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承志和他的母親何香凝

梁海元

廣東人喜歡稱胖乎乎的小男孩為“肥仔”，廖承志生下來的時候敦厚壯實、虎頭虎腦，父親廖仲恺一見這模樣，一聲“肥仔”脫口而出，把大家都引樂了。

“肥仔”很讨人歡喜，但他出生的那個時代卻不讨人喜歡，廖承志還在“咿呀”學語的時候，就随同父母開始了漂泊無定的流亡生涯，日本竟成了他的第二故鄉。艱難時世的磨砺，鍛造了他們一家。父親廖仲恺成了一個堅強的革命黨上司人；母親何香凝則涮盡了身上中國婦女在封建禮教壓抑下常有的柔弱個性。小承志也變得早熟了，不僅懂得幫助父親，而且還成了學生中天然的領袖人物。

1922年6月，廖承志十四歲。父親被叛變國民革命的陳炯明誘騙到石龍扣留了起來，旋即又轉囚于石井兵工廠。這時正巧陳炯明的弟弟在香港遇害。陳炯明疑心這是革命黨對他扣留廖仲恺行為的報複，決定以牙還牙，殺害廖仲恺。消息傳來，全家都沉浸在極大的悲痛之中。母親怕敵人斬草除根，馬上把廖承志隐匿于香港，自己四處奔走，想方設法去營救丈夫。廖仲恺囚禁在牢房裡，身子被綁，手上腳上都加了鐐铐。他自忖兇多吉少，悄悄地給女兒廖夢醒、兒子廖承志寫下了一首訣别詩，算是遺言：

“女勿悲，兒勿啼，阿爹去矣不言歸。”

欲要阿爹喜，阿女、阿兒惜身體。

欲要阿爹樂，阿女、阿兒勤苦學。

阿爹苦樂與前同，隻欠以前一軀殼。

軀體本是臭皮囊，百歲會當委溝壑。

人生最重是精神，精神日新德日新。

留有一言須記取，留汝哀思事母親。”

革命黨對廖仲恺的營救獲得了成功。但對廖承志來說，心尖上卻受到一次極大的沖撞，他不僅品嘗到了哀恸是何滋味，而且也深深地明白了父親心中對自己的期望。三年後，廖仲恺遭暗殺，事情突然，他來不及跟兒子說上一句話。入棺時，廖承志和姐姐扶着泣不成聲的母親向父親的遺體告别，耳畔又響起了父親留給自己的詩句：“人生最重是精神……留汝哀思事母親。”

父親去了，母子間感情上的互愛日益笃深，幾乎到了相依為命的地步。何香凝要是一段時間裡得不到兒子的音訊，就會坐卧不甯，茶飯無心。廖承志隻要有空，第一件事就是去看望母親。他知道母親在日本養成了愛吃醬菜和“生果子”的習慣，看望母親時常去日本商店買點日本醬菜和“生果子”之類的食品替母親換換口味。一次，他去看望母親，見母親手背上貼了塊膠布，心疼地拉起她的手，輕輕揉按了一、兩個小時，嘴裡還不停地勸慰母親：“今後再也不要過份地操勞了。”何香凝的眼裡始終噙着淚花。她仔細端詳着兒子，覺得兒子像是長大了，又像是沒有長大。說長大了，是因為兒子有了大人的形貌，處事也顯得自信而有主張；說沒有長大，是因為兒子在母親身邊依然那麼和順親昵，有時還有點可愛的調皮，連母親作畫時，還不忘在一旁畫兩個“肥仔”。

