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4月召开的中共五大上,有一门父子三人一同当选为中央委员,同时进入中共中央委员会。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这是绝无仅有的一次。
更为难得的是,每一位参与选举的人都没有徇私,所有党员都认可这三人共同在中央委员会中任职。
这令人叹服其才能的父子三人,就是陈独秀、陈延年和陈乔年。
然而,陈氏一门最终落得令人扼腕叹息的结局。

陈独秀一生有四任妻子,共育有七名子女。其中发妻高晓岚育有三子一女,最终只有小儿子活到了新中国成立之后;第二任妻子高君曼育有一子一女,第三任妻子育有一女,第四任妻子没有子嗣。
陈独秀的发妻,大陈独秀三岁的高晓岚是一位典型的封建时期的女子,出生于清末一个官僚家庭,是时任清军安庆营统领副将的长女。
在父亲精心的培养下,她成为了一名合格的“大家闺秀”:三从四德无一不顺,于书本上却几乎一窍不通。
陈延年与陈乔年分别出生于1898年和1902年,他们出生时父亲都远在他乡。
当时的陈独秀受到戊戌变法影响,不顾全家人反对独自前往杭州求是学院学习,这也是他最初开展革命活动的地方。只是在学习的同时,他一直都有些忽略自己的家庭。
陈独秀
年龄相差四岁的延年、乔年两兄弟自小一同成长,心有灵犀,不过性格和外貌差异很大:大哥延年皮肤黝黑、沉稳内向,被邻居们称为“黑面武生”;二弟乔年则肤白俊俏,更加活泼,被大家称为“白面书生”。
两人同当时的大部分官宦子弟一样接受了严格的私塾教育,打下了深厚的国学基础;他们也像当时的很多进步青年一样,深刻认识到这样一个黑暗和不公的社会需要改变,很小的时候就同封建思想决裂,开始寻找一条救国的道路。
袁世凯抄家一事,让两兄弟愈加坚定了走在革命道路上的决心。1913年陈独秀担任安徽都督府秘书长期间,曾经参加“二次革命”并宣布安徽独立。
遗憾的是“二次革命”并没有成功,已经成为袁世凯“眼中钉”的陈独秀不得不东渡日本避难。睚眦必报的袁世凯将目光投向了陈独秀的家人。
1913年8月末,投靠袁世凯的反对军阀倪嗣冲派出一队匪兵冲进了陈独秀的叔父陈衍庶家中。
好在事先有人通风报信,延年、乔年两兄弟敏捷地攀上屋顶逃到邻居家中暂避,后连夜逃到怀宁乡下,躲在了另一个亲戚家中。
他们的堂兄陈永年却不幸被捕,险些在狱中丧命。即便在审问得知他并不是陈独秀的孩子后陈永年就得到了释放,但所受到的惊吓使得他终身精神失常。
延年、乔年两兄弟得知堂兄的遭遇后,更坚定了要走革命道路、反抗社会黑暗的决心。因而,他们在两年后去到上海寻找自己的父亲。
只是两兄弟没想到,这么一走就再也没回过自己的家乡,再也没有见过自己的母亲。
陈延年
陈独秀是在1915年从日本返回上海创办《青年》杂志的,也是这一年他写信给老家,要求自己的儿子们到上海读书。
原本对于两兄弟来说这是一件好事,只是陈独秀奉行“兽性”教育,决意不让儿子住在自己家中,只给很少的生活费,要求他们自己勤工俭学。
陈独秀认为,这是一种改变我国青年“手无缚鸡之力,心无一夫之雄”的方式。
在上海读书期间,延年、乔年寄宿在四马路亚东图书馆《新青年》发行所的店堂里,该图书馆的经理是陈独秀同乡好友,他每月给两个孩子代发10元生活费。
这名经理还记得,当年总是比较活泼的乔年进店拿生活费,更加沉闷一些的延年在外面等。
陈乔年
兄弟俩的姨母,也是陈独秀的第二任妻子高君曼是很看不惯这种教育方式的,她多次向陈独秀表达自己的反对意见:南来北往的客人都可以住在陈家,为什么偏偏将亲身子嗣拒之门外呢?只是陈独秀一意孤行,反倒斥责她“妇人之仁”。
因而,两兄弟的生活十分清苦。据他们的法文老师回忆,他们白天半工半读,晚上只能以地板为床,吃烧饼,喝自来水。夏天饱受蚊虫侵扰,冬日则连一床棉被也无,一年四季都是同一件夹衣。就连他,也忍不住“怪独秀之忍也。”
