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秋，香港的未來懸而未決，中英關系驟然緊張。随着彭定康的政改方案推出，英國試圖在最後幾年内加強對香港的控制。然而，背後隐藏的擔憂卻不為人知。在白金漢宮的會議室裡，英國政府高層圍繞一個緊迫的問題展開讨論：如果中國提前采取行動，是否會武力接管香港？
新界租約問題與中英初次接觸
1979年，随着《展拓香港界址專條》即将到期，英國對香港的未來感到了前所未有的緊迫性。那一年，香港的總督麥理浩受英國政府之命，專程前往北京，目的明确——延長對新界的租約，確定英國在這個戰略位置上的利益得以維持。
麥理浩到達北京時，帶着英國政府的全權委托和一系列談判提案。他的到來，旨在通過外交途徑說服中國政府接受租約的延期。麥理浩在北京的談判由多次會議和非正式接觸構成，每一次會談都圍繞着一個核心議題：新界租約的未來。
在會談中，麥理浩試圖強調延長租約對香港穩定及英國利益的重要性，他詳細闡述了不延長租約可能帶來的經濟和社會不穩定性。但對面的中國官員，包括鄧小平，對此類論調并不買賬。中國方面的回應堅定而明确，鄧小平本人更是直接表态，拒絕了英方的所有提議。
鄧小平在會談中強調了一個基本國策——香港自古以來就是中國領土的一部分，任何關于延長租約的提議都是對中國主權的侵犯。他提到，中國對香港的主權問題沒有讨價還價的餘地，強調了中國政府恢複對香港行使主權的決心。
會談結束後，他不得不傳回香港，向英國政府報告這一外交努力的失敗。英國政府接到這一消息後，意識到在香港問題上需要重新評估其政策。
彭定康的政改方案與中英摩擦
随着1990年代的到來，香港的政治場景和中英之間的關系迎來了新的動蕩。彭定康于1992年上任香港總督，上任不久即在他的首份“香港施政報告”中提出了一個頗具争議的政改方案。這一方案主張增加香港立法局的直選議員名額，這在表面上看似是推動民主程序的一步，實則被視為一種政策，旨在加強親英派勢力在香港政治中的影響力。
方案中提出，通過增加直選議員的方式，可以使香港政治體系更加開放和民主，但這一舉措背後的動機和潛在影響迅速成為熱點議題。香港的政治評論家和群眾普遍懷疑這是否是英國政府試圖在香港回歸前夕，通過擴大其影響力來牽制中國的政策。
此時，中國政府對彭定康的政改方案反應強烈，并迅速表達了嚴正立場。中國認為，這一方案違背了1984年兩國政府簽訂的《中英聯合聲明》中關于香港政治體制穩定的約定，《中英聯合聲明》本意為確定香港1997年回歸後的平穩過渡，任何單方面改變政治格局的嘗試都被視為對這一國際協定的破壞。
中國外交部迅速做出反應，公開批評了彭定康的政改提案。在多個國際和地區論壇上，中國代表強調，任何關于香港未來的決定都應當由中英兩國共同商議，并應完全尊重中國對香港擁有的主權。中國政府還特别指出，此種政改動向嘗試削弱中國對香港未來控制的權利，并可能導緻香港社會更大的分裂和不穩定。
中英政府高層的緊張與會談
對于彭定康的政改方案，英國國内的态度并不統一。雖然彭定康自信滿滿地推出這個政改方案，試圖推動香港朝着“英國式民主”過渡，但在英國政府的高層内部，許多官員對此表達了擔憂。1992年11月，英國政府的核心機構——内閣辦公室國防與海外事務秘書處的官員保利娜·内維爾-瓊斯向首相約翰·梅傑送出了一份報告。
報告特别強調，彭定康的方案看似是在推動香港的民主程序，實際上卻是在破壞《中英聯合聲明》的共識。内維爾-瓊斯在報告中警告，如果繼續推行這個方案，英國需要準備應對中國方面的軍事動作，甚至可能會導緻外交關系的惡化。
同月，面對這一嚴峻局勢，英國政府的高層迅速采取了行動。外交大臣、内政大臣以及其他重要的政府官員齊聚白金漢宮，召開了一次緊急會議。這次會議的重點是讨論彭定康的政改方案，特别是該方案在中英關系中引發的潛在後果。
