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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鄧小平收到陳獨秀後人來信,希望能修繕陳獨秀墳墓

1927年4月召開的中共五大上,有一門父子三人一同當選為中央委員,同時進入中共中央委員會。在中國共産黨的曆史上,這是絕無僅有的一次。

更為難得的是,每一位參與選舉的人都沒有徇私,所有黨員都認可這三人共同在中央委員會中任職。

這令人歎服其才能的父子三人,就是陳獨秀、陳延年和陳喬年。

然而,陳氏一門最終落得令人扼腕歎息的結局。

1979年,鄧小平收到陳獨秀後人來信,希望能修繕陳獨秀墳墓

陳獨秀一生有四任妻子,共育有七名子女。其中發妻高曉岚育有三子一女,最終隻有小兒子活到了新中國成立之後;第二任妻子高君曼育有一子一女,第三任妻子育有一女,第四任妻子沒有子嗣。

陳獨秀的發妻,大陳獨秀三歲的高曉岚是一位典型的封建時期的女子,出生于清末一個官僚家庭,是時任清軍安慶營統領副将的長女。

在父親精心的培養下,她成為了一名合格的“大家閨秀”:三從四德無一不順,于書本上卻幾乎一竅不通。

陳延年與陳喬年分别出生于1898年和1902年,他們出生時父親都遠在他鄉。

當時的陳獨秀受到戊戌變法影響,不顧全家人反對獨自前往杭州求是學院學習,這也是他最初開展革命活動的地方。隻是在學習的同時,他一直都有些忽略自己的家庭。

1979年,鄧小平收到陳獨秀後人來信,希望能修繕陳獨秀墳墓

陳獨秀

年齡相差四歲的延年、喬年兩兄弟自小一同成長,心有靈犀,不過性格和外貌差異很大:大哥延年皮膚黝黑、沉穩内向,被鄰居們稱為“黑面武生”;二弟喬年則膚白俊俏,更加活潑,被大家稱為“白面書生”。

兩人同當時的大部分官宦子弟一樣接受了嚴格的私塾教育,打下了深厚的國學基礎;他們也像當時的很多進步青年一樣,深刻認識到這樣一個黑暗和不公的社會需要改變,很小的時候就同封建思想決裂,開始尋找一條救國的道路。

袁世凱抄家一事,讓兩兄弟愈加堅定了走在革命道路上的決心。1913年陳獨秀擔任安徽都督府秘書長期間,曾經參加“二次革命”并宣布安徽獨立。

遺憾的是“二次革命”并沒有成功,已經成為袁世凱“眼中釘”的陳獨秀不得不東渡日本避難。睚眦必報的袁世凱将目光投向了陳獨秀的家人。

1979年,鄧小平收到陳獨秀後人來信,希望能修繕陳獨秀墳墓

1913年8月末,投靠袁世凱的反對軍閥倪嗣沖派出一隊匪兵沖進了陳獨秀的叔父陳衍庶家中。

好在事先有人通風報信,延年、喬年兩兄弟靈活地攀上屋頂逃到鄰居家中暫避,後連夜逃到懷甯鄉下,躲在了另一個親戚家中。

他們的堂兄陳永年卻不幸被捕,險些在獄中喪命。即便在審問得知他并不是陳獨秀的孩子後陳永年就得到了釋放,但所受到的驚吓使得他終身精神失常。

延年、喬年兩兄弟得知堂兄的遭遇後,更堅定了要走革命道路、反抗社會黑暗的決心。因而,他們在兩年後去到上海尋找自己的父親。

隻是兩兄弟沒想到,這麼一走就再也沒回過自己的家鄉,再也沒有見過自己的母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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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延年

