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起婚姻中的巨大災難，日常的瑣碎煩惱更加難以躲避”，這是馬爾克斯在《霍亂時期的愛情》中的經典之言。
确實，普通人的婚姻裡，沒有那麼多戲劇化的大悲大喜，往往消磨掉熱情與耐心的，就是生活裡的一地雞毛。
是以張愛玲筆下的佟振保，娶了“白玫瑰”煙鹂，就想着“紅玫瑰”嬌蕊，一個成了衣服上沾的一粒飯黏子，另一個卻是心口上一顆朱砂痣。
錢鐘書的《圍城》裡，以為紮進了婚姻“幸福港灣”的方鴻漸與孫柔嘉，卻在婚後寡淡卑瑣的生活裡互相厭棄。
日子 的 煙熏火燎 之下 ，誰 也 甭想 活得 好看 ，楊绛先生評得一針見血：就算方鴻漸和心中的“白月光”唐曉芙共結連理，他們婚後也不見得幸福！
同樣把婚姻解構到剝皮拆骨的，是老舍先生的著作《離婚》，比張、錢寫的還要早上個小十年。
有意思的是，一本從頭至尾寫中年夫妻們鬧離婚的小說，到最後誰也沒離成。
一出出鬧劇落定，各人又縮進那不大合适的婚姻套子裡。或者是觸動了自身經曆，老舍通過主人公老李，近乎悲觀地指出——
婚姻便是将就，打算不将就，頂好取消婚姻制度。
婚姻的兩種形态：合作及将就
婚姻的本質是什麼？
心理學家阿德勒在《自卑與超越》一書中給出了答案：合作。
長久的婚姻，便是夫妻雙方達成利益的共識，互相合作；再有，就是老舍先生所說的“将就”，前者是主動，後者是被動。
《離婚》裡的兩個主要人物：張大哥和老李，他們的婚姻關系，就對應了這兩者。兩個現實生活中最普通的稱謂，也将他們的身份泛化，就像是我們身邊的人。
張大哥和老李，都是舊式的包辦婚姻，談不上愛情，張大哥享受婚後生活，老李卻感到痛苦不堪。
張大哥四十來歲，典型的熱心“老北平”，最愛給人說媒，熱衷各種人情事務。衙門裡挂個閑職，攢下3處房産，整日東奔西走，操心着别人家的瑣碎，四鄰八舍，沒一個不說他運籌帷幄、得體可靠的。
張大嫂，除了不是男人，一切全和大哥差不多。她包攬下全部家務，附和丈夫的所有決定，有些讨好地關心着自己那上大學的兒子和上高中的女兒。
張大哥很老派，人生隻兩大理想：作媒人和反對離婚。他認為結婚是人生必須的過程，男人掙個生活的體面，女人則要把家務事打理得漂亮。
在張大哥權衡婚姻的天平上，他的财富、能力、人際、地位，襯得上張大嫂這個麻利能幹的主婦，是以心安理得地不用仆人，享受伺候。
張大嫂盡管抱怨“一年到頭，老作飯，老洗衣裳，老擦桌椅闆凳”，但一榮俱榮，丈夫安逸自己也安逸，丈夫體面就是自己的體面，便在每天的辛苦裡找到自己的榮耀與快樂。
雖沒愛情 支撐 ，但 兩個人在婚姻中各取所需的合作态度，讓他們的婚姻牢固的鐵闆一塊，什麼 誘惑 都 潑不進 去 。
老李，三十出頭，一個郁郁寡歡的小知識分子，鄉下 的 妻子 是個 大字不識 的小腳 村婦 ，有 一對 不到 10歲的 子女 。除了 年 節 象征性 地 回 鄉 ，幾乎 和妻兒 沒有 交集 。
在張大哥的調停下，老李把妻兒接進城。但與文盲妻子毫無共同語言，在極度的精神苦悶中，他将被丈夫抛棄的馬少奶奶視為人生的“詩意”，在“幻想”破滅後，他灰心地辭去公職，帶着妻兒又回到了鄉下。
老李代表了現實生活中，那些不滿婚姻卻湊合過日子的人。
想追求個性解放卻沒有勇氣，滿腹牢騷卻隻敢在心裡嘀咕，他想煩悶時家裡有個知書達理、得體大方的，但自己的妻子呢，隻會趕雞、叫豬、大聲吓唬孩子。還會撒村罵街，發脾氣時癱在地上“可憐地”扇自己耳光子。
老李恨工作和生活裡的一切，他把機關和太太看成“一個怪物與一個女魔”，覺得自己不應當是個小官，不應當是老老實實的家長。被同僚戲弄，隻敢心裡忿悶，看太太不順，隻會背地怄氣。
老李被家庭和工作所牽制，文化賦予他對新文明的向往，卻陷身于舊文明的泥淖。
他将自己對自由、教養、浪漫的需求，投射在馬少奶奶身上，單方面想象與她“逃到香濃色烈的南洋，赤裸裸的在赤道邊上的叢林中酣睡，作着各種顔色的熱夢”。
馬少奶奶的丈夫帶着相好回家後，老李等待他心中“勇敢完美的新女性”，徹底與負心人鬧翻離婚。然而馬少奶奶最終打開了自己的房門，在争吵中熄了燈……
老李不切實際的幻想也跟着熄滅，生活又回歸到無聊、乏味和平庸，帶着妻兒回鄉，多少是對現實懦弱的逃離、徹底的妥協。
王小波說：“人的一切痛苦，本質上都是對自己的無能的憤怒”。
這也是我們普通人痛苦的根源。
總覺得自己的才華、理想或抱負，是被時代遏制了，是以人生才各種不得志、不如意，卻忘了自己本就平常。接受自己的普通，是很難的事，接受平庸的生活，就得承認自己普通。
