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前言
元末群雄起義，朱元璋掃平群雄，統一中國，以至元二十七年（1367年）稱吳元年，次年即帝位，國号“大明”。其《即位诏》（洪武元年正月）雲：
朕惟中國之君，自宋運既終，天（《皇明诏令》作“帝”）命真人起于沙漠，入中國為天下主，傳及子孫，百有餘年，今運亦終，海内土疆，豪傑分争。朕本淮右庶民，荷上天眷顧，祖宗之靈，遂乘逐鹿之秋，緻英賢于左右。凡兩淮，兩浙，江東，江西，湖湘，漢沔，閩廣，山東及西南諸部蠻夷，各處寇攘。屢命大将軍及諸将校奮勇威武，已皆戡定，民安田裡。今文武大臣，百司衆庶，合辭勸進，尊朕為皇帝，以主黔黎。勉循輿情，于吳二年正月初四日， 告祭天地于鐘山之陽， 即皇帝位于南郊，定有天下之号曰“大明”，以吳二年（《明太祖實錄》作“是年”）為洪武元年。是日，恭詣太廟，追尊四代考，妣為皇帝、皇後，立太社，太稷于京師。布告天下，鹹使聞知。[1]
以“大明”為國号的緣由，在這份诏書及其後大明王朝的官方文書中都沒有說明，引起後代各種推測，其中最受關注并普遍接受的，莫過于吳晗的論斷：“太祖因明教建國故以明為國号大明”。[2]但建立王朝正式的國号是“大明”，并不是“明”。[3]是以，近年來有不少學者質疑吳晗的“明朝國号出于明教說”。本文旨在厘清這一關于明朝國号“大明”緣由的論辯，并提出一己私見，以就教于同道友朋。
二、中國曆代王朝國号的由來
關于中國曆代王朝國号的由來，趙翼認為：“建國号者多以國邑舊名。王莽建号曰新，亦以初封新都侯故也。公孫述建号成家，亦以據成都起事也。”“金末宣撫蒲鮮萬奴據遼東，僭稱天王，國号大真，始有以文義而為号者。”[4] 進一步可分為七類：
1.以發迹地定國号，如趙匡胤以宋州節度使發迹而建國号為“宋”。
2.以祖先封地定國号，如契以助禹治水有功受封于商，湯滅夏後，即以“商”定國号。
3.以封号爵位定國号，如司馬昭受魏封為晉公，司馬炎篡魏，遂以“晉”定國号。
4.以統治區域定國号，如孫權統治地區是曆史上的吳國，遂以“吳”定國号。
5.以發迹地特産定國号，如契丹耶律阿保機定國号為“遼”，契丹語“遼”意為镔鐵，系契丹人居地特産。
6.以創業者姓氏定國号，如陳霸先以其姓“陳”定國号。
7.以古代中原大國國名定國号，如鮮卑拓跋珪沿用三晉魏國國号，如努爾哈赤就沿用金朝國名。[5]
8.以谶語或經文來定國号， 如南齊國号來自谶語“金刀利刃齊刈之”，如元朝來自《易經》“大哉乾元”。[6]
在上述八類中，“大明”王朝國号的由來究竟屬于哪一類，就是我們要讨論的。
三、明朝非官方史書對“大明”國号由來的說法
“大明”國号的由來，明初建國時期留存至今的官方文書并無說明，當代官員和文人的私家論述也無道及。[7]宣德以後，私家文集野史漸興， 談論明初史事掌故者漸多，乃見論及國号來源與釋義。宣德年間，夏原吉就在《一統肇基錄》中說朱元璋建國之前，就“欲盡除道教”, 适有一道士前來奏說：看見一個金榜，上面寫着：“山川尊洪武，日月照大明。”朱元璋以“其言合己意，遂定國号改元”，且不再廢道教。[8]但夏原吉這一說法，不符史實。明太祖起兵之初，即雅重道士如周癫、張鐵冠之流。建國後，明太祖确認道教的地位，設道錄司，并以朝天宮禮生與道教音樂為官方禮樂。夏原吉的記載，不可置信；“大明”國号來自道士的啟發說，不能成立。[9]
