舒乙曾跟《環球人物》記者回憶：“我是工程師，不是搞文學的。父親平反以後，很多人要了解他的身世，了解他的童年。他自己沒有寫過很完整的自傳，也沒有他的傳記。我那時候接受了這個任務。”
|作者：毛予菲 劉心印
|編輯：咖喱
中國現代文學館發出訃告，老舍先生之子舒乙同志因病醫治無效，于2021年4月21日14時16分在北京去世，享年86歲。
中國現代文學館副館長計蕾在接受媒體采訪時介紹，舒乙6年前因突發腦溢血被送醫，開顱手術後效果并不理想。術後進行了一年康複，後來病情惡化，轉至同仁醫院後一直住在ICU，大部分時間是昏睡狀态。4月20日，醫院報病危，次日下午離世。
對于舒乙先生病逝的消息，身邊的朋友都做好了心理準備。北京出版社編審楊良志與舒乙相識多年，他說：“我想到有這一天，但這一天來得太突然了。”
·中國現代文學館釋出的訃告。
工程師轉行文學，研究父親
1935年，舒乙出生于山東青島，兩年後“七七事變”爆發，用舒乙自己的話說，“好日子就過了兩年”，之後就是和所有中國百姓一樣，遭遇貧窮、物價飛漲、流離失所……
舒乙的成長過程深受家庭氛圍熏陶：雖然物質條件惡劣，但是所接觸到的人思想活躍。他曾回憶，媽媽在出逃北平時帶過兩三張齊白石的畫，自己會跟着畫兩筆。父親很欣賞這種興趣，他覺得，人不管怎麼樣一定要有他自己的特長。
動蕩中度過童年的舒乙，在上世紀50年代留學蘇聯，專攻林業化學專業，後作為北京市光華木材廠進階工程師，負責上司科研室及中心實驗室。
如今接受采訪時，舒乙習慣稱父親為“老舍先生”。他說這和他如今作為老舍研究者的身份有關。事實上，舒乙43歲以後才開始從事文學創作和研究。
從1978年開始，舒乙搜集了父親生前的許多資料，走訪了100多位父親的老友與知情者，做了大量調查。1980年，舒乙寫下散文《老舍的童年》，在《人民日報》副刊《大地》上連載。
他曾跟《環球人物》記者回憶：“我是工程師，不是搞文學的。父親平反以後，很多人要了解他的身世，了解他的童年。他自己沒有寫過很完整的自傳，也沒有他的傳記。我那時候接受了這個任務。”
·舒乙在父親老舍的畫像前。
在做史料工作的時候，舒乙寫了一系列極具見地的學術論文。舒乙的第一篇論文《老舍著作和北京城》，源自他在閱讀父親作品時的發現。舒乙梳理了父親提到的240多個地名，由此開辟了老舍著作的“文學地理學”之路。
舒乙另一個對老舍研究領域的拓展，則表現在對老舍的“滿族文學”研究上。1949年之前，老舍極少提到自己是滿族人，創作中也從未标注哪個人物是滿人。而舒乙通過細緻的閱讀，品出了老舍作品裡濃濃的滿族氣質，并著文《隐式滿族文學》，就這樣展開了老舍文學的另一個側面。
遺傳自父親的“幽默天賦”
老舍原名舒慶春，他創作的《茶館》《四世同堂》等作品堪稱中國現代文學中的經典。老舍的作品“京味”很濃，被認為是京派小說的代表，有人稱他是“蜚聲中外文壇的幽默大師”。在舒乙的眼中，父親雖然多數時候是嚴肅的，但隻要“家裡來了人，或者出去聚會，老舍就變成一個最幽默、熱情、有意思的人”。
父親的幽默和熱情似乎也完美遺傳給了舒乙。舒乙去世後，計蕾在接受媒體采訪時回憶舒乙日常工作中的狀态，形容他是一個“風趣、開朗，特别好相處”的人。“他也沒有上司的架子，我們都很喜歡聽他聊天，特别開會的時候，就覺得逗得不得了，他的口才真的是……”
·舒乙資料圖
舒乙1984年調入中國作家協會，參加籌備中國現代文學館。1985年開館後，他曆任副館長、常務副館長、館長，對老舍的研究也逐漸深入。
“他自己說他這個人沒有什麼優點，就是勤勞，我以前很容易就接受了這個說法。現在就不這樣想，老舍最大的特點是他有大愛，心胸非常博大，是一個偉大的人道主義者。”
舒乙曾說，老舍有一種和勞動者打成一片的天性，“他總是平等待人，是以能寫出能夠流傳，讓大家都喜歡、感動的東西。”舒乙回憶說：“我們當時住平房，每年都要上房修房子、拔草，有瓦匠在上面工作。他寫作休息出來，兩個人對話，兩句話瓦匠就下來了，跑去和他一塊兒抽煙喝茶。他跟這些人完全是一種朋友、親人的關系。”