永遠憤世嫉俗、苦悶絕望的老李，沒有能力直面問題、解決問題，也從未為自己的人生争取過，他是一個思想上的巨人、行動上的矮子，注定要在别扭的婚姻和生活裡将就一生。
有多少婚姻是以愛情為前提結合的？總有如張大哥、老李一般，在合适的年齡被家人敦促着，匆匆忙忙完成這個人生儀式。妥協也好、從衆也罷，隻要你選擇了婚姻，就要決定婚後的日子是 合作還是将就，選擇不同，你活着的質感也将大相徑庭。
離婚的兩種妥協：金錢和面子
老李本以為，隻有自己的婚姻一團爛泥，直到見了同僚吳先生和邱先生的太太們。
吳先生自稱正派人，是個武行，走關系做了文職，以自己沙包大的拳頭為榮，這大拳頭也有怕處，那就是他的太太。
吳太太氣力比丈夫大，虎背熊腰，整個人看起來，像一大塊四方墩肉，上面放着個白饅頭，威風凜凜，震懾着丈夫總想納妾的心。
邱先生，整日愁眉苦臉。夫人是個大學生，長得“瘦小枯幹，龅牙，沒多少頭發，胸像張幹紙闆”，也不能生養。對邱先生很有新女性的派頭，個性強，凡事都要壓邱先生一頭。
都說婚姻存亡的三要素，是：感情、物質和 性。
感情包含了以子女、愛情、親情等為聯結的合作責任關系；物質是生活品質的基礎；性承載了本能，是捆綁親密關系的增溫良劑。
《離婚》中幾對中年夫妻的沖突沖突也在于此。
吳先生和邱先生的訴求，表面在于太太不能生個兒子。說直白點，時間帶走了太太們本就不寬裕的姿色，一個方墩一個紙闆，毫無吸引力，似乎娶個年輕的姨太太，是唯一的婚姻出口。
兩位先生有了“外家”，兩位太太自然大鬧不已。
鬧到不可開交，似乎離婚勢在必行的時候，太太們卻偃旗息鼓了。
吳太太想得現實，離婚了吃誰去？頂着被姨太太抓傷的臉，原諒了丈夫：
我也想開了，左不是混吧，何必呢！我跟吳先生講和了，單跟這個小老婆幹，看誰成，我不把她打跑了才怪！
學曆高、有主見的邱太太，勸吳太太離婚時說得斬釘截鐵：
“我們沒兒沒女，丈夫不講情理，何必一定跟他呢！難道咱們就不會找個事作？沒結婚的時候就不想出嫁；及至結了婚，事事得由我作主。丈夫向我搖頭，好，咱馬上還去作事；閑氣，受不着！”
待邱先生有了新歡想離婚時，她卻沒了知識女性的清醒獨立，一改強勢讓了步。邱先生是個科員，體面的工作，襯得上邱太太體面的學曆，再說，她新女性的婚姻就這樣難堪收場？
老舍先生将這樣的妥協看得極透徹：
他們怕打官司，極願把家庭的醜惡用白粉刷抹上，敷衍一下，就是别打破了臉，使大家沒面子。
沒有謀生能力的吳太太，為了錢而不敢離婚；有謀生能力的邱太太，為了面子而不想離婚。
亦舒有言 ：“面子，是一個人最難放下的，又是最沒用的東西。”
我們中國人更是信奉“家醜不可外揚”，現實中，我們太多人為了維持面子而去忍受破碎不堪的裡子，讓度自己的自由、幸福，在已如雞肋的婚姻裡禁锢一生。
更多在家庭裡内耗掉青春、希望、能力的人們，失去容貌和經濟上的雙重競争力，像吳先生與吳太太，一個沒有務實的本事，一個完全養不活自己，兩個人仍湊合過，完全出于本能的捆綁，最不濟老來還能搭個夥。
小人物生活裡的難堪，大體是相通的，為金錢、為面子妥協，是常态也是無奈。
過不好離不了，中年人的婚姻困境
唐代女詩人李冶，寫過一首《八至》，其中有句“至高至明日月，至親至疏夫妻”，清醒 又 通透 。
兩個半路相逢的人，因着一紙婚書捆綁在一起，感情好時是親密無間，沒感情就是同床異夢。這其間的微妙，必得經曆過婚姻的風浪、有些世故的人，才能真正共鳴。
老舍32歲才倉促 結婚 ，感情 基礎 并不牢固 ，除了 養家 ，他 還要 負擔 着 母親 、哥哥（哥哥有九個孩子），壓力很大 。是以 他 寫 《離婚》，多少夾雜了一個中年人苦悶 的牢騷。
每個人心裡都藏着苦楚，生命隻是和理想完全相反的鬼混。
生命入了圈，和野鳥入了籠，一樣的沒意思。我少年的時候是個野驢；中年，結了婚，作了事，變成個賊鬼溜滑的皮驢；将來，拉到德勝門外，大鍋煮，賣驢肉。我不會再跳出圈外，誰也不能。
在婚姻裡，一個女人可以毀掉一個男人，同樣的，男人毀了多少婦女？……把自己苟且的保持住，循規蹈矩地在社會的迷霧裡掙飯吃。
婚姻裡，中年人被子女、金錢、面子、責任等牽絆住，早失去了追求自由的銳氣。
要麼如吳先生、邱先生夫婦，把日子吵成一鍋熱粥，燙得鼻青臉腫還“不離不棄”，要麼如老李般，胡亂抓一個不了解的“馬少奶奶”，幻想個蹩腳的“美夢”。
過不好又離不了，如何走出這個婚姻困境？
老舍自身并未走出迷霧，但在書中，或許以張大哥夫婦給出個相對正确的回答——
“去空洞的作夢，或切實的活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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