成化、嘉靖年間才子祝允明《野記》記載：元末劉基先投靠小明王韓林兒，後覺得小明王“豎子不足謀”，而改投靠朱元璋，因請建号“大明”。[10]劉基投靠小明王韓林兒之說，從未見諸記載，且據劉基的文集中所記，劉基是反對紅巾軍的，朱元璋為小明王的江南行中書省平章政事時，設小明王禦座行禮，劉基獨不拜，還說：“牧豎耳，奉之何為！”[11]劉基向來看不起紅巾軍與小明王，怎麼會投靠紅巾政權和小明王？這條史料可能是祝允明采自民間傳說的“野記”，并不可靠，而且所謂建号“大明”的意義，祝允明也未作解釋。這條史料後來被萬曆年間的塗山引用入《明政統宗》，寫成《國号大明考》，但内容并未超過《野記》。[12]
嘉靖、隆慶間，田藝蘅《留青日劄》中《大明大統曆解》雲：“大明者，國号也。日月為明，天大，地大，人大，而宇宙人物如日月之明，無所不照。”[13]田藝蘅雖被前輩明史大家謝國桢先生稱為“朱明一代雜家之冠”，所記可補正史之不足，但田氏對大明國号的來源并無說明，且其解釋頗有望文生義之嫌。[14]
嘉靖、萬曆年間的大學者焦竑，在其《易筌》中說道：“高皇帝之論誠也，體之而無上，守之而無為，如浮雲之馳空，若漚花之汎水，電影之逐風，睡酣之幽夢，斯果實之謂欤！虛之謂欤！嗚呼！清風搖水，蟾影沉淵，是又體之而非體，相之而非相，孰能識其是以然耶？世儒之見解能及此否？說者謂：我朝國号‘大明’，蓋大道昌明之兆，信不虛也。”[15]号稱焦太史的焦竑在這裡也隻是在歌頌明太祖的學識非世儒可及，因而說“大明”國号真是“大道昌明之兆”，也未解釋其緣由。
四、大明國号源于火德說
以五德終始解釋曆代王朝之更疊，乃秦漢以後的曆史傳統，五德有相生與相克，新興王朝以之立說。[16]朱元璋起自南方，其革命根據地金陵是傳說中的祝融故墟，屬火德，火帶來光明，故建國号“大明”。[17]
這個以火德解釋“大明”國号的說法，為日本學者和田清所發展。他于1923年在《東洋學報》發表的論文認為宋朝是火德，尚赤，而韓林兒建立的龍鳳政權，以複宋為号召，定國号為宋，自認為火德。朱元璋是韓林兒的部下，因而也崇尚火德，是以定國号為“大明”。其後，和田清又補充說朱元璋受儒生的五德終始說影響，以朱元璋起兵南方，南方是火德炎帝所在，炎帝輔佐“朱明”一統天下，明朝國号出于此。[18]
這個論點當時并未受到中國學界的關注，主要是中國學界對日本的明史研究不甚了解。1950年代以前，僅有清水泰次的《明朝田畝數目考證》等極少量的論文譯介到中國，吳晗在抗戰時說道：“日人和田清君曾撰關于明之國号一文，刊《東洋學報》，滇中無從得此書，未能論列。”[19]其實，在那個時空，中國學者即使知道日本學者的火德說，在五四之後極盛的反傳統文化和追求科學的理性解釋氛圍中，學者也不會尋求以五德終始之“迷信”學說解釋“大明”國号。就如吳晗所說：儒生以“明”為“光明”之義，更取陰陽五行之說，謂符于以火克木，以明制暗之義。是以，吳晗認為這隻是附會而已，并不足論。[20]
自1941年吳晗《明教與大明帝國》發表，“大明”國号起于明教說廣為學界所接受，尤其1960年代以來，這個學說經由金庸的武俠小說《倚天屠龍記》演繹之後，更廣為華文世界所接受。[21]從此，“大明”國号起于明教說占統治地位，不同的學說幾乎完全不受重視；火德解釋“大明”國号說當然也就被束之高閣，為學界和社會大衆所遺忘。直到20世紀90年代，情況才有所轉變。中央民族大學陳梧桐教授重拾火德說，雖然并沒有放棄吳晗學說，但他肯定了被這個被吳晗視為儒生附會之說的火德說，以元朝為水德，以火制水，以明克暗；火是光明。故以“大明”為國号。[22]同時，日本學者檀上寬也與陳梧桐教授一樣，不放棄吳晗學說，但兼采火德說。[23]
五、吳晗的大明國号源自明教說