其實，此時廖承志已是一名共産黨員了。而何香凝由于對國民黨右派政權的憤慨和失望，辭去了在國民黨中的所有事務，開始了隐居作畫的生涯。兩種不同的人生景況，在母子相處中也會引出一些妙趣橫生的轶事來。母親把兒子當成最可信賴的人，一見面無話不說；兒子則限于組織紀律，不能事事和盤托出，有時迫不得已地摻些假。當時廖承志在中共上海法南區委宣傳部工作，有一次為了替反日大同盟上海分會籌集一筆經費，他就把黃鼎臣同志帶到母親那裡，說是自己請了個德語教師，請媽媽拿出一筆錢來酬謝老師。何香凝深信不疑，當即拿出了幾十塊大洋，她做夢也沒想到這筆款子竟是支援了兒子的工作。事隔多年以後，每每想起這件事，廖承志總覺得有些歉疚；可在母親那裡，她也許最多似嗔非嗔地說上句：“肥仔還像個孩子，盡幹些調皮的事。”

1928年11月廖承志接受黨的派遣，前往德國，在那裡發動中國海員進行政治鬥争。第二年何香凝也因為讨厭蔣介石而流亡巴黎，靠賣畫度日。廖承志知道音訊，立即把母親接到了柏林。在這裡何香凝意外地和宋慶齡邂逅了，這一對中國政壇上不讓須眉的巾帼人傑一相遇，互相激勵着，又撞擊出了一束束熾烈的火花。

“九·一八”事變後，何香凝馬上趕回上海，立即投入了抗日救亡運動。她組織了義勇軍的醫療隊，發電向海外華僑呼籲援助，并同宋慶齡一起籌劃救濟工作和創辦傷兵醫院。但在百忙之中她更加惦念着許久沒有聲訊的兒子，好幾次夢裡驚醒，看看枕巾已是濕了一片。

有一天夜晚，何香凝剛剛入睡就被一陣輕輕的叩門聲驚醒，随着樓梯的聲響，不一會兒一個穿長衫的青年人被傭人帶進了她的房間。“肥仔！”何香凝驚喜地喊出聲來，廖承志也一下子奔到母親的床前，朝夕思念的母子又相見了。何香凝看着兒子消瘦而又透着堅毅的面龐，心裡百感交集。她知道兒子在國外流亡、坐牢，受盡了辛苦，現在幹的也是大事業。她雖然非常希望從此以後母子可以長相聚，但她明白，兒子還是要走的，不僅會走到離她很遠的地方去，而且還會……。

何香凝日夜擔心的事情果然發生了。1933年3月廖承志在公共租界被捕，不久引渡到上海警察局，并且準備解往南京。何香凝的好友柳亞子先生探到這一情況，匆匆把這一消息告訴了何香凝。何香凝聞訊大驚，顧不得染病在身，馬上叫了一輛出租汽車，和柳亞子一起趕到江灣，叩響了市長官邸的大門，吳鐵城一聽是何香凝求見，慌忙關照侍衛“請廖夫人客廳裡坐。”何香凝對侍衛的邀請置之不理，氣呼呼地朝大門口一坐，大聲地說：“我不是來做客的，我是來坐牢的！罵蔣介石要算我罵得最多了，你們為什麼不抓，卻把無辜的青年關起來！”在何香凝的責問下，吳鐵城抓耳撓腮，不知所措，趕緊打電話給宋子文讨救策。宋子文覺得事情很棘手，轉而把電話直接挂給了蔣介石。蔣介石也擔心何香凝真的不顧一切，萬一出個好歹，輿論上難向國人交代。于是吩咐宋子文“瞧着辦，不要搞得不可收拾。”最後在黨組織、宋慶齡等合力營救下，廖承志終于獲釋了。

兒子劫後逢生，何香凝自然是欣喜萬分，這時候她也知道兒子是共産黨的人了。雖然在獲釋書上她以兒子今後不參加政治活動具了保，但簽字的時候，她就明白征馬的腿是拴不住的。不久廖承志根據黨的訓示要去鄂豫皖蘇區了，臨行的那天，何香凝以了解和支援的态度，非常巧妙地掩護了兒子脫身。早上一起來，她就放出兒子要去遊泳的空氣，到了天黑她又大聲嚷嚷：“承志怎麼還不回來，可别淹死了。”然後翻弄兒子的抽屜，找到了一封早已放好的告辭信。看完信，老人家好一陣傷心。不論誰看了，都不會懷疑這一“不辭而别”是事先預謀好的，因為母親的悲傷确實是發自内心的啊！