陳獨秀是在1915年從日本傳回上海創辦《青年》雜志的,也是這一年他寫信給老家,要求自己的兒子們到上海讀書。

原本對于兩兄弟來說這是一件好事,隻是陳獨秀奉行“獸性”教育,決意不讓兒子住在自己家中,隻給很少的生活費,要求他們自己勤工儉學。

陳獨秀認為,這是一種改變我國青年“手無縛雞之力,心無一夫之雄”的方式。

在上海讀書期間,延年、喬年寄宿在四馬路亞東圖書館《新青年》發行所的店堂裡,該圖書館的經理是陳獨秀同鄉好友,他每月給兩個孩子代發10元生活費。

這名經理還記得,當年總是比較活潑的喬年進店拿生活費,更加沉悶一些的延年在外面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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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喬年

兄弟倆的姨母,也是陳獨秀的第二任妻子高君曼是很看不慣這種教育方式的,她多次向陳獨秀表達自己的反對意見:南來北往的客人都可以住在陳家,為什麼偏偏将親身子嗣拒之門外呢?隻是陳獨秀一意孤行,反倒斥責她“婦人之仁”。

因而,兩兄弟的生活十厘清苦。據他們的法文老師回憶,他們白天半工半讀,晚上隻能以地闆為床,吃燒餅,喝自來水。夏天飽受蚊蟲侵擾,冬日則連一床棉被也無,一年四季都是同一件夾衣。就連他,也忍不住“怪獨秀之忍也。”

在這樣艱苦的條件下,虧得兩兄弟天資聰穎又勤奮好學,在來到上海的當年就先後考上了上海著名的震旦大學。

這所大學是中國第一所私立學校,有着“東方巴黎大學”的美譽。年紀較大的延年去讀了大學,喬年則讀了附中。

這一年陳獨秀也北上到北京大學任教,每個月有300元的收入,但他依然隻給兩個兒子每人每個月僅5元的生活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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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覺醒年代》中,于和偉所扮演的陳獨秀

陳獨秀對于兩個兒子實在稱不上好,這也讓三人之間的父子情誼十分淡薄。因而,這一階段盡管陳獨秀已經開始傳播馬克思主義思想,卻并沒有影響到兩個兒子。

延年和喬年這一時期均信仰無政府主義,崇拜國内的無政府主義者吳稚晖等人。

1919年下半年,留法勤工儉學的風潮在全國興起。這一年12月末,延年、喬年也坐船經過40餘天的時間來到了法國馬賽,于當年2月3日到達了巴黎。

兩人在上海期間都曾經學過法語,在讀書方面又有很好的基礎,他們很快就考入了巴黎大學附設的阿裡雍斯學校,每天上課4小時。課餘時間,兩兄弟很喜歡到巴黎大學圖書館讀書,争取用一年時間修完全部課程。

來到法國巴黎時兄弟二人抱着一絲“朝聖”的心理,因為巴黎是無政府主義的發源地之一。然而在這裡他們大失所望。

來到法國半年後,由吳稚晖等人主導的“華法教育會”突然中斷了對所有勤工儉學的學生們的支援,使得大部分學生過上了幾乎是流浪式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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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稚晖

在蔡和森等人的組織下,留法勤工儉學學生于1921年發起了抗議駐法公使克扣給學生的勤工儉學款的行動,曾經深受陳延年、陳喬年尊敬的吳稚晖等人卻在此時聯合法國當局将蔡和森、陳毅等104名學生強行驅逐回國。

這一事件也使得陳延年、陳喬年徹底下定決心,與無政府主義決裂。

此後,在同樣留學法國的周恩來、趙世炎等人的幫助下,兩兄弟開始緻力于馬克思主義的學習和研究。

1922年,陳延年參加了籌建旅歐共産主義組織的革命活動;這一年六月,他被旅歐中國少年共産黨選為中央執行委員,并負責編輯刻印他們的機關刊物《少年》。

8月,在法共黨員阮愛國——也就是後來的越南國父胡志明——的介紹下,陳延年、陳喬年一同加入了法國共産黨,不久被中共中央承認為中國共産黨黨員,陳延年還在中共旅歐支部擔任了上司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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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延年于魯迅先生交談

