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胡錫進加入為聯想和柳傳志辯護的行列，由司馬南發起的這場以聯想為具體目标的輿論戰，有可能發展成一場新的關于國有資産流失的大讨論。
說是“新的大讨論”，是因為這樣的大讨論已經進行過一次了。上一次讨論發生九十年代末至新世紀初，在反對新自由主義的“非主流經濟學家”和奉新自由主義為圭臬的“主流經濟學家”之間展開，高潮是2004年的“郎顧之争”（即郎鹹平和顧雛軍之争）。
當年，自稱或被歸為“非主流經濟學家”的學者有：楊帆、左大培、韓德強，楊斌、高粱等，他們一直對經濟改革中出現的侵吞國有資産現象持強烈批判态度，對隻強調經濟增長和對外開放，忽視國家安全的趨勢憂心忡忡。
“非主流經濟學家”左大培
從九十年代後期開始，“非主流經濟學家”就一直以寫文章、辦講座、召開研讨會的方式，在這一領域進行鬥争，但因為兩個因素，他們的主張一直不被公衆所知曉。
這兩個因素，一是主流經濟學界擔心失去話語權，更擔心争論會引發公衆對國有資産流失的警覺與憤怒，是以對“非主流經濟學家”的批判一直不予回應；二是主流媒體界也一直刻意封殺“非主流經濟學家”聲音，從來不報道他們的觀點和活動。
這個時候，郎鹹平出現了。
郎鹹平的曆史貢獻是，他對顧雛軍“低價并購國有企業導緻國有資産流失”的質疑，使得這樣的問題第一次登上媒體版面，成為公共事件，主流經濟學界和媒體界對國有資産流失的輿論封鎖就此被打破。
而郎鹹平是以能夠發揮這樣的作用，又和這樣兩個因素有關：一是他的台灣、香港學者的特殊身份；二是顧雛軍不知死活，居然跑到香港法院去起訴他，使得這一事件繞開輿論封鎖，登上了社會新聞的版面。
諷刺的是，郎鹹平恰恰是主流經濟學界的一員。那個時候，他每次開會或者接受媒體采訪，都要首先強調自己不是“非主流經濟學家”，他是認可國企私有化的，隻是主張吃相不要那麼難看，價格不要太不合理而已。
2014年，我曾經在郎鹹平親自主持的财經節目“郎眼财經”中當面和他辯論，郎鹹平認為應該将國企私有化，而我則認為國企的問題主要在管理，是“委托-代理”的鍊條過長所導緻的，不在産權，當務之急是恢複國企的人民性。
無論如何，通過“郎顧之争”，郎鹹平俨然成了國民英雄，風頭一時無兩，但我認為，這其中的大部分榮譽，應該屬于長期堅持鬥争的非主流經濟學家。
這場争論，在2004年8月以後達到高潮，事實上成了八十年代之後的又一場思想解放運動（即從新自由主義教條的禁锢中解放思想），直到2005年兩會期間，權威人士做了“不動搖”的表态後，争論才漸漸落幕。
時隔17年，回過頭來再看，這場大讨論至少産生了兩個影響深遠的後果——
第一， 這是主流經濟學家由盛而衰的轉折點。雖然他們仍然把持着教學、研究的重要崗位，但在民間輿論中，卻失去了光環，被視為一群不誠實的人，他們為瓜分國有資産而炮制的種種似是而非的“理論”，如“冰棍論”、“吐痰論”、“靓女先嫁論”等，都在民間成了笑柄。他們對政策的影響力也開始下降；
第二， 國企改制中的主要政策手段“管理層收購”被叫停，做優做大做強國企，開始成為非常強勢的輿論和政策，一些國有企業在此後的幾年中陸續進入世界500強。
但是，引爆這次争論的根本問題，即在國企改制過程中出現侵吞國有資産的“原罪”問題，并沒有得到解決，而是被擱置起來了，并在今天被敢于冒險犯難的司馬南再次引爆！
首先必須承認，“原罪”問題是一個客觀存在，其基本含義就是從上個世紀九十年代開始“國企改制”過程中，天文數字的國有資産（據統計，總額高達12萬億人民币以上），被一些人（主要是管理層）用各種手段巧取豪奪，成為許多今天的“民營企業家”的“第一桶金”。
“原罪”問題，損害了億萬普通勞動者的利益，侵犯了人民最基本的公平感、正義感，也是以“教父”柳傳志為代表的“新階層”的曆史包袱。
