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4月21日14時16分，老舍先生之子舒乙同志因病醫治無效，在北京去世，享年86歲。”
這則訃告出來後，他全平台的各個首頁全部變成了黑白。
作為老舍的兒子，舒乙總讓人感覺有些奇怪，奇怪之一是：他稱呼自己母親胡絜青總一口一個“媽媽”、“母親”，可稱呼父親，他卻總用“老舍先生”。
筆者頭一次見到舒乙對父親這樣稱呼是在1994年，在他寫作的那篇《老舍的丹柿小院》裡。丹柿小院是老舍故居的别名，是以，這篇文章實際是《老舍的家》。在文章開頭，舒乙寫道：
“家，對老舍先生來說，是個特别神聖的詞，意味着踏實、溫暖、舒坦，隻因他颠沛流離了大半輩子，沒有自己的家。”
在這篇文章裡，隻要提到父親老舍，他都用“老舍先生”或“他”，而不是“父親”或者“爸爸”。
老舍全家福（後右一為舒乙）
舒乙對父親這般稱呼，自然會引起世人的好奇。他的反常也引來了王朔等人的質疑，王朔甚至遞來飛刀說：“你不叫父親，是不是對他的死有愧？”
因為王朔這句質疑，舒乙後來一直被認為“與父親之死有間接關系”。
面對這種種，舒乙不得不站出來親自解釋自己稱父親為“老舍先生”的背後緣由。他說：
“從1984年從文以來，我就以一個研究者的身份來審視父親，稱其先生而不稱父親，是要将父親拉遠，客觀地研究他。另外，‘先生’是人民對老舍的尊稱，他也從衆。”
實際上，舒乙不稱呼老舍為“父親”“爸爸”的深層緣由乃是：他和父親之間，總不像普通父子，似乎總有一種說不出的小隔閡。
舒乙和父親小隔閡的第一個原因是：小時候，父親陪伴他的時間實在太少了。
老舍是一個嗜文學如命的人，他喜歡安靜，安靜有利于創作，自然地，他經常性避開自己吵鬧的孩子安靜創作。
舒乙曾在回憶中說：“老舍先生平時在家是嚴肅而沉默的，因為他每天不是在寫作就是在思考如何寫作，沒有節假日，大年三十還在寫。”
也隻有愛文學如生命，才可以一門心思全撲在寫作上，連“年”都不顧了。既是連“年”都不顧，自然也總容易忽略孩子，何況，老舍還有四個孩子。
老舍全家福
老舍給兒子取名看起來頗有些随意，“乙”就是一筆，是以後來人們都說：“老舍給兒子取名，一筆搞定”。
當然，對取名這個小事，舒乙是不在意的，他多少還覺得這個名字有些妙趣無窮。
舒乙對父親的另一個小隔閡與父親的死有關。
老舍是在1966年因受委屈而投湖自盡的，那一年舒乙已經31歲了。可能是覺得他已經成人的緣故，老舍離家投湖時沒有告訴兒子。舒乙想起父親離家那天時隻說：“他（老舍）隻跟三歲的小孫女鄭重告别說“和爺爺說再——見——！”
因為父親走時沒有和他說任何，舒乙一直覺得心裡過不去。
在公園裡見到父親屍首那天，舒乙感受到了巨大的傷痛。後來，他在回憶起這段時曾這樣寫道：
“那一夜，我不知道在椅子上坐了多久，天早就黑了，周圍是漆黑一團。公園裡沒有路燈，天上沒有月亮和星星。整個公園裡，大概就剩我們父子二人，一死一活。
天下起雨來，是蒙蒙細雨，我沒動。時間長了，順着我的臉流下來的是雨水，是淚水，我分不清。我愛這雨，它使我不必掩蓋我的淚。我愛這雨，它能陪着我哭……”
從字裡行間便可知，當時的舒乙感受到了撕心裂肺的痛苦，他幾乎恨不得和父親一同死去。人都說“死了一了百了”，那一刻，舒乙算是真明白了這句話。死去了，就沒有痛苦了，痛苦的，是活着的人。
老舍
那天的舒乙才知道自己有多愛這個陪伴自己并不多的父親，他摸着父親的臉，拉着他的手，他的淚灑在父親滿是傷痕的身上。他的淚，是父親在人間感受到的最後的熱氣。他一直覺得：那點熱氣，是他回報父親的愛。