1923年,時任中共中央赴莫斯科代表團團長陳獨秀發來訓示信,讓這批旅法勤工儉學的少年們中的12人獲得了到莫斯科學習的機會,陳延年、陳喬年也在其中。

這不是他們憑借“陳獨秀之子”的身份得來的機會,而是他們已經成為了少年共産黨員中最優秀的那一批人,憑借自己的能力掙來的機會。

這一年4月,陳延年和陳喬年一同進入了東方勞動者共産主義大學,在共産主義的道路上越走越遠。

在莫斯科讀書期間,兩兄弟看到了蘇聯社會的活力,這使得他們備受鼓舞,堅信這樣的一條道路肯定可以給中國帶來好的變化。

陳延年在學習期間非常努力,對馬克思主義的了解十分深刻,被同志們稱為“小列甯”;陳喬年則和肖三合作,共同将《國際歌》歌詞翻譯成了中文,為《國際歌》在中國廣大群衆中傳播起了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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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視劇《覺醒年代》裡陳延年陳喬年劇照

在莫斯科讀書一年多以後,因國内革命形勢推進的緣故,旅俄的同志陸續被抽調回國内工作。

陳延年于1924年9月下旬到達上海工作,後來被調到廣東;陳喬年則于1925年初回國到北京工作。

這是從小一起長大、一起讀書、一起漂泊異國他鄉的兩兄弟第一次分開。此次分開後,兩人至死也沒能再見一面。

哥哥陳延年先是在廣州負責廣東省共青團工作,又在1924年12月接任周總理中共廣東區委書記一職。廣東作為大革命時期的中心,具有無與倫比的重要戰略意義。

陳延年為廣東區委和黨的建設勞心勞力,建立了秘書處、組織部、勞工部、婦女部等工作部門,大力發展各條戰線上的積極分子入黨,同時舉辦了各種形式的講習班以提升生大家的理論知識水準。

陳延年在廣東幹了一件大事:指揮擊潰了當地大買辦、大地主的反動商團發動的武裝叛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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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覺醒年代》陳延年劇照

1924年10月,以陳廉伯、陳恭受為首的反動商團妄圖迫使孫中山先生下野、推翻革命政府。

陳延年同國民黨左派領袖廖仲恺一同親赴韶關勸說孫中山先生指令北伐軍回師廣州,同時成立了革命軍事委員會。

作為革命軍事委員會的一員,陳延年指揮廣州的工團軍和農民自衛隊,以及聯系周總理組織了黃埔軍校的學生,一舉擊潰了反動商團。

随後,他又建議廣州革命政府東征,在兩個月不到的時間裡消滅了盤踞在東江一帶的反革命武裝,還一鼓作氣幹掉了滇軍和桂軍兩股反動勢力。

到了1926年初的時候,廣東革命政權已經得到了基本鞏固和統一。在這其中,有着陳延年的一份功勞在。

論起陳延年在廣東最大的功勞,還要數省港大罷工。1925年6月19日,為了聲援上海的“五卅運動”,陳延年同鄧仲夏、蘇兆征等人共同上司了長達16天的省港大罷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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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卅運動

這次大罷工使得香港幾乎全面封鎖,經濟陷入癱瘓。長達16個月的大罷工給了帝國主義沉重的打擊,促進了革命的發展。

與此同時,弟弟陳喬年也在北京為革命貢獻自己的力量。1925年春天,他一回到北京就成為了中共北京地委組織部長,在李大钊先生的上司下做了大量組織和宣傳工作。

“五卅運動”爆發後,他同樣跟随李大钊的上司,組織了勞工、農民、學生等進行了大量反帝鬥争、罷工。

陳喬年最大的貢獻之一是設計了精密的統計表格以加強黨組織的嚴密性,這一措施在北京地委取得了良好成果後,被黨中央推行到了全國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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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大钊

身為兩個年輕有為、志向堅定的黨的早期上司者,延年和喬年兄弟原本可以成為黨的上司人中的中堅力量,卻均因為叛徒的出賣而早早失去了年輕的生命。

中共“五大”結束後,陳延年到了沉浸于白色恐怖之中的上海工作。去前他已經知道此行必然兇多吉少,但他有一個堅定的信念:“一個共産黨員的犧牲,勝于千萬張傳單!”