抗戰期間，在西南聯大執教的吳晗于1941年發表《明教與大明帝國》，提出大明國号源自明教說，于趙翼及一般所論曆代國号源起的說法之外，立一國号起于宗教說。[24]吳晗認為曆代建國号，或以所封之爵邑，或追溯其所自始，朱元璋建國号為“明”之意，無人言及。他主張“大明”國号出于韓氏之“明王”；“明王” 則出于《大小明王出世經》。
吳晗說的明教，即唐代傳入中國的摩尼教，雖經唐武宗會昌三年禁止，然轉為秘密結社，攀附佛道以圖幸存，至南宋益盛。其信徒素食節用，結黨互助，故能深入農村。政府一旦誅求過甚，則為野心家所利用，進行有組織的“叛亂”，如北宋末年方臘之亂。吳晗認為明教本衣白，而兩宋之際又尚紅紫，此與祆教有關。明教本合佛祆而成，北宋末又合于白蓮社與彌勒佛。祆尚紅，淨土宗阿彌陀佛亦尚紅，故以紅為識。降至元代，明教雖被禁斥，仍在民間活動，附和“彌勒降生”之說。至元三年，棒胡以此号召反于信陽，朱光卿反于粵，周子旺反于袁州，皆與南宋明教發難之根據地相吻合。後彭瑩玉得鄒普勝、徐壽輝之助起事，徐又于蕲水建天完國稱帝，為陳友諒所篡，明玉珍乃稱帝成都曰夏，去釋老止奉彌勒，是為西系紅軍。同時起兵之韓山童則為東系紅軍，敗死後林兒繼之稱小明王。吳晗認為朱元璋因林兒之基業，平定天下，建大明帝國，以及明玉珍之改姓明，皆以應“彌勒降生，明王出世”之說；明修《元史》均諱之。其實元璋本紅軍小卒與明教教徒，諸将皆濠泗豐沛子弟，夙受彭瑩玉教化，故元璋奉小明王，其軍戴紅巾而号“紅軍”，燒香禮佛而稱“香軍”，私家記載如高岱《鴻猷錄》、何喬遠《名山藏》均曾言之。
朱元璋後來新進用的浙東儒生劉基、宋濂等既與明王無淵源，又為巨室豪紳，遵禮法，重保守，反異端，目的在團結保衛地方，與紅軍之破壞不同，明祖遂利用其排除流民武弁之勢以代小明王的大宋，于龍鳳十二年後，即諱言其為紅軍支系，于讨張士誠檄文中深斥“彌勒降生”為妖言。但吳晗主張朱元璋為迎合民心與籠絡舊部， 仍建号“明”，以示其承小明王，且示“明王”已出世。這就是吳晗的“大明國号源自明教說”。
“大明國号源自明教說”，前人僅明末清初史家傅維鱗《明書》與查繼佐《罪惟錄》約略提到：“國号‘大明’，以小明王故，不忘舊也，亦以應谶也。”[25]但未多說明。此說經吳晗演繹為新論，大為轟動，學界同行多為其所服，紛紛采用其說。[26]其後，吳晗更将此說寫入1944年出版的《由僧缽到皇權》和1949年出版的《朱元璋傳》及1965年出版的《朱元璋傳》。[27]吳晗為文深入淺出，平易近人，雅俗共賞，廣受學者與讀者喜愛，紛紛采用其說加以演繹。[28]于是大明國号出于明教說，幾乎成為定論，此說亦有助于解釋朱元璋農民起義的曆史定位。
1949年新政協籌備期間，吳晗（左二）與周恩來等合影
六、對大明國号源自明教說的質疑：以楊讷為主
據陳學霖的察考，對吳晗論說提出質疑的始于1970年代，最初的焦點不在明朝國号的來源，而在質疑吳晗的北宋末方臘“喫菜事魔”之徒即明教徒的論點，日本學者竺沙雅章研究南宋王質《論鎮盜疏》，認為《小大明王出世開元經》等是佛門異端團體的書，方臘之亂非明教教徒的叛亂。[29]接着在1980年代初， 陳高華也讨論了王質《論鎮盜疏》，得到類似的結論，而且南宋初年并無吳晗所說白雲宗、白蓮社與明教開始合流的事。[30]歐洲漢學家安東尼奧·佛爾特（Antonio Forte）與許理和（Erik Zürcher） 也在這段時間先後論證早在隋朝的佛教經典中就有彌勒佛的“明王出世”。[31]