一轉眼三年又過去了。三年裡兒子音訊杳然，一直到1937年秋季的一天，廖家來了一位名叫王安娜的德國人，廖承志的姐姐接待了她，說話中王安娜說起在延安見到了廖承志，并且還随身帶來了一封他的親筆信。這時隻見廖承志的姐姐忙不疊地打斷了來人的話頭，三步并作兩步地跑上了樓，不一會兒扶着何老太太下樓來了。何香凝激動得話都說不連貫了，隻是反複地問道：“你……你真的見到承志了？”王安娜微笑地點着頭，從衣袋裡拿出了廖承志托她帶來的信，何老太太接過信，手不住地顫抖着，她一邊拭淚，一邊展閱了兒子的來信。從信中她得知兒子進入蘇區不久，就跟着徐向前踏上了長征的征途，到了四川後被張國焘下令關了起來，又一次踱到了死亡的邊緣。後來有幸遇見了周恩來同志，這才被除去了鐐铐。現在兒子已去蔣管區工作。信中迫切希望母親和自己的未婚妻能盡速去香港會面。看完信，何香凝一把攥住了王安娜的手，感激地說：“我永遠感謝你！我永遠不會忘記這一天！”

翌日，何老太太就買好了船票，帶上未過門的兒媳經普椿一起到了香港。1938年11月廖承志在香港完婚，何香凝夢寐以求的這樁好事終于實作了！她望着一對新人，多少年來第一次笑得合不攏嘴了。

然而，在那國難當頭、哨煙彌漫的抗戰時期，一個小家庭的好夢是不得長久的。廖承志要踐履父親“留汝哀思事母親”的遺願，但多少樁有關國家千秋大業的事要他去幹，使得他為了盡忠而難以盡孝。但他知道，他與母親之間愛的内涵卻越來越豐富，不僅是“慈”與“孝”的愛，而且也融入了為共同的事業戮力同心的革命之愛。

建國後，母子終于能長時期地聚首一堂了。廖承志這時雖然已身居要職，但隻要人在北京，每天早上都要到母親的房裡去請安問好，遇上母親去外地休養或有事，兒子得暇也經常随行照料。閑空時，母子不是在一起回顧往事，便是一起作畫題詩，藉以表達胸志和情懷。後來在逆境中，這些畫有的竟成了激勵他們不向淫威屈服的精神武器。“文革”中，廖承志受誣陷，為了他的安全，周總理親自下令把他藏了起來，與世隔絕了整整五年。夫人經普椿每周可看望他一次，每次見面廖承志劈頭就問的一句話常是媽媽好不好？飲食如何？其時，何老太太對兒子的思念更是牽腸挂肚，她每次問起媳婦，總覺得她在找話搪塞自己。知子莫如母，何香凝知道承志一定是又遭難了。于是拿出了和兒子一起畫的一幅《踏雪尋梅圖》，回想着兒子過去種種逢兇化吉的奇遇，她堅信，陰霾終将會散去。

1972年9月1日何香凝在憂病交加中去世了。毛主席和周總理為遂她生前欲與廖仲恺先生“生則同衾，死則同穴”的願望，特派專車将靈樞送往南京與廖仲恺先生合葬。從此，每年的清明節，廖承志總不忘悼念雙親，多次來到自己手書的墓碑前祭掃。1983年5月，七十五歲高齡的廖承志又一次來到雙親墓前悼念緻哀，當即還寫了一首小詩，詩中說：“金陵無限好，來到正清明。信筆紀心事，鮮花唁老親。”想不到一個月後，廖承志因心髒病突發，在北京逝世，這次祭掃竟成了他最後的一次盡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