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秋，香港的未来悬而未决，中英关系骤然紧张。随着彭定康的政改方案推出，英国试图在最后几年内加强对香港的控制。然而，背后隐藏的担忧却不为人知。在白金汉宫的会议室里，英国政府高层围绕一个紧迫的问题展开讨论：如果中国提前采取行动，是否会武力接管香港？
新界租约问题与中英初次接触
1979年，随着《展拓香港界址专条》即将到期，英国对香港的未来感到了前所未有的紧迫性。那一年，香港的总督麦理浩受英国政府之命，专程前往北京，目的明确——延长对新界的租约，确保英国在这个战略位置上的利益得以维持。
麦理浩到达北京时，带着英国政府的全权委托和一系列谈判提案。他的到来，旨在通过外交途径说服中国政府接受租约的延期。麦理浩在北京的谈判由多次会议和非正式接触构成，每一次会谈都围绕着一个核心议题：新界租约的未来。
在会谈中，麦理浩试图强调延长租约对香港稳定及英国利益的重要性，他详细阐述了不延长租约可能带来的经济和社会不稳定性。但对面的中国官员，包括邓小平，对此类论调并不买账。中国方面的回应坚定而明确，邓小平本人更是直接表态，拒绝了英方的所有提议。
邓小平在会谈中强调了一个基本国策——香港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任何关于延长租约的提议都是对中国主权的侵犯。他提到，中国对香港的主权问题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强调了中国政府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的决心。
会谈结束后，他不得不返回香港，向英国政府报告这一外交努力的失败。英国政府接到这一消息后，意识到在香港问题上需要重新评估其策略。
彭定康的政改方案与中英摩擦
随着1990年代的到来，香港的政治场景和中英之间的关系迎来了新的动荡。彭定康于1992年上任香港总督，上任不久即在他的首份“香港施政报告”中提出了一个颇具争议的政改方案。这一方案主张增加香港立法局的直选议员名额，这在表面上看似是推动民主进程的一步，实则被视为一种策略，旨在加强亲英派势力在香港政治中的影响力。
方案中提出，通过增加直选议员的方式，可以使香港政治体系更加开放和民主，但这一举措背后的动机和潜在影响迅速成为热点议题。香港的政治评论家和民众普遍怀疑这是否是英国政府试图在香港回归前夕，通过扩大其影响力来牵制中国的策略。
此时，中国政府对彭定康的政改方案反应强烈，并迅速表达了严正立场。中国认为，这一方案违背了1984年两国政府签订的《中英联合声明》中关于香港政治体制稳定的约定，《中英联合声明》本意为确保香港1997年回归后的平稳过渡，任何单方面改变政治格局的尝试都被视为对这一国际协议的破坏。
中国外交部迅速做出反应，公开批评了彭定康的政改提案。在多个国际和地区论坛上，中国代表强调，任何关于香港未来的决定都应当由中英两国共同商议，并应完全尊重中国对香港拥有的主权。中国政府还特别指出，此种政改动向尝试削弱中国对香港未来控制的权利，并可能导致香港社会更大的分裂和不稳定。
中英政府高层的紧张与会谈
对于彭定康的政改方案，英国国内的态度并不统一。虽然彭定康自信满满地推出这个政改方案，试图推动香港朝着“英国式民主”过渡，但在英国政府的高层内部，许多官员对此表达了担忧。1992年11月，英国政府的核心机构——内阁办公室国防与海外事务秘书处的官员保利娜·内维尔-琼斯向首相约翰·梅杰提交了一份报告。
报告特别强调，彭定康的方案看似是在推动香港的民主进程，实际上却是在破坏《中英联合声明》的共识。内维尔-琼斯在报告中警告，如果继续推行这个方案，英国需要准备应对中国方面的军事动作，甚至可能会导致外交关系的恶化。
同月，面对这一严峻局势，英国政府的高层迅速采取了行动。外交大臣、内政大臣以及其他重要的政府官员齐聚白金汉宫，召开了一次紧急会议。这次会议的重点是讨论彭定康的政改方案，特别是该方案在中英关系中引发的潜在后果。