修正吳晗論說最重要的學者是楊讷，他在1983年于《元史論叢》發表《元代白蓮教》，1989年編《元代白蓮教資料彙編》，2004年出版《元代白蓮教研究》，2017年再加增訂。[32]楊讷指出吳晗的明教于北宋末合于白蓮社說是不對的，白蓮社與白蓮教也不是一回事；元末白蓮教并非明教，明教與白蓮教有相似之處，但二者是各自獨立的教派，明教徒信奉摩尼佛，白蓮教徒信奉阿彌陀佛。楊讷認為吳晗主張兩教混合的觀點不能成立。吳晗說明代史書高岱《鴻猷錄》、何喬遠《名山藏》均記元末起事者提出“彌勒佛下生”與“明王出世”口号， 但楊讷的研究确定：“彌勒佛下生”出自西晉月氏三藏竺法護譯《佛說彌勒下生經》；“明王出世”出自三國時代支謙翻譯淨土宗的《佛說大阿彌陀經》，其經文有“阿彌陀佛光明，明麗快甚”，“其光明所照無央數天下，幽冥之處皆常大明”；阿彌陀佛為“光明之王”，可簡稱為“明王”。這都出自佛教經典，與摩尼明教無涉。是以，楊讷導出他的結論：朱元璋确定的大明國号出自《佛說大阿彌陀經》，表明新王朝的建立，光明所照天下，即使是幽冥之處， 亦“常大明”，标志着光明世界的到來， 同時也是朱元璋“對自己出身佛徒的一個紀念”。[33]楊讷的論文，論證有據，指出了吳晗論文的種種疏失如引文疏漏、诠釋失當和判斷錯誤；可惜國内外學者為吳晗英名所懾，并不認同，“仍然延續吳晗的錯誤”。[34]香港中文大學教授陳學霖為此忿忿不平，乃于2009年發表《明朝“國号”的緣起及“火德”問題》，宣揚楊讷的主張。[35]
但學界并非如陳學霖所說不重視楊讷的研究發明，贊同者亦有之，泓即于講授明史課堂采用其說，修正吳晗舊說。也有些學者沿襲楊讷的思路論述，如江西省社科院的朱鈞在2015年發表《“明王出世”口号與大明國号考》，即從藏傳佛教密宗阿彌陀佛形象與漢地之孔雀明王形象入手，從教理上論述孔雀明王乃阿彌陀佛化身，這種信仰在民間廣為流傳，而于元代滲入白蓮教中；是以，朱鈞主張“明王出世”實為孔雀明王出世，大明國号來源于此。[36]
其實，1983年楊讷提出“明王出世”非源自明教的主張，并非中外學界之首創。在前一年，1982年，中國台灣地區學者王見川在《從摩尼教到明教》一書中已主張“明王出世”非出于明教經典，而是來自金剛禅等所研習的《大小明王出世經》。[37]但是由于那個時代兩岸學界隔閡，楊讷與王見川并無交流，其研究是各自獨立發展的。
七、擺脫“大明”國号來自宗教說：以杜洪濤為主
楊讷為主的學者雖更正了吳晗“大明”國号來自明教說，但尚未擺脫吳晗從朱元璋宗教信仰尋求國号來源的思路。[38] 2014年，當時還是北京大學曆史系博士生的杜洪濤在《史林》發表《明朝國号的出典與正統意涵》，[39]首先擺脫吳晗思路，主張明朝國号不但與明教無關，也與白蓮教無涉，因為在建國前兩年的龍鳳十二年即元至正二十六年（1366年）八月頒布的《高帝平僞周榜》，[40]朱元璋已公開否定彌勒信仰，榜文曰：
不幸小民，誤中妖術，不解其言（《平吳錄》作“偈言”）之妄誕，酷信彌勒之真有；冀其治世，以蘇困苦。聚為燒香之黨，根蟠汝、穎，蔓延河、洛。妖言既行，兇謀遂逞，焚蕩城郭，弑戮士夫，荼毒生靈，無端萬狀。[41]
雖然朱元璋當時仍是龍鳳政權的臣子，彌勒信仰系龍鳳政權之基礎，朱元璋理應不會公開忤逆。但龍鳳政權自從被張士誠部隊圍困于安豐，勢力衰微，四月才靠徐達解圍，其部隊已經瓦解，韓林兒寄居滁州，僅存名号，龍鳳大宋政權名存實亡。[42]是以，朱元璋在讨張士誠的榜文中，不再雌伏于小明王之下，公然宣布與彌勒信仰切割，稱之為“妄誕”之“妖言”“妖術”，曆數彌勒黨徒“焚蕩城郭，弑戮士夫，荼毒生靈”，罪惡萬狀，遠超過榜文要讨伐的張士誠。杜洪濤指出榜文已說得如此絕對，當然“朱元璋不可能選擇與白蓮教有關的國号”。[43]