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亏得两兄弟天资聪颖又勤奋好学,在来到上海的当年就先后考上了上海著名的震旦大学。
这所大学是中国第一所私立学校,有着“东方巴黎大学”的美誉。年纪较大的延年去读了本科,乔年则读了附中。
这一年陈独秀也北上到北京大学任教,每个月有300元的收入,但他依然只给两个儿子每人每个月仅5元的生活费。
《觉醒年代》中,于和伟所扮演的陈独秀
陈独秀对于两个儿子实在称不上好,这也让三人之间的父子情谊十分淡薄。因而,这一阶段尽管陈独秀已经开始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却并没有影响到两个儿子。
延年和乔年这一时期均信仰无政府主义,崇拜国内的无政府主义者吴稚晖等人。
1919年下半年,留法勤工俭学的风潮在全国兴起。这一年12月末,延年、乔年也坐船经过40余天的时间来到了法国马赛,于当年2月3日到达了巴黎。
两人在上海期间都曾经学过法语,在读书方面又有很好的基础,他们很快就考入了巴黎大学附设的阿里雍斯学校,每天上课4小时。课余时间,两兄弟很喜欢到巴黎大学图书馆读书,争取用一年时间修完全部课程。
来到法国巴黎时兄弟二人抱着一丝“朝圣”的心理,因为巴黎是无政府主义的发源地之一。然而在这里他们大失所望。
来到法国半年后,由吴稚晖等人主导的“华法教育会”突然中断了对所有勤工俭学的学生们的支持,使得大部分学生过上了几乎是流浪式的生活。
吴稚晖
在蔡和森等人的组织下,留法勤工俭学学生于1921年发起了抗议驻法公使克扣给学生的勤工俭学款的行动,曾经深受陈延年、陈乔年尊敬的吴稚晖等人却在此时联合法国当局将蔡和森、陈毅等104名学生强行驱逐回国。
这一事件也使得陈延年、陈乔年彻底下定决心,与无政府主义决裂。
此后,在同样留学法国的周恩来、赵世炎等人的帮助下,两兄弟开始致力于马克思主义的学习和研究。
1922年,陈延年参加了筹建旅欧共产主义组织的革命活动;这一年六月,他被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并负责编辑刻印他们的机关刊物《少年》。
8月,在法共党员阮爱国——也就是后来的越南国父胡志明——的介绍下,陈延年、陈乔年一同加入了法国共产党,不久被中共中央承认为中国共产党党员,陈延年还在中共旅欧支部担任了领导成员。
陈延年于鲁迅先生交谈
1923年,时任中共中央赴莫斯科代表团团长陈独秀发来指示信,让这批旅法勤工俭学的少年们中的12人获得了到莫斯科学习的机会,陈延年、陈乔年也在其中。
这不是他们凭借“陈独秀之子”的身份得来的机会,而是他们已经成为了少年共产党员中最优秀的那一批人,凭借自己的能力挣来的机会。
这一年4月,陈延年和陈乔年一同进入了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在共产主义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在莫斯科读书期间,两兄弟看到了苏联社会的活力,这使得他们备受鼓舞,坚信这样的一条道路肯定可以给中国带来好的变化。
陈延年在学习期间非常努力,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十分深刻,被同志们称为“小列宁”;陈乔年则和肖三合作,共同将《国际歌》歌词翻译成了中文,为《国际歌》在中国广大群众中传播起了重要作用。
电视剧《觉醒年代》里陈延年陈乔年剧照
在莫斯科读书一年多以后,因国内革命形势推进的缘故,旅俄的同志陆续被抽调回国内工作。
陈延年于1924年9月下旬到达上海工作,后来被调到广东;陈乔年则于1925年初回国到北京工作。
这是从小一起长大、一起读书、一起漂泊异国他乡的两兄弟第一次分开。此次分开后,两人至死也没能再见一面。
