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面新聞記者 張傑
100年前，有個叫郭定生的男孩出生在中國河南開封輝縣一個郭姓家庭裡。生母早逝的他被繼母百般虐待，學業生涯也是以屢屢中斷。後又遭遇家道中落，父親去世。他經曆了國難當頭、内戰連綿，最後背井離鄉，卻因一腔正義抨擊時局，身陷囹圄數十載。接連不斷的災難沒有壓垮他，他雖曆經滄桑、滿身是傷，卻仍然懷有一顆赤子之心，用寫作在艱難困苦中尋找出路，用說真話的勇氣在改革中喚醒群眾。他就是當代著名作家柏楊。從20世紀50年代起，以郭衣洞之名從事小說創作，為寫作生涯之始。60年代用柏楊筆名撰寫雜文。因文筆犀利、内容深刻的雜文集《醜陋的中國人》而被大衆熟知。有這樣的說法，“有華人處，就流傳着柏楊的作品。”
《柏楊白話版資治通鑒》是柏楊以十年之功所著就的曆史巨作。《柏楊曰：資治通鑒啟示錄》則是柏楊親自從《柏楊白話版資治通鑒》中精選出862則“柏楊曰”點評，耗費五年時間編撰而成。 《柏楊曰》每則，柏楊都是先提煉《資治通鑒》中典型史實，再附史評，一事一議，小細節、大事件均一目了然，讀起來簡明易懂、生動流暢。他從曆史着手，去了解封建時代中國人苦難的根源；他以古為鑒，表達的是他作為一個現代人的領悟與感受。《柏楊曰：資治通鑒啟示錄》将《資治通鑒》最精彩的故事、最精彩的人物與柏楊最精彩史論的有機結合，因而也稱得上是《柏楊白話版資治通鑒》的“精華版”。2020年是柏楊先生的100年誕辰。歲末，《柏楊曰：資治通鑒啟示錄》由東方出版社出版。
“歸來仍是少年”
1967年，柏楊犯被判刑12年。深陷牢獄期間，驅逐内心的孤獨絕望，他開始大量閱讀曆史。如柏楊夫人張香華女士所說：“入獄後柏楊沒有了掌聲喝彩，人生的追求也不同了，逼得他有時間和空間檢討。”正是在如此艱難困苦的環境下，柏楊完成了《中國曆史年表》《中國曆代帝王皇後親王公主世系錄》《中國人史綱》三部作品，并且奠定了他的人性曆史觀“不為君王唱贊歌，隻為蒼生說人話”。尤其是《中國人史綱》，自1979年出版面世後，40餘年間受到大衆的廣泛好評，而這也成為了柏楊踏出人生的另一個拐點。結束9年零26天牢獄生涯的柏楊萌生了為廣大讀者譯寫《資治通鑒》的念頭。
于是從1983年到1993年，這十年間，柏楊每個月至少閱讀4萬字左右的文言文(包括标點和注解)原文，寫出7.5萬字左右的初稿，交出15萬字左右的校稿，以及所必需的地圖、附錄。十年如一日，柏楊白話版《資治通鑒》終于出版問世。除完整白話譯文外，柏楊還附帶了約 60 萬字的“柏楊曰”。"柏楊曰”是柏楊對《資治通鑒》中重要曆史人物、典型曆史事件做出的評價，也是現代人對曆史的另類了解。白話版《資治通鑒》的問世，成就了柏楊“人文大師”的美名，曆史學家唐德剛盛贊：“《柏楊白話版資治通鑒》是柏楊在文化轉型史上的牌位！”在此基礎上，柏楊先生又用5年時間提煉了《資治通鑒》中862則典型史事，配上“柏楊曰”史評，編著成書《柏楊曰：資治通鑒啟示錄》。
《柏楊曰：資治通鑒啟示錄》分為上中下三冊，是柏楊史學觀點的精華凝結之作，他通過“柏楊曰”和曆史對話，把現代民主、法治以及人權的觀點，通過點評一一表達了出來。
以作家身份著史
雖未受過系統的曆史訓練，但柏楊對待曆史卻嚴謹又認真。翻譯《資治通鑒》時，閱讀大量史書，查閱大量史料，以保證史料的嚴密準确。但又恰恰因為柏楊不是曆史科班出身，再加上他多年“批評國人劣根性”的雜文經驗，使得他對關鍵曆史人物和事件的點評犀利又辛辣。是以他的“柏楊曰”輕松诙諧，卻又不失“柏楊式”犀利。就連金庸先生都曾盛贊：“柏楊先生對于中國曆史的深入研究，以及對中國社會中各種弊病的鞭笞，是我長期來十分佩服的。”
在《柏楊曰：資治通鑒啟示錄》中，柏楊不但批判傳統史學家儒家學派，如司馬光、王夫之等人的傳統史學觀點，還通過對關鍵曆史人物和事件的點評，表達了對權貴豪紳的痛恨和對中國人民的憐憫。比如他對傳統史學家的批判辛辣嚴厲：王夫之不過一個傳統腐儒，目光短小，冥頑不靈。他認為司馬光是個偏執的“崇古狂”，他反對一切改革，隻關心地主群利益。他對傳統帝王的諷刺毫不留情：“劉徹是一個不折不扣的暴君。”“武曌是中國曆史上空前成功的第一位女強人，也是一個可怕的怪胎。”面對唐朝末年連年不斷的戰亂，人民經曆了一波又一波災難，一腔赤子心的柏楊不禁連番感歎：“中國人，你的名字是苦難！”面對習慣逆來順受、隻會窩裡橫的中國小民，愛之深、責之切的柏楊多次大聲呼喊：“中國人民一定要覺醒！”
除了治史嚴謹外，柏楊對曆史還抱持“懷疑”态度，對存疑的曆史事件，會大膽提出質疑。比如很多人都認為是諸葛亮發明了“木牛流馬”，就連百度百科的介紹也是“木牛流馬是諸葛亮為蜀漢大軍提供糧食的運輸工具。”但柏楊卻在《柏楊曰：資治通鑒啟示錄》裡明确對這一曆史記載提出異議：木牛流馬不合常情。并對此進行了解釋。但因為沒有更多的史料證據，是以柏楊也隻是提出異議，留待後來的專家考證。
寫給人民看的“柏楊曰”
《資治通鑒》内容之繁多，體系之複雜，使得很多人望而卻步，進而錯過經典。是以柏楊翻譯《資治通鑒》時，為了更加友善讀者閱讀，做了三大創新：摒棄年号，采用公元紀年。柏楊沒有以王朝興衰作為篇章，而是采用公元紀年，把國号、年号放在次要位置，打破傳統史學觀，更能把中國曆史放到世界格局來橫向對比。删繁就簡，對帝王直呼其名。秉持“人性史觀”的柏楊對曾尊貴無比的帝王直呼其名，把高高在上的皇帝拉下神壇。比如他直接稱呼“劉徹”，而非漢武帝。他還把古代官名直接翻譯成現代職務，比如太子洗馬（太子宮圖書管理者）、中書令（立法院立法長）。
如果說，傳統的“臣光曰”是寫給皇帝看的，“柏楊曰”就是給普通大衆看的。這也是柏楊“人性史觀”的最大展現。于是，《柏楊曰：資治通鑒啟示錄》,不再隻是供帝王翻閱的教科書，而是變成了真正的“人間啟示錄”。 柏楊在序言裡說：“我不認為我的評論能概括全局，司馬光和王夫之的治史，有他們的曆史意義和地位，但我慶幸生在這個時代，讓我對事實的真相，能從更寬廣的角度，和更多的資訊中去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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