這個問題，必須被解決。因為它已經成了一道無法愈合的曆史傷口，不解決，就會不斷地滲出捐血，社會也會是以不斷地被撕裂。
當年，做為主流經濟學家中最有憂患意識的一位，北大光華管理學院經濟學教授張維迎，曾經提出了一個“零點方案”。
什麼意思呢？就是從某一天的零點開始，對“民營企業家”在經濟領域内的犯罪，無論是偷稅漏稅還是侵吞國有資産，都一律赦免，“零點以後再嚴格依法辦事。”
張維迎的邏輯是，隻有這樣，“民營企業家”們才會放心大膽地把錢用來投資，推動經濟發展。
不難想象，“零點方案”看似冰雪聰明，但政治上的後果将是毀滅性的，由此引發的對全民财富的掠奪狂潮，将足以引爆一場内戰。
胡錫進在回應司馬南時說，
“倒過來追究聯想是否導緻了‘國有資産流失’，需要非常非常謹慎。因為有不少民營企業和股份制企業都有所謂的類似‘原罪’”，“我很擔心，如果反過來追究，甚至形成一個運動，将會對中國民營企業家的積極性造成打擊，增加他們的不安全感。”
胡、張兩位相隔十幾年的共同擔心，不由得讓人聯想起魯迅先生在三十年代關于“喪家的”“資本家的”“乏走狗”的論述，是不是相當準确，并且具有曆史穿透力呢？
迄今為止，聯想方面對司馬南以及民間輿論的質疑，仍然保持沉默，這是傲慢的，也是愚蠢和膽怯的。
“原罪”問題必須要解決，這是曆史的大是大非問題，不能允許以裝聾作啞的方式搪塞過去。
徹底的解決方式，馬克思恩格斯在《共産黨宣言》中早有論述，列甯關于“剝奪剝奪者”的論述則更加透徹和酣暢淋漓，新中國成立後，在“一化三改造”總路線指引下所進行的成功實踐，也為今天的人們提供了豐富的曆史經驗。
即便退一步說，承認新階層（或“新階級”）在當下的曆史階段有存在的必要，他們也必須對曆史和人民有所交代，主動采取措施，還清曆史欠賬，同時還要證明自己的存在對中華民族複興是有益，而不是有害的。
西方資産階級，在法國大革命之後，逐漸站穩了腳跟，因為他們完成了兩個曆史使命：一個是建立了各自的民族國家，完成了民族獨立；再一個是實作了工業化、現代化（盡管這一過程中伴随着對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掠奪和本國勞工階級的殘酷剝削）。
但是，中國的情況完全不同。
中國反帝反封建的曆史任務，是毛主席、共産黨的上司的人民革命完成的，中國建立獨立完整，門類齊全的工業體系，即工業化的任務，也是計劃經濟時代在公有制基礎上完成的。目前财富逼人的“新階級”談不上有什麼貢獻，因為當時他們還不存在。
顯然，大曆史留給“新階級”的道路并不寬廣，因為他們本來就是被曆史超越的階級，他們要在曆史面前證明自己存在的必要性，選擇并不多。
他們目前可以做的，主要有兩條：
第一， 推動中國的科技水準，全面趕上并超越西方。但聯想通過自己的“貿工技”路線，事實上已經放棄了這方面的努力，這就是司馬南能夠一呼百應的根本性的原因；
第二， 把自己定位為“财富的看守者”，主動配合“共同富裕”政策，使中國在這方面走在世界的前列，兌現“先富帶後富”的曆史承諾。這樣的話，“原罪”問題，可以在推進“共同富裕”的過程中逐漸得到化解。
不過，從聯想以及整個精英階層在這一事件中的表現來看，我對他們能不能做到這兩點，并不樂觀。他們可能很難避免重蹈其前輩近代中國曆史上曾經陷入過的覆轍。
一個階級會不會被曆史消滅兩次？這是完全有可能的，這也符合曆史發展的波浪式前進、螺旋式上升的規律。
當下的中國，最具曆史主動性的企業，當屬華為，這是華為在衆多民營企業中一騎絕塵的根本原因。可是華為這樣的企業太少了。
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間正道是滄桑。這次大讨論非常好，中國社會的各階層都能夠從中受到教育，看清自己的曆史方位，并得出自己的結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