哥哥陈延年先是在广州负责广东省共青团工作,又在1924年12月接任周总理中共广东区委书记一职。广东作为大革命时期的中心,具有无与伦比的重要战略意义。
陈延年为广东区委和党的建设劳心劳力,建立了秘书处、组织部、工人部、妇女部等工作部门,大力发展各条战线上的积极分子入党,同时举办了各种形式的讲习班以提升生大家的理论知识水平。
陈延年在广东干了一件大事:指挥击溃了当地大买办、大地主的反动商团发动的武装叛乱。
《觉醒年代》陈延年剧照
1924年10月,以陈廉伯、陈恭受为首的反动商团妄图迫使孙中山先生下野、推翻革命政府。
陈延年同国民党左派领袖廖仲恺一同亲赴韶关劝说孙中山先生命令北伐军回师广州,同时成立了革命军事委员会。
作为革命军事委员会的一员,陈延年指挥广州的工团军和农民自卫队,以及联系周总理组织了黄埔军校的学生,一举击溃了反动商团。
随后,他又建议广州革命政府东征,在两个月不到的时间里消灭了盘踞在东江一带的反革命武装,还一鼓作气干掉了滇军和桂军两股反动势力。
到了1926年初的时候,广东革命政权已经得到了基本巩固和统一。在这其中,有着陈延年的一份功劳在。
论起陈延年在广东最大的功劳,还要数省港大罢工。1925年6月19日,为了声援上海的“五卅运动”,陈延年同邓仲夏、苏兆征等人共同领导了长达16天的省港大罢工。
五卅运动
这次大罢工使得香港几乎全面封锁,经济陷入瘫痪。长达16个月的大罢工给了帝国主义沉重的打击,促进了革命的发展。
与此同时,弟弟陈乔年也在北京为革命贡献自己的力量。1925年春天,他一回到北京就成为了中共北京地委组织部长,在李大钊先生的领导下做了大量组织和宣传工作。
“五卅运动”爆发后,他同样跟随李大钊的领导,组织了工人、农民、学生等进行了大量反帝斗争、罢工。
陈乔年最大的贡献之一是设计了精密的统计表格以加强党组织的严密性,这一措施在北京地委取得了良好成果后,被党中央推行到了全国各地。
李大钊
身为两个年轻有为、志向坚定的党的早期领导者,延年和乔年兄弟原本可以成为党的领导人中的中坚力量,却均因为叛徒的出卖而早早失去了年轻的生命。
中共“五大”结束后,陈延年到了沉浸于白色恐怖之中的上海工作。去前他已经知道此行必然凶多吉少,但他有一个坚定的信念:“一个共产党员的牺牲,胜于千万张传单!”
1927年6月26日上午,江苏省委正在恒丰里104号开会,陈延年刚刚被宣布为中共江苏省委书记时,来了一封密报称一位交通员被捕。
开会的诸人立刻撤离,直到下午三点左右不见异样,陈延年和另外两位同志以为机关地址没有被泄露,就回到了机关工作。没想到不过一袋烟的功夫,机关就被军警团团围住。
陈延年被捕后坚称自己是受雇于被人家的茶房,敌军见他面色黝黑、粗衣短衫,与普通的干活人相差不大,便信以为真。
了解到他尚未暴露真实身份的同志立刻展开营救,他们找到了胡适帮忙,胡适又请托了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吴稚晖。
谁料吴稚晖对当年陈延年“背叛”无政府主义转向共产主义一事怀恨在心,他立刻向蒋介石和上海警备部司令发信告知陈延年真实身份。
7月4日晚上,备经折磨的陈延年被秘密押赴龙华刑场。在这里,他再一次以铮铮傲骨书写传奇:面对国民党的刽子手,他坚决不跪下,最后被恼羞成怒的刽子手乱刀砍死,死后的尸体也不知所踪。此时的陈延年,年仅29岁。
《觉醒年代》陈延年牺牲前
这一年秋天,弟弟陈乔年被调到上海担任中共江苏省委组织部长。转年2月16日,在英租界北成都路刺绣女校开会的陈乔年因叛徒告密,与另外10位同志一同被捕。
初入狱时他冒充了周之楚的名字,谁料此人的父亲是南洋一名富商,通过关系拿到了探监的机会,见到陈乔年时失口说出:“这不是我的儿子”。
陈乔年的身份因此暴露。6月6日,同样在龙华刑场,年仅26岁的陈乔年被枪杀。
延年、乔年相继牺牲后,一母同胞的唯一一个女孩子陈玉莹大受刺激,自此一病不起,在乔年牺牲的同一年病逝于上海宝龙医院,年仅28岁。
母亲高晓岚难以承受三个孩子相继逝世的消息,于1930年9月9日撒手人寰。高晓岚的四个孩子中,唯一留在人世的只有小儿子陈松年。