1927年6月26日上午,江蘇省委正在恒豐裡104号開會,陳延年剛剛被宣布為中共江蘇省委書記時,來了一封密報稱一位交通員被捕。

開會的諸人立刻撤離,直到下午三點左右不見異樣,陳延年和另外兩位同志以為機關位址沒有被洩露,就回到了機關工作。沒想到不過一袋煙的功夫,機關就被軍警團團圍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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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延年被捕後堅稱自己是受雇于被人家的茶房,敵軍見他面色黝黑、粗衣短衫,與普通的幹活人相差不大,便信以為真。

了解到他尚未暴露真實身份的同志立刻展開營救,他們找到了胡适幫忙,胡适又請托了國民黨中央監察委員吳稚晖。

誰料吳稚晖對當年陳延年“背叛”無政府主義轉向共産主義一事懷恨在心,他立刻向蔣介石和上海警備部司令發信告知陳延年真實身份。

7月4日晚上,備經折磨的陳延年被秘密押赴龍華刑場。在這裡,他再一次以铮铮傲骨書寫傳奇:面對國民黨的劊子手,他堅決不跪下,最後被惱羞成怒的劊子手亂刀砍死,死後的屍體也不知所蹤。此時的陳延年,年僅29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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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覺醒年代》陳延年犧牲前

這一年秋天,弟弟陳喬年被調到上海擔任中共江蘇省委組織部長。轉年2月16日,在英租界北成都路刺繡女校開會的陳喬年因叛徒告密,與另外10位同志一同被捕。

初入獄時他冒充了周之楚的名字,誰料此人的父親是南洋一名富商,通過關系拿到了探監的機會,見到陳喬年時失口說出:“這不是我的兒子”。

陳喬年的身份是以暴露。6月6日,同樣在龍華刑場,年僅26歲的陳喬年被槍殺。

延年、喬年相繼犧牲後,一母同胞的唯一一個女孩子陳玉瑩大受刺激,自此一病不起,在喬年犧牲的同一年病逝于上海寶龍醫院,年僅28歲。

母親高曉岚難以承受三個孩子相繼逝世的消息,于1930年9月9日撒手人寰。高曉岚的四個孩子中,唯一留在人世的隻有小兒子陳松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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覺醒年代陳喬年犧牲前

陳松年的人生沒有他的哥哥們那麼波瀾壯闊,他也不像哥哥們那樣與父親親情淡薄。早在1913年袁世凱抄家時,松年就與兩個哥哥失散了。年幼的他當時沒能爬上房頂躲到隔壁,被鄰居大娘扒光了衣服按在澡盆裡假裝正在洗澡才躲過了一劫。

松年第一次見到父親時已經是20世紀30年代初,相見的場景是南京的監獄中。看到多年不見的父親備受折磨的樣子,松年完全忘記了“男兒有淚不輕彈”。

因而,在日本侵略者即将占領安慶時,陳松年帶着祖母謝氏一同來到了武漢,陪伴陳獨秀走完了人生的最後一程。

有兒子和孫女陪伴在身邊,為陳獨秀的晚年生活增加了許多快樂。曾經對長子、次子實行“獸性”教育的他在晚年也難免像一個普通老人一樣享受天倫之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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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二為陳松年

松年也是一個孝順的人,他不僅尊重父親陳獨秀,也尊重比自己大不了多少的後母潘蘭珍,并讓自己的孩子們稱她為“情婦奶”。

解放後,陳松年遭遇了許多困難,以緻于家境十分貧寒。直到1958年毛主席視察安慶時,得知陳獨秀還有後人留存于世,親自表示“陳獨秀的後人可以照顧”,陳松年才得到了每個月30元的生活補貼,并有了一份穩定的工作。

陳松年晚年時常叮囑自己的孩子:“你爺爺的事是國家大事,你别插手!”