会议中，英国高官们还讨论了另一个关键问题：中国是否有可能动用武力收复香港。尽管1997年香港回归已经在国际社会的共识之中，但彭定康的行为无疑让局势变得更加复杂。与会者中有一些官员担心，如果英国继续推进这一方案，可能会导致中国采取更强硬的措施，包括武力干预。这一担忧并非毫无根据，中国已经在多个场合表达了对香港政改问题的严肃立场，强调不容任何破坏香港稳定与《中英联合声明》精神的行为。
英国内部对华政策的矛盾与担忧
英国政府在如何处理香港问题上确实出现了显著的分歧。一方面，有一些官员坚决支持彭定康的政改方案，认为这是英国保持在香港影响力的最后机会。他们主张，这样的政改对香港的未来发展有积极意义，能够保证香港在回归后仍然保持独立和多元的政治体系。
这一派观点的核心在于，英国作为香港长期的统治者，必须在香港的未来留下自己的政治遗产，不能在1997年后完全放弃对香港的影响力。他们认为，如果不在回归之前对香港的政治架构进行更深入的干预，亲英派势力将在1997年之后迅速失势，英国对香港的所有控制都将化为乌有。
然而，另一方面，许多英国政府内的高层官员则对这一做法表示强烈担忧。他们认为，彭定康的政改方案不仅有违《中英联合声明》的精神，还可能激怒中国，导致不可预测的后果。根据此前中英之间的协议，香港的政治体制在过渡期内应保持稳定，不应进行重大变动。
尤其是在与中国的关系上，这些官员担心，彭定康的政改计划会引发中国的强烈反应，甚至可能导致两国关系的全面恶化。中国早已多次明确表态，任何试图改变香港政治现状的举动都会被视为对中国主权的挑战。这些官员认为，与其冒着激化中英关系的风险，不如保持现有的政治安排，以确保1997年的平稳过渡。
香港的平稳回归与中国的政策承诺
尽管中英两国在香港未来的地位问题上始终存在重大分歧，中国政府从一开始就明确表示，香港的繁荣和稳定是中国最为关注的核心目标之一。
中国在处理香港问题上提出了前所未有的创新政策，即“一国两制”。这一政策的核心理念是，在1997年香港回归中国之后，香港将在一个中国的前提下，继续保持其原有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和生活方式，并享有高度的自治权。
在这一承诺的基础上，中国还特别承诺，香港的高度自治权将持续50年，这使得国际社会对香港回归后的前景有了更多信心。与此同时，香港的市民也逐渐开始接受并适应这个全新的安排。虽然初期仍然有一些担忧和不安，但随着中国政府与英国政府的密切沟通，越来越多的香港人相信回归后，生活方式和经济秩序不会受到剧烈冲击。
中国政府在多次的中英谈判中，不仅阐明了“一国两制”的方针，还提出了一系列保障措施，以确保这一政策在香港顺利实施。例如，中国政府明确表示，香港的法律体系、货币政策、贸易规则、移民政策等都将保持不变，中国内地的社会主义制度不会干预香港的资本主义制度。这样的承诺对于那些担心回归后生活受到干扰的香港居民来说，无疑是一颗“定心丸”。
随着1997年6月30日的临近，回归仪式的准备工作也在紧张而有序地进行中。回归仪式的各项安排从细节到大局都经过了精心的筹划，国际社会也对此高度关注。
1997年6月30日午夜时分，香港会展中心灯火辉煌，见证这一历史时刻的中英官员和国际贵宾齐聚一堂。在庄严的仪式上，英国国旗缓缓降下，香港特区区旗与中国国旗在掌声和礼炮声中升起，标志着香港正式回归中国。
回归后的香港，经历了一段逐步适应的过渡期。虽然一开始，国际社会和香港本地都存在一些对未来的不确定性和质疑，担心香港是否能够保持其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担心中国政府能否真正兑现“一国两制”的承诺。但事实证明，中国政府对香港的政策一以贯之，香港的经济制度和社会体系依然保持着独立性，生活方式没有受到重大影响。尤其是在经济层面，香港继续扮演着连接中国内地与全球市场的关键角色，依旧是全球最重要的金融枢纽之一。
参考资料：[1]中英谈判和“一国两制”的伟大构想[J].共产党员,2001(12):46-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