于是，杜洪濤擺脫吳晗從明教解釋“大明”由來的思路，轉向中華曆代王朝統治基礎的正統意識形态儒家經典入手，尋求國号“大明”的由來。這一思路，雖有學者私下提過，但真正着之于文字，杜洪濤是第一人。其言曰：
檢儒家經典《詩經》有《大明》之詩，《易經·乾卦·彖傳》有“大明”之文。則國号“大明”的由來，《詩經》 和《易經·乾卦·彖傳》 都有可能。《詩經·大雅·文王之什·大明》：
明明在下，赫赫在上。天難忱斯，不易維王。天位殷适，使不挾四方。
摯仲氏任，自彼殷商，來嫁于周，曰嫔于京。乃及王季，維德之行。
大任有身，生此文王。
維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厥德不回，以受方國。
天監在下，有命既集。文王初載，天作之合。在洽之陽，在渭之涘。
文王嘉止，大邦有子。
大邦有子，俔天之妹。文定厥祥，親迎于渭。造舟為梁，不顧其光。
有命自天，命此文王。于周于京，缵女維莘。長子維行，笃生武王。
保右命爾，燮伐大商。
殷商之旅，其會如林。矢于牧野，維予侯興。上帝臨女，無貳爾心。
牧野洋洋，檀車煌煌，驷騵彭彭。維師尚父，時維鷹揚，涼彼武王，肆伐大商。會朝清明。
這首詩追述周德之盛，武王伐纣，一統天下，正合朱元璋順應天命，平定群雄，統一中國之形勢，并且“大明”有聖德昌明之意，以此為國号相當合适。又有《易經·乾卦·彖傳》：
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雲行雨施，品物流行。大明終始，六位時成，時乘六龍以禦天，乾道變化，各正性命。
元、明兩代國号的出典，“大哉乾元”在前，“大明終始”接續在後，上下文相連， 顯示元朝、明朝兩代的傳承關系；是以， 杜洪濤選擇以《易經·乾卦·彖傳》為“大明”的出典，誠為有說服力之卓見。
杜洪濤接着論述明廷“承元”的正統政策：在明太祖《即位诏》中宣布：“宋運既終，天命真人起于沙漠，入中國為天下主，傳及子孫，百有餘年。”由此确立大元王朝在中國史上系繼大宋的正統地位，而大明王朝之繼大元而起，亦為一統天下之正。依新朝為舊朝修正史之曆代舊慣，明廷于洪武三年七月完成《元史》修纂。洪武六年，明廷将元世祖忽必烈入祖曆代帝王廟，将元朝正式列入自三代以來的中國曆史系譜之中。[44]
八、回歸國号用經典文義說：杜洪濤新說補論
杜洪濤主張“明承繼于元”的立論極具說服力，泓願在此補強之。
首先，明代後期，引據古代傳統經典闡釋國号者，有嘉靖、萬曆間的大學者焦竑的《易筌》，即在《易經· 中孚卦》之诠解中，頌揚明太祖之高見，轉而提及：“說者謂：我朝國号‘大明’, 蓋大道昌明之兆，信不虛也。”[45]雖不能就說直接以經義解國号，但庶幾乎是也。稍後，天啟年間，鳳陽縣知縣袁文新與閩人柯仲炯合作的《鳳書》，則以祝融傳說解釋大明國号之秘義雲：
太祖起淮甸，集滁、和，定鼎金陵，以帝都則祝融之故墟也。……故建國号“大明”，其有祖也。夫祝融大明，容光必照，從古得天下之正，以仁得民心，以義屈群力。三代而下，漢高祖一人，差足與我太祖匹休，其他帝莫能及矣。…是以我太祖以大明建國，故亦以大明光天，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所重民曆，以示三綱五常，以昭日用，以引趨吉而避兇；此皇明治天下，潛移密化之大旨。是以四海來朝，亦以是賜之耳！知此道者，其可以與語我太祖取号“大明”之秘義乎！故漢德若水，我皇明其德，如日月之代明，漢得道地，我皇明得天道，三統之義，皇明統乎天矣。[46]