但也有一件事是家族内部的事:修墓。

當年陳松年将陳獨秀的墓由武漢遷回安慶時,為怕惹上麻煩在靈柩上刻上了“陳乾生”——這個陳獨秀科考的時候曾經用過的名字,安葬時也隻是草草下葬。

陳獨秀誕辰一百周年時,安慶市文化局出資200元進行了簡單的修葺。至此,陳獨秀的墓還比較簡陋。

79年初,陳松年的兒女給小平同志寫了一封信,提到了希望修繕陳獨秀墓地之事。小平同志親自批示可以将陳獨秀墓作為曆史文物加以保護,安慶市政府這才撥款2萬元做了一次比較大的修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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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小平同志

1998年,陳獨秀後人再次緻信中央後,于1999年底得到了總共130萬元撥款,大修了一次陳獨秀墓園;2005年前後,陳獨秀墓園再次修葺後才擴建成了現在的樣子,還樹立了一座銅像。

陳獨秀的其他子女下場也不是很好。1923年,高君曼帶着自己所生的一兒一女——陳鶴年與陳子美離開了陳獨秀。

陳鶴年早年在北京大學讀書,曾經是中共地下黨一名預備黨員,北平“三大學生領袖”之一。抗戰勝利後他将妻子和子女都送回了北京,自己卻長期留居香港,直到2000年在香港逝世。

陳子美的經曆與弟弟類似,隻大弟弟一歲的她因小時候父母就分離的緣故對父親印象并不深,并且很國小會了獨立,習得一手不錯的婦産科醫術。

後來,她冒死偷渡到香港,由此轉居加拿大,以自己的醫術在華人區生活,直到2004年客死美國紐約。

1979年,鄧小平收到陳獨秀後人來信,希望能修繕陳獨秀墳墓

陳獨秀的第三任妻子施芝英小他22歲,兩人基本處于隐婚狀态,于1927年3月分手。施芝英于1924年為陳獨秀誕下一個女兒,據說相貌酷似陳獨秀,其他情況均不得而知。

在陳獨秀的七個子女中,能給大家留下深刻印象的,隻有擺脫了“陳獨秀兒子”身份,以“烈士”、“革命者”身份傲立于世間的陳延年、陳喬年兩兄弟。

今年6月30日起,安徽省合肥市“延喬路”的路牌下,陸陸續續多了許多束鮮花。這些送來鮮花的人中,有人默默放下便走了,有戴着紅領巾的孩子,認真舉起了手敬少先隊禮。

1979年,鄧小平收到陳獨秀後人來信,希望能修繕陳獨秀墳墓

随着電視劇《覺醒年代》的熱播,這條曾經不惹人注意的路,這個曾經不惹人關注的路牌走進了人們的視線。

越來越多的人知道了“延喬”二字的含義——陳延年,陳喬年,陳獨秀先生的兩個兒子,兩名為了革命光榮犧牲的年輕鬥士。

鮮花之中,還有一張張緻給烈士們的卡片。上面寫着:“這盛世,如你們所願”“歲月悠長,山河已無恙;硝煙散盡,盡是曙光”“這盛世,我們會是你們的雙眼,替你們看遍”。

1979年,鄧小平收到陳獨秀後人來信,希望能修繕陳獨秀墳墓

像陳延年、陳喬年一樣,不憑借父輩餘蔭,不願意走一條捷徑的仁人志士還大有人在。

他們化為一團團星火點亮了中華大地,不求青史留名,隻求青山埋骨,讓這片我們深愛的家園可以維持它最美好的模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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