舒乙說：“老舍的一個愛好是喜歡請客，愛鬧。把大家都招來，比如慶祝生日、節日，賞花、賞畫、賞月，然後搞一個特别的聚餐。這種聚會通常到最後就是老舍一個人在那裡說，大家靜靜地看着他。葉聖陶在日記中說過：我們就喜歡和老舍先生在一起，他不耍鬧完了，我們絕不撤席。”
舒乙曾對《環球人物》記者說，父親的另一個愛好是朗誦，經常在家裡大聲朗誦英文小說。老舍寫出劇本，第一時間把劇院的院長、導演、演員找來，聽他朗誦。演員們就從老舍朗誦的姿勢和語言裡找将來演戲的根據。“老舍認為自己作品裡最好的是《四世同堂》，之前最好的是《離婚》，還有一個他在重慶寫的，叫《歸去來兮》。他說過這三部作品是他比較喜歡的。”
·廣為流傳的老舍在丹柿小院書房寫作的照片。
回憶父親：他一度是個“怪人”
近些年，舒乙的生活很簡單，除了創作和參加社會活動外，就是在家畫畫。不聊天時，舒乙看起來很嚴肅，但隻要談及父親，他的語言就立刻變得生動有趣。
舒乙說，老舍“在解放初的文藝界是個怪人”，“當時人們都穿幹部服。他剛從美國回來，西服、領帶、三接頭皮鞋、手杖、扇子，這身打扮絕對是個怪物。”不過，穿着洋派的老舍實際上保留了很多滿族人的生活習性，“在家裡，他穿一個狐狸皮的對襟皮襖，一雙布鞋外套一個大氈子拖鞋，整個一個中國老頭。”
老舍還喜歡折扇，經常是扇不離手。因為扇子本身是好幾種藝術的結合體，扇骨、扇面、扇墜都很講究。“你看他的照片張張有扇子。假如說他一天有三場活動，他換三把。毛主席接見他，根本就不熱，他也拿着扇子。毛主席根本不看他，看那扇子。”
·1960年，毛澤東接見老舍（右一）、梅蘭芳（右二）、田漢（右三）。
作為中國現代文學館前館長，舒乙也看到了父親在時代大背景下表現出來的代表性。“他們這一批人，也就是五四的啟蒙者們，恰好趕上了私塾的末班車，是以唐詩宋詞、‘四書’‘五經’都倒背如流，古典文化素養深厚。同時，這些人也紛紛留學，了解了大量西方的政治、科學、文化知識。可以說，正是那樣的時代造就了他們這批人。”
在舒乙看來，老舍可說是這批人中的一個典型：他活了67歲，有近10年在國外。這10年裡，老舍接受了大量的西方思想，也形成他看問題的獨特視角。正是這種獨立的思考和個性的東西，使他在文藝上永遠不會被時代抛棄。
晚年緻力于“保護”北京城
浸潤在父親的作品裡，舒乙逐漸踏上了自己的藝術之路。
2000年5月，中國現代文學館新館落成，舒乙擔任館長，為新館籌建奔走呼号、傾盡心血。此時舒乙已是花甲老人，但工作起來精力充沛、創意無限。
他曾考慮要把文學館建成一個園林式的文學殿堂，從建築設計到庭園綠化、作家雕塑，事無巨細、親力親為。在他的策劃下，中國現代文學館還專門引進了影視人才，對老一輩作家進行追蹤采訪，留下了珍貴的影像資料。
在這之後，舒乙開始漸漸投入到自己的興趣中。他的愛好和父親一樣，也緊緊圍繞“北京城”。“他繼承了父親對北京的熟悉，對北京的宣傳，對北京的熱愛，這點在他身上表現濃烈。”中國現代文學館前副館長周明曾如此說道。
北京是老舍的寫作源泉，他愛北京，作品裡充滿了濃濃的“京味兒”，舒乙對這些點滴也都了然于胸。
2000年，面對北京舊城區裡成片的胡同和四合院迅速消亡的現實，舒乙與幾位全國政協委員聯合提出“保護北京曆史文化名城的十條緊急建議”，擔當起保護老北京的曆史責任。此後多年，舒乙一直緻力于對城市文物及文化遺産的保護。
似乎是童年的興趣被激發了出來，舒乙晚年對作畫的興趣愈發濃郁，但并不拘于水墨或油彩，而是别具一格的中西混搭，畫北京故宮和其他風景名勝。好友楊良志評價他的畫：“帶有靈氣，他畫故宮石磚縫的小草，常常用獨特的眼光看待古老遺迹的生命現象。”
晚年的舒乙住在安定門附近，往南看是波光粼粼的護城河。他常在護城河邊散步，把北京草木全留在心裡，化作一篇篇動人的散文和畫作。
部分資料來源：《環球網》、澎湃新聞、北京日報用戶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