袁文新與柯仲炯說：朱姓出自祝融，是祝融的後代。根據陰陽家的理論，南方屬火，祝融是南方之神，尚赤。《康熙字典》引《左傳·昭五年·孔疏》雲：融是“大明”。故“夫祝融大明，容光必照”,“是以我太祖以大明建國，亦以光明光天”。明太祖取國号“大明”之文義：“大明光天，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所重民曆，以示三綱五常，以昭日用，以引趨吉而避兇。” 袁、柯二人以為這就是“大明”國号的秘義。此說言之成理，但若置于制定國号之大明建國時空，則不如杜洪濤新說妥切，申述如下。
元、明之間的關系，過去多斷裂視之，尤其20世紀初期，受清末革命影響，學者多以元朝欺壓漢人，明太祖“驅逐鞑虜，恢複中華”，元明革命系因民族沖突而起的民族革命；明朝制度皆一反蒙元而“複漢唐威儀”，明制不承元制。但自20世紀30年代後期，蒙思明發表《元代社會階級制度》，獨持異說，主社會革命說以來，此說漸被接受。是以，元明革命無異于傳統王朝的改朝換代，明實繼承元。[47]以制度而論，大明建國之初，無論政治、社會、軍事、财政等，多模仿元朝，中央政府的中書省宰相制，地方的行中書省制，社會的軍民匠竈身份世襲的戶籍制，軍事的樞密院、衛所制，财政寶鈔制等，均繼承元制加以變通。[48]然則真正促成“明制承繼于元”的人，乃是明初開國文臣，他們曾仕于元，熟悉元朝典章制度。大明建國期間，在開國規模和制度的規劃上出力最多的是劉基。[49]據祝允明《野記》，劉基“請建号大明，太祖從之”。[50]劉基曾在元朝中過進士，做過縣級與省級官員，對元朝制度有實務的了解，明朝開國制度多出其手，明太祖嘗譽為“吾之子房”，祝允明《野記》說：大明國号的命名， 就是劉基的建議。
劉基對元初開國曆史相信甚為了解。當初，蒙古人從北方草原入主中原，忽必烈為取得廣大中原群眾的支援，采取認同中原傳統文化的政策， 接續漢地政權的合法傳承，做個正統的中國皇帝。[51]他在建設首都大都城時便聽從劉秉忠的建議，依儒家的理想藍圖，建設一座最合乎《周禮·冬官·考工記·匠人營國》的城市。[52]在建國号上，也聽從劉秉忠的建議，從儒家最重要的居十三經之首的經典《易經》取用有意義的吉利語詞，取“大哉乾元”之義，配合“至哉坤元”的“至元”年号，在至元八年宣布國号“大元”。其《建國号诏》曰：
誕膺景命，奄四海以宅尊；必有美名，紹百王而紀統。肇從隆古，匪獨我家。且唐之為言蕩也，堯以之而著稱；虞之為言樂也，舜因之而作号。馴至禹興而湯造，互名夏大以殷中。世降以還，事殊非古。雖乘時而有國，不以利而制稱。為秦為漢者， 著從初起之地名；曰隋曰唐者，因即所封之爵邑。是皆徇百姓見聞之狃習，要一時經制之權宜，概以至公，不無少貶。
我太祖聖武皇帝，握乾符而起朔土，以神武而膺帝圖，四震天聲，大恢土宇，輿圖之廣，曆古所無。頃者耆宿詣庭，奏章申請，謂既成于大業，宜早定于鴻名。在古制以當然，于朕心乎何有。可建國号曰“大元”，蓋取《易經》“乾元”之義。茲大冶流形于庶品，孰名資始之功；予一人底甯于萬邦，尤切體仁之要。事從因革，道協天人。于戲！稱義而名，固匪為之溢美；孚休惟永，尚不負于投艱。嘉與敷天，共隆大号。[53]
“大”乃贊詞，至大無外，“大哉”贊歎，“乾元”為始萬物者。[54]元代政書《經世大典·帝号》則解釋：“元也者，大也”，“大不足以盡之，而謂之元者，大之至也。”[55]國名、年号均用《易經》章句，按照中國王朝更替的傳統， 立一符合古制的國号，明确承認大元是繼承堯舜禹湯秦漢隋唐的，将本朝與曆代王朝的統緒接續起來；标志着蒙古也是中國正統王朝。[56]
