酒從産生之日起，就随着社會的進步而發展，到杜甫生活的盛唐時期，無論是酒的種類還是酒的制作工藝都有了較大進步。在造酒工藝的改良程序中，與酒相關的酒器、酒典、酒名，酒俗等都廣泛地發展起來。酒還融入到文人雅士的生活中，宴會時吟詩作對更是詞客騷人樂在其中的雅事。杜甫的筆下寫出了唐代豐富多彩的酒文化，為後人研究唐代的酒業發展以及當時的社會狀況提供了線索。
杜詩中的酒器較為貧乏。與李白美酒盛以美器不同，杜甫因為自身的經濟條件，所處的社會地位，隻能使用較為普通的酒器。稍微好一點的則是質地為金、銀、玉的金杯、金盞、玉杯、玉觞等，除此之外還有綠樽、清樽等。這些貴重的酒器在杜詩中出現較少，而且多出現在由他人做東的宴席上，從側面反映了杜甫寄人籬下、貧困潦倒的生活現狀。
杜詩中出現的最為貴重的酒器當屬琥珀鐘：“掌中琥珀鐘”。統觀杜甫一生，他的生活更接近于勞動人民的生活，他所用的酒器有天然的葫蘆，如在《惜别行送劉仆射判官》中提到自己“強梳白發提胡盧”，而他所居住的成都草堂的鄰居們也是以葫蘆作為酒器：“鄰裡喜我歸，沽酒攜胡蘆”(《草堂》)，可見他的生活條件已經與普通的勞動人民相差無幾。杜詩也寫到了勞動人民所用酒器，如在《遭田父泥飲美嚴中壓》中所提到的瓶、盆，《少年行二首》其一提到的“莫笑田家老瓦盆”中的“老瓦盆”等，這些酒器反映出唐代勞動人民使用生活用具的狀況。
詩聖杜甫筆下的酒的種類繁多，尤其是蜀酒。四川的造酒業可謂源遠流長，1986年7月至8月，四川廣漢三星堆出土了各種各樣珍貴的文物，包括大量的酒器。經過測定，三星堆文化遺址的年代大約在公元前2700年—公元前900年，相當于新石器時期到西周初期，大量的酒器的發現，證明了該地區釀酒業的發展情況。唐代蜀地的酒業也十分興盛，杜詩中提到的蜀酒主要有鄲筒酒、鵝黃酒、重碧、鞠米春、射洪春酒，甚至還有青城山道士乳酒。
蜀酒酒味濃香，杜甫“蜀酒濃無敵”(《戲題寄上漢中王三首》其二)的評價便是明證，同時蜀酒的祛愁解憂的功用顯然不錯：“蜀酒禁愁得”(《草堂即事》)。詩人杜甫的詩句“樽酒家貧隻舊醅”(((客至》)，以“舊醅”招待客人而覺得難為情。中唐的白居易說“綠蟻新醅酒” (《問劉十九》)，以新酒來招飲，兩位詩人都以新釀造的酒為貴，而後世的燒酒則以陳酒為貴。如果說杜甫的處境不可能飲到上等的好酒的話，那麼白居易的處境顯然要比詩聖好的多，是有可能飲到上等的好酒的，然而其詩依然以新酒為貴，可見唐代的釀酒業并沒有解決蒸餾的問題，或者蒸餾的工藝尚不夠成熟，唐代酒業隻能是在前代釀酒業的基礎上有了較大的發展。
除蜀酒外，杜詩中提的最多的是蒲坂的桑落酒、重陽節所喝的避災去邪的菊花酒和春節期間所喝的椒柏酒。其他的酒則有千日醉、竹葉青等等。無論何種酒都有各自的釀造方法和傳說故事，杜詩中的這些酒的種類為今人從杜詩中了解唐代的酒類提供了友善之門。
杜詩中提到的酒令隻有一種，即《樂遊園歌》中提到的鞍馬令。鞍馬令是一種類似于現在擊鼓傳花的酒令，适合集體遊戲。
杜詩還提到當時的酒價。盛唐詩人王維的詩中也提到了酒的價錢，認為“新豐美酒鬥十千”(《少年行》)，李白也說“金樽清酒鬥十千”，李白與王維所說的都是美酒的價格，杜甫無論是地位處境還是經濟條件都遠遠不如王維和李白。杜甫在詩中說“速宜相就飲一鬥，恰有三百青銅錢”，顯然與李白所說的酒價不符。從杜甫的處境來看，應是濁酒的價格。安史之亂爆發後，很多地區鬥米千錢，可見“三百青銅錢”一定是濁酒的價格，杜甫經常飲用的就是這些濁酒。
中國古代的酒，以釀造原料為依據可以分為三種，即糧食酒、果酒和乳酒。杜詩中提到的乳酒隻有《謝嚴中丞送青城山道士乳酒一瓶》一首詩，這酒是嚴武送給他的，相當珍貴。杜詩也說這種酒“氣味濃香幸見分”，可見其名貴。
在唐代水酒分為清酒與濁酒兩大類，濁酒是未經過濾的酒，有酒糟浮在上面。杜甫所喝酒多為水酒當中較差的濁酒：
濁醪必在眼，盡醉摅懷抱。 (《雨過蘇端》)
濁醪自初熟，東城多鼓鼙。 (《泛溪》)
事業隻濁醪，營葺但草屋。 (《客堂》)
蒼苔濁酒林中靜，碧水春風野外昏。(《絕句漫興九首》其六)
有時他甚至貧困到連濁酒都買不起的地步，“街頭酒價常苦貴”是他最為普遍的生活狀況；有時隻好向鄰居借酒：“隔屋喚西家，借問有酒不”(《夏日李公見訪》)；賒酒、欠酒債更是家常便飯:“酒債尋常行處有”(《曲江二首》其二)。“蜀酒禁愁得，無錢何處賒”(《草堂即事》)，倘若沒有金錢作為堅實的後盾，連濁酒都無處可賒。杜甫雖然出自奉儒守官的家庭，但他的生活更接近于平民，安史之亂後，社會經濟遭到巨大破壞，詩人的境況也越發艱難，能夠喝到濁酒，也是值得寬慰的。
來源：中國酒業協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