也是在那天，舒乙想起了自己和父親所有的往事，他甚至記起了父親給他的第一印象。
父親老舍第一次給他印象大概是在他兩歲那年，當時母親帶着他去撒尿。因為尿不出，母親竟叫上父親給他“示範”。父親走來示範後，母親說：“小乙，尿泡泡，爸也尿泡泡，你看，你們倆一樣！”
這一次“示範”，舒乙第一次看見了父親，而且也明白了“父親和他一樣”。
但不管舒乙對父親的愛和了解有多深，老舍的離去都不可避免地摧毀了他們的家，摧毀了他們的生活。是以，在1994年那篇《老舍的丹柿小院》的末尾，舒乙懷着複雜的心情在文章末尾寫道：
“對一個有明确生死觀的人來說，生和死的轉換竟是如此迅速，如此無障礙，令所有善良的人都不寒而栗……就這樣，他可愛而有趣的家業随即毀滅！”
記者李滿在丹柿小院
從這句話裡便可看出，作為兒子的舒乙，對父親的不告而别雖然了解卻多少有些不能接受。或許，舒乙在心底深處會覺得：你至少應該給家人一些交代，哪怕隻言片語。可老舍，偏偏就沒有。
筆者認為，舒乙不論在文章還是在生活裡都堅持叫父親“老舍先生”，從來是因為以上這些更深層次原因共同作用的結果。這句“老舍先生”裡，有兒子對父親的敬重，卻也有兒子對父親的隔閡。
父親死前，舒乙在林科院南京林産化學工業研究所工作，他所從事的工作多是科研。這樣一個人，卻陰差陽錯地因為父親之死而在後來“經由研究父親開始從文”。
1978年，帶着無數未被解開疑惑的舒乙開始收集資料，為研究老舍提供了最直接的和最真實的曆史資料。他的首篇作品《老舍的童年》後來被《人民日報》連載。
舒乙也就此走上了從文之路。
舒乙與父親
創作《老舍的童年》的過程中，舒乙調查采訪了100多人，其所耗時間精力之多可以想象。
1986年，51歲的舒乙出版了第一本散文專集，後來，他又接連創作了《我的風筝》、《老舍》、《現代文壇瑰寶》等專著。
因為不滿足于教科書對老舍童年的簡單介紹，舒乙開始為父親做年譜。他還将父親苦難的童年、曲折的求學路以及他的戀家都寫進了那本《作家老舍》裡。這本傳記也成了老舍唯一的傳記。
後來，舒乙還寫了一本專門講述老舍平生愛好的書，書名就叫《一生愛好是天然》。
或許是研究父親久了的緣故，也或許是遺傳的緣故，舒乙和父親一樣極其敢于仗義執言。平日裡，隻要是自己認為正義的事，他都會跳出來堅持。哪怕，這種堅持會讓他承受巨大的代價。
2000年，面對北京舊城區裡成片的胡同和四合院迅速消亡的現實，舒乙和梁思成兒子梁從誡、彌松頤、李燕等聯合提出“保護北京曆史文化名城的十條緊急建議”。
這十條建議的提出，無異于和當時的政府對抗，可為了保護文物，為了保護老北京，舒乙等人絲毫沒有猶豫。
舒乙等人的建議在當地引發了強烈反響，但當時的多數人都給予了強烈反對。因為這事，舒乙還獲得了“愛國者飛彈（搗蛋）”的外号。
即便如此，舒乙也堅持把自己的想法說出來了，他說：說了不白說。
因為舒乙的苦口婆心，北京市政府負責人終于出台了規劃古都風貌的相關檔案。後來，這些規劃竟全部吸取了他們的全部建議。得知消息後，舒乙曾激動地當面向市長們說“我要‘叩頭了’！”
後來，舒乙還為城市文物及文化遺産的保護，他還在參與實地考察并查閱大量資料後寫了《京杭大運河，殘缺的輝煌》《隋唐大運河，地下的輝煌》和《江南運河，水鄉的輝煌》三篇考察實錄，積極呼籲保護大運河。
舒乙
宿命一般地，由科研轉文學後，舒乙又愛上繪畫。而他拿畫筆還與他的妻子有關，他的妻子學畫時總拿着畫筆犯愁，一旁并未學過畫的舒乙見了便說：“這都不會，我來吧！”
