險象叢生的觸因，也是“有識之士”們避席畏聞的最大障礙，為此憂心忡忡，三複斯言。而林先生則辯稱，思想收歸是任何一個發展中國度，都必要的管理舉措，“思想市場”還有更好的疏通管道。
這些争論，抛開各種諱莫如深的煙霧彈，其核心委實還是一個古老的問題，即政府的角色扮演，及其如何“收”、如何“放”，尤其是程度如何把握的分歧。粗淺地說，在理論假設上，張認為市場經濟“不是最好但是最不壞”，搞不好就是政府責任；而林毅夫言下之意，則是自由資本都攜帶惡意，一旦管控不好就會一發不可收拾。
用個更粗俗的比喻，張的主張，猶如極端自由的男女婚戀觀，隻要你情我愛出軌也是愛情；而林的理念，則傳統保守的多，反複強調婚戀的責任，堅稱一旦出軌将使整個家庭出現傾覆的惡果。
如鬥膽去評判林張之争是非，我這個外行的基本看法，确實有點“左右袒”式和稀泥，以為各有優勝，又各有缺陷。
學理上，張維迎要比林毅夫優勝的太多，他遵循國際慣例的普适理論，幾乎無一不正确，把林先生質問的隻能“顧左右而言它”，也反襯得林前後失踞，宛如一“大忽悠”；可在現實問題的考量上，林先生顯然更深謀遠慮與實用主義，同樣也對照出了張維迎的迂遠疏闊，甚至是有人嘲笑的“畢竟一書生”。很大程度上，這是二人身份不同導緻的：一個是“理論家”，挑刺批判就是盡責；一個是“參策者”，重在建設，掣肘也更多。
争論背後的隐身人物：已故傳奇經濟學家楊小凱（1948-2004）
我素來都認為，很多時候，我們的經濟學界，壓根就沒有“經濟學”，隻有政治經濟學。林張之争的焦點，本就在于政府在經濟中的地位與功用，張重點揭示的是普遍的經濟規律問題，是深入問題的本質與原因；而林着眼于現實經濟的施行問題，是最具經驗性的觀察。各有側重，自然屢屢扞格。
是以，真要論其高下，似可一句話說明：張理論嚴密且顯正确，可在具體施行中不一定得當，譬如他當年主持北大改革大業，區區一校政，最後還不是鬧得天怒人怨；而林是頂級經濟智囊成員，是決策參與者，其言論代表現實經濟決策的思路，是“老成謀國”之論，需要考量的還有各方力量之間的博弈，需要兼顧各端狀況、各種勢力的折沖妥協 ，也不可能完全暢所欲言。這位一腳分踏政、學兩造之人，多少也是以長期背負“經濟學界的郭沫若”的罵名吧。
也就是說，張維迎不在其位，代表監督、批評、谏言的“在野經濟學家”的聲音，“衆士之諾諾不如一士之谔谔”，他的敢于直言令人肅然起敬，盡顯知識分子本色；而林先生身在局中，是建設者的身份，實力不是徒盜虛聲而來，在一個羊腸曲徑的時代，以他所持水準、所受訓練，哪會不知道有些會議室裡鼓吹的經濟大綱實有漏洞？然而，“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後立非常之功”， “代人分謗”是其使命也是宿命，面對張教授的質疑，他的見招拆招隻能出之以遮掩與狡黠的味道，為經濟背書一些言不由衷的話也隻好漫口即來。
是以，就認知與情感而言，我更親近張維迎，相信他所言說才更符合“經濟學真理”。可是，對林毅夫先生，我亦深緻禮敬，盡管更多的還是了解與同情。遙想民國時代，學者蔣廷黻入閣，說了句名言，“避謗不能作為有血氣底人的人生哲學”，我想林先生對此當深有體會。為了中國經濟的持續騰飛與穩健前進，不少“林毅夫”式的學者，都忍辱負重太多。
是以，從最大善良去了解，盡管觀點乃至立場時常針尖對麥芒，但張林兩先生，都是有濃厚家國情懷的中國知識分子。
對任何彌漫這種情懷的經濟學家而言，讓自己的國家走在他以為的正确道路上，比起口角之勝負、名譽之榮辱，可能是更重要的工作。而且，我們如今的問題，确實還不是哪個經濟理念更高明的問題，仍舊還是飯碗問題、民生問題、公正問題，乃至安甯問題。有些話似乎是負能量的牢騷，可也是不得不發的牢騷，因為問題若已存在，與其強加裱糊，還不如将它戳穿。洞穿之後，我們才可能了解到它，才能去思考，才能去解決。
改革開放40年，我們的經濟民生之路，多少風狂雨暴，多少蒼黃翻覆。現在回顧也好，展望也罷，有太多一以貫之的問題或規律，是我們瓜衆了解不了，也想象不到的。但是，需要明确的是，它一定是中國經濟脫胎換骨，繼續上路的另一個重要契機。“萬山不許一溪奔，攔得溪聲日夜喧。
到得前頭山腳盡，堂堂溪水出前村”，信心缺失是必不可少的，謹慎也是不可或缺的。
張維迎和林毅夫之争，誰對誰錯，任何人說了沒用，需要此後的事實去證明。而寡淺如我，所能支吾其詞的，也就這幾句閑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