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縫紉機樂隊》的票房比《羞羞的鐵拳》差遠了，但“鐵拳”的境界比“縫紉機”差遠了。
如果說悲劇是把美好東西毀滅給人看，喜劇是把醜陋、虛僞、罪惡的東西拆穿給人看。“鐵拳”的特點則是把一切都吐上口水，再摔在地上給人看。
“縫紉機”是有情懷的。
這些年來，由于許多并非真正有情懷的電影，卻喜歡擺出一付有情懷的樣子忽悠觀衆——比如《小時代》系列，明明是戀物癖惡性發作，卻标榜什麼“黑暗無邊，與你并肩”——把大家惡心倒了，是以人們對“情懷”有點反感，對“鐵拳”之類不加包裝的惡俗反而覺得真誠。
《縫紉機樂隊》的故事比較簡單。東北小城集安的“搖滾公園”将被拆除，搖滾青年胡亮(喬杉 飾)為了保衛公園，散盡積蓄請來北京樂隊經紀人程宮(董成鵬 飾)，組建“縫紉機樂隊”，試圖保住“搖滾公園”，由此衍生出一系列故事。
以音樂或者樂隊作為故事主線的電影，八十年代有一部《迷人的樂隊》，展示包産到戶之後“希望的田野”，不過由于不少村莊很快變成了“空心村”，“迷人”所傳遞的樂觀情緒蕩然無存，這部電影也就沒有人再提了。最近還看過一部《愛樂之城》，講述了兩個美國文藝青年在好萊塢追夢的故事。
《縫紉機樂隊》讓我們意識到，資本的統治在中國已經是一個既成事實，它按照自己的邏輯強力改造着社會，甚至人們的心靈。資本的統治不僅從外部用房貸、學費、醫療費等規制了人們的生活，構成了對個人自由的壓制性力量，同時潛移默化地成了人們心靈的内部邏輯，使人們在不知不覺中變成了資本的“自覺奴隸”。
對資本統治的反抗，可以用階級的力量來進行，但在漫長的革命低潮期，更多反抗是個體化的，比如電影《鋼的琴》和小說《那兒》所展示的反抗。盡管這種反抗無力從根本上動搖資本的統治，但卻用日積月累的方式削弱了資本統治的道德合法性。
九十年代的大下崗運動，本質上是把原來受到國家保障的國企勞工，轉換成不出賣自己的勞動力就無以為生的雇傭勞動者。《縫紉機樂隊》中程宮母親就是下崗大軍一員，但她不願意束手就擒接受命運，而是靠着一架縫紉機維持全家的生活，并“一腳一腳地”把程宮“踩進音樂學院”，使他免于淪為靠出賣體力為生的簡單勞動力。
程宮的樂隊最終命名為“縫紉機樂隊”，暗示他們繼承了作為下崗勞工母親的堅韌精神，也繼承了他們個體化的反抗。
程宮是一個音樂人，影片開始時，他早已喪失了對音樂的熱情。念茲在茲的，是想不管從哪裡搞到50萬，讓他的樂隊去南韓“先整容後包裝”，再回國賺錢。
他是音樂人，卻不能快樂地追求音樂，他不僅必須按照資本的邏輯生活，同時資本的邏輯也已經内在化為他的心靈邏輯——之是以接受胡亮的邀請來到集安，是因為胡亮答應給他50萬勞務費，并預付了10萬。
在縫紉機樂隊中，胡亮的夢想是保住“大吉他雕塑”，激活小城的搖滾樂傳統；貝斯手丁建國(古力娜紮 飾)對身為房地産巨頭的父親有叛逆心理，想追求自己的音樂生活；鼓手炸藥(李鴻其 飾)是一位台灣青年，參加樂隊是為了尋找夢中情人；吉他手楊雙樹(韓童生 飾)是集安搖滾運動的先驅和老将；鍵盤手希希(曲隽希 飾)則是一個熱愛音樂的國小生。
隻有經紀人程宮有明确的功利目的：錢！他為了錢來到樂隊，又為了錢背叛了樂隊。
在這個過程中，我們看到了資本邏輯對個人自由，包括心靈自由的壓制，也看到了胡亮等人不自覺的反抗——這種微弱的、個體化的、似乎是必敗無疑的反抗，最終感動了程宮，他選擇重返樂隊，把演唱會進行到底。
在一定意義上可以說，《縫紉機樂隊》接續了三十年代上海左翼電影的傳統，如《馬路天使》、《桃李劫》、《神女》等等。當然，在左翼文藝失去總體性理論支援的背景下，這種批判的鋒芒要弱多了。
不過考慮到晚近三十多年，中國電影的主流基本都是在為重建資本在中國的統治掃清道路，僅僅在2013年，《中國合夥人》還帶着一種欣喜若狂的基調把“沐浴在錢雨中”當作人生最大幸福，“縫紉機”的出現還是令人欣慰的。
必須指出，雖然在影片中看到了反抗，但這種反抗還是小資産階級知識分子對大資本的反抗。小資産階級不滿大資本的強橫，其内心深處又害怕大資本，希望大資本能夠被感動，最終良心發現——沒有大資本的善良與恩賜，“反抗”就會是一場毫無結果的鬧劇。
《縫紉機樂隊》還用父女情、卡通化的方式柔化了大資本的人格化形象，使他們不僅不面目猙獰，陰森可怖，反而和藹可親，通情達理，這反映了小資産階級的軟弱和幻想，也削弱了影片的批判意義。
不過，我還是喜歡《縫紉機樂隊》。反抗既然已經取代了五體投地，就會繼續發展下去，資本的道德權威既然被毀壞了，就很難原封不動的重建。
資本有資本的邏輯，反抗也有反抗的邏輯。如果沿着這條路走下去，那中國電影是有希望的。
<h1 class="pgc-h-arrow-right">本文寫于2017年10月12日</h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