自此後，拿起畫筆的舒乙便再未放下過畫筆。愛上繪畫這年，舒乙年已60多。再後來，他竟成了一個知名畫家。
舒乙畫畫并未從師，也沒有從畫家母親那裡學到任何技法，他的繪畫頗有點結合文學的意思。他作畫，從來從感情出發、從生活出發，他總能用自己的方法畫畫，也正因為此，他的畫風總是很奇特。“一灣碧水，一片黃葉，一抹惆怅，一腔深情”，這些，都是畫畫時曾營造的典型意境。
舒乙覺得，自己在繪畫上的造詣并非來自畫家母親，而是來自父親老舍。
原來，老舍的鑒賞水準極佳，并且非常善于評畫，在家時他便經常對着一張字畫評頭論足。時日久了後，舒乙便從父親的“批評”中知道了藝術标準。
年歲越來越大後，舒乙對父親的感情也慢慢發生了變化。如果最初父親死前，他還對父親有隔閡，那麼後來，随着時間的流逝，他已經完全懂了父親。
晚年時，舒乙創作了一篇名叫《父子情》的文章。這篇文章裡，他深情回憶了父親老舍對自己的關心和教導，他還特别提到自己結婚時父親贈送給他們的“勤儉持家，健康是福”的匾額。
這篇文章裡，舒乙終于不再稱呼父親為“老舍先生”，而稱呼其為“我的父親”了。在文中，提及對父親的評價時，他寫道：
“我的父親老舍，既不是典型的慈父，也不是那種嚴厲得令孩子見而生畏的人，是以是個複雜的父親。”
2013年，舒乙被确診為了腎癌，此時預感自己時日無多的他第一時間想到的不是自己，而是父親留給他們的文物。這些文物包括齊白石的《蛙聲十裡出山泉》、傅抱石的《桐蔭圖》、林風眠的《川江圖》等20幅精品字畫。
經過商議後，舒乙決定将這些珍貴文物捐贈給中國現代文學館。捐贈時，他說：“當我們老的時候，就要考慮這批畫的歸屬問題了。”
而此前，舒乙無償捐獻出的老舍《四世同堂》的珍貴手稿，則成了文學館的鎮館之寶。
《四世同堂》手稿
舒乙始終覺得：國家才是這些珍貴文物的最終歸宿，這也一定是父親的意思。他說：“父親筆名舍予，這就是給出去、給予的意思，再說，‘捐出來，展出來，這是父母給我們的家教’。”
頗值得一提的是，正是在捐出這些文物後不久，在舒乙年79歲那年，他的腎癌竟不藥而愈。對此，他曾感慨說：“我已經 79.4 周歲了，發現了腎癌卻又完好如初，我是幸運的”。
關于舒乙得癌症卻突然痊愈的事，各界說法不一，有人認為他很可能是誤診，還有人認為，他是因為捐獻文物積德是以延壽，但筆者卻認為，他的“病愈”與他積極樂觀、恬淡的心态有關。
在這一點上，舒乙無疑和父親老舍一脈相承。老舍先生在世時，也一直有着樂觀生活态度和嚴肅求新的創作觀，在對待名利等等上，他也和父親一樣非常恬淡。
雖然他從1984年開始從文，但他在文化界卻從不标榜自己是老舍的兒子，更不靠父親吃飯。每次有人在介紹他時說“這是老舍的兒子”時，他總說：
“是誰的兒子并不重要。一個人如果靠吃父輩的飯，是不可能在社會上站住腳的。老舍先生是大作家，做他的兒子有種壓力，但同時也是一種很好的動力。我常提醒自己再努力一些，要‘夾着尾巴做人’。”
舒乙這裡的“夾着尾巴做人”，實際是說：做人要有尊嚴，不看人臉色就是給自己面子。
在一次公開講話中，舒乙在談及父親時充滿深情，他說：“感謝自己生在這樣一個家庭，感謝父親對我的影響，他是個正直的人，熱愛生活，熱愛朋友和周圍的人，特别能同情别人，特别願意幫助别人。”
舒乙可能沒想到：“正直、熱愛生活、熱愛朋友、同情别人、願意幫助别人”等等這些父親的優點，後來都成了他身上的特點。
如此舒乙，當不愧為“老舍先生唯一的兒子”。
最後，謹以此文獻給剛剛過世的舒乙先生，願他老人家：一路走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