會議中，英國高官們還讨論了另一個關鍵問題：中國是否有可能動用武力收複香港。盡管1997年香港回歸已經在國際社會的共識之中，但彭定康的行為無疑讓局勢變得更加複雜。與會者中有一些官員擔心，如果英國繼續推進這一方案，可能會導緻中國采取更強硬的措施，包括武力幹預。這一擔憂并非毫無根據，中國已經在多個場合表達了對香港政改問題的嚴肅立場，強調不容任何破壞香港穩定與《中英聯合聲明》精神的行為。
英國内部對華政策的沖突與擔憂
英國政府在如何處理香港問題上确實出現了顯著的分歧。一方面，有一些官員堅決支援彭定康的政改方案，認為這是英國保持在香港影響力的最後機會。他們主張，這樣的政改對香港的未來發展有積極意義，能夠保證香港在回歸後仍然保持獨立和多元的政治體系。
這一派觀點的核心在于，英國作為香港長期的統治者，必須在香港的未來留下自己的政治遺産，不能在1997年後完全放棄對香港的影響力。他們認為，如果不在回歸之前對香港的政治架構進行更深入的幹預，親英派勢力将在1997年之後迅速失勢，英國對香港的所有控制都将化為烏有。
然而，另一方面，許多英國政府内的高層官員則對這一做法表示強烈擔憂。他們認為，彭定康的政改方案不僅有違《中英聯合聲明》的精神，還可能激怒中國，導緻不可預測的後果。根據此前中英之間的協定，香港的政治體制在過渡期内應保持穩定，不應進行重大變動。
尤其是在與中國的關系上，這些官員擔心，彭定康的政改計劃會引發中國的強烈反應，甚至可能導緻兩國關系的全面惡化。中國早已多次明确表态，任何試圖改變香港政治現狀的舉動都會被視為對中國主權的挑戰。這些官員認為，與其冒着激化中英關系的風險，不如保持現有的政治安排，以確定1997年的平穩過渡。
香港的平穩回歸與中國的政策承諾
盡管中英兩國在香港未來的地位問題上始終存在重大分歧，中國政府從一開始就明确表示，香港的繁榮和穩定是中國最為關注的核心目标之一。
中國在處理香港問題上提出了前所未有的創新政策，即“一國兩制”。這一政策的核心理念是，在1997年香港回歸中國之後，香港将在一個中國的前提下，繼續保持其原有的資本主義經濟制度和生活方式，并享有高度的自治權。
在這一承諾的基礎上，中國還特别承諾，香港的高度自治權将持續50年，這使得國際社會對香港回歸後的前景有了更多信心。與此同時，香港的市民也逐漸開始接受并适應這個全新的安排。雖然初期仍然有一些擔憂和不安，但随着中國政府與英國政府的密切溝通，越來越多的香港人相信回歸後，生活方式和經濟秩序不會受到劇烈沖擊。
中國政府在多次的中英談判中，不僅闡明了“一國兩制”的方針，還提出了一系列保障措施，以確定這一政策在香港順利實施。例如，中國政府明确表示，香港的法律體系、貨币政策、貿易規則、移民政策等都将保持不變，中國内地的社會主義制度不會幹預香港的資本主義制度。這樣的承諾對于那些擔心回歸後生活受到幹擾的香港居民來說，無疑是一顆“定心丸”。
随着1997年6月30日的臨近，回歸儀式的準備工作也在緊張而有序地進行中。回歸儀式的各項安排從細節到大局都經過了精心的籌劃，國際社會也對此高度關注。
1997年6月30日午夜時分，香港會展中心燈火輝煌，見證這一曆史時刻的中英官員和國際貴賓齊聚一堂。在莊嚴的儀式上，英國國旗緩緩降下，香港特區區旗與中國國旗在掌聲和禮炮聲中升起，标志着香港正式回歸中國。
回歸後的香港，經曆了一段逐漸适應的過渡期。雖然一開始，國際社會和香港本地都存在一些對未來的不确定性和質疑，擔心香港是否能夠保持其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擔心中國政府能否真正兌現“一國兩制”的承諾。但事實證明，中國政府對香港的政策一以貫之，香港的經濟制度和社會體系依然保持着獨立性，生活方式沒有受到重大影響。尤其是在經濟層面，香港繼續扮演着連接配接中國内地與全球市場的關鍵角色，依舊是全球最重要的金融樞紐之一。
參考資料：[1]中英談判和“一國兩制”的偉大構想[J].共産黨員,2001(12):46-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