觉醒年代陈乔年牺牲前
陈松年的人生没有他的哥哥们那么波澜壮阔,他也不像哥哥们那样与父亲亲情淡薄。早在1913年袁世凯抄家时,松年就与两个哥哥失散了。年幼的他当时没能爬上房顶躲到隔壁,被邻居大娘扒光了衣服按在澡盆里假装正在洗澡才躲过了一劫。
松年第一次见到父亲时已经是20世纪30年代初,相见的场景是南京的监狱中。看到多年不见的父亲备受折磨的样子,松年完全忘记了“男儿有泪不轻弹”。
因而,在日本侵略者即将占领安庆时,陈松年带着祖母谢氏一同来到了武汉,陪伴陈独秀走完了人生的最后一程。
有儿子和孙女陪伴在身边,为陈独秀的晚年生活增加了许多快乐。曾经对长子、次子实行“兽性”教育的他在晚年也难免像一个普通老人一样享受天伦之乐。
左二为陈松年
松年也是一个孝顺的人,他不仅尊重父亲陈独秀,也尊重比自己大不了多少的后母潘兰珍,并让自己的孩子们称她为“二奶奶”。
解放后,陈松年遭遇了许多困难,以致于家境十分贫寒。直到1958年毛主席视察安庆时,得知陈独秀还有后人留存于世,亲自表示“陈独秀的后人可以照顾”,陈松年才得到了每个月30元的生活补贴,并有了一份稳定的工作。
陈松年晚年时常叮嘱自己的孩子:“你爷爷的事是国家大事,你别插手!”
但也有一件事是家族内部的事:修墓。
当年陈松年将陈独秀的墓由武汉迁回安庆时,为怕惹上麻烦在灵柩上刻上了“陈乾生”——这个陈独秀科考的时候曾经用过的名字,安葬时也只是草草下葬。
陈独秀诞辰一百周年时,安庆市文化局出资200元进行了简单的修葺。至此,陈独秀的墓还比较简陋。
79年初,陈松年的儿女给小平同志写了一封信,提到了希望修缮陈独秀墓地之事。小平同志亲自批示可以将陈独秀墓作为历史文物加以保护,安庆市政府这才拨款2万元做了一次比较大的修葺。
邓小平同志
1998年,陈独秀后人再次致信中央后,于1999年底得到了总共130万元拨款,大修了一次陈独秀墓园;2005年前后,陈独秀墓园再次修葺后才扩建成了现在的样子,还树立了一座铜像。
陈独秀的其他子女下场也不是很好。1923年,高君曼带着自己所生的一儿一女——陈鹤年与陈子美离开了陈独秀。
陈鹤年早年在北京大学读书,曾经是中共地下党一名预备党员,北平“三大学生领袖”之一。抗战胜利后他将妻子和子女都送回了北京,自己却长期留居香港,直到2000年在香港逝世。
陈子美的经历与弟弟类似,只大弟弟一岁的她因小时候父母就分离的缘故对父亲印象并不深,并且很小学会了独立,习得一手不错的妇产科医术。
后来,她冒死偷渡到香港,由此转居加拿大,以自己的医术在华人区生活,直到2004年客死美国纽约。
陈独秀的第三任妻子施芝英小他22岁,两人基本处于隐婚状态,于1927年3月分手。施芝英于1924年为陈独秀诞下一个女儿,据说相貌酷似陈独秀,其他情况均不得而知。
在陈独秀的七个子女中,能给大家留下深刻印象的,只有摆脱了“陈独秀儿子”身份,以“烈士”、“革命者”身份傲立于世间的陈延年、陈乔年两兄弟。
今年6月30日起,安徽省合肥市“延乔路”的路牌下,陆陆续续多了许多束鲜花。这些送来鲜花的人中,有人默默放下便走了,有戴着红领巾的孩子,认真举起了手敬少先队礼。
随着电视剧《觉醒年代》的热播,这条曾经不惹人注意的路,这个曾经不惹人关注的路牌走进了人们的视线。
越来越多的人知道了“延乔”二字的含义——陈延年,陈乔年,陈独秀先生的两个儿子,两名为了革命光荣牺牲的年轻斗士。
鲜花之中,还有一张张致给烈士们的卡片。上面写着:“这盛世,如你们所愿”“岁月悠长,山河已无恙;硝烟散尽,尽是曙光”“这盛世,我们会是你们的双眼,替你们看遍”。
像陈延年、陈乔年一样,不凭借父辈余荫,不愿意走一条捷径的仁人志士还大有人在。
他们化为一团团星火点亮了中华大地,不求青史留名,只求青山埋骨,让这片我们深爱的家园可以维持它最美好的模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