劉基的角色與劉秉忠類似。劉秉忠是金朝人，蒙古滅金後在忽必烈未任太子時住的潛邸任事，為忽必烈出謀劃策。後忽必烈接任大汗，劉秉忠位至中書令宰相之職， 他向忽必烈進言：“治亂之道，系乎天而由乎人”，“以馬上取天下，不可以馬上治”，主張參照漢人法律，改善法度、革除弊政。劉秉忠還為忽必烈規劃大都和上都，為大元訂國号。[57]劉基也是朱元璋的主要謀臣，主持規劃興建首都南京和中都，為大明訂國号。劉秉忠取《易經·乾卦》定大元國号，劉基也取《易經·乾卦》定大明國号，所取章句“大明終始，六位時成，時乘六龍以禦天，乾道變化， 各正性命”，正在大元國号所取章句“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雲行雨施，品物流行”之後，标志大明王朝承繼大元王朝之正統。是以，回到朱元璋建國的曆史時空來讨論，杜洪濤提出的“大明”國号出典于《易經·乾卦》理由，較其他學說充分可信。[58]
九、結語：“大明”的意義
明朝國号為“大明”的緣由，朱元璋的《即位诏》及其後的官方文書均未說明，後代遂多猜測，或以火德為之解。但以五德終始立論，有其缺失之處，且與前朝既非相生也非相克，難以服人。20世紀40年代初，吳晗首倡“大明”國号源于“明王”說，廣為學界與社會大衆接受，幾乎成為定論。從此，中國曆代國号諸多起源，又多一宗教說。直至1970年代，學界才開始有人質疑“明王”是否出于明教（摩尼教）。1980年代初，楊讷閱讀現存所有元代白蓮教史料後，否定吳晗學說。他除指出吳晗論文方法上的錯誤，及引證史料之疏漏外，并以傳世史料，證明元末起事者所提“彌勒佛下生”與“明王出世”口号，均與明教無涉，而出于佛教經典。楊讷的研究是研讨明朝國号起源的新突破，唯學界并不太注意，金庸将吳晗學說引進武俠小說《倚天屠龍記》并經電影和電視劇廣為流傳，吳晗首倡“大明”國号源于“明王”說遂深入人心；是以楊讷新說未引起較多注意。陳學霖以此頗感不平，遂于2009年撰一長文演繹楊讷論說，提醒學界不應繼續宣揚此一錯誤論斷。然而楊讷與陳學霖雖否決吳晗學說，但其思路并未脫離吳晗，仍在宗教中尋找國号出典。
2014年，始有北京大學博士生杜洪濤[59]突破吳晗學說窠臼，循元明承續的思路，參照趙翼大元國号出自《易經·乾卦》“大哉乾元”文義，而主張大明國号亦出自《易經·乾卦》“大明終始”，誠為一大突破。
“五四”之後，學界與國人多反傳統文化，尤反讀經，甚至說要把經書、線裝書或丢入茅坑，或用機關槍掃射。1949年以後，反傳統聲浪不減反升，到“文化大革命”之除舊達到頂峰。改革開放後，思想解放，但西化思想傾向濃厚，中國傳統學術文化未受重視。在這樣的氛圍中，學者也不會想到在儒家經書中尋找曆史答案。改革開放後，尤其近十多年來，國勢振新，國人找回自信心，重新肯定老祖宗留給我們的遺産。在政府的鼓勵和民間的自主發動下，中國傳統學術文化的研究與推廣受到重視。在這新生的氛圍中，學者開始實事求是地處理曆史問題，把曆史解釋放在當時曆史情境中研讨，而不是用現代思維要求古人。傳統中國社會與政治脫不開儒家傳統，尤其政治操作更須參考儒家經典，即使是非漢族的少數民族政權亦如此，大元國号與年号之命名就是很好的例子。杜洪濤提出研讨大明國号的新思路，是他個人的學養與聰慧有以緻之，同時也是新時期新文化氛圍涵養的成果。
《易經》是儒家首要經典，在近代以前的中國社會，尤其為讀書人所必讀，也是為人處世的準則，由讀書人參與的政府更是重視。是以，當朱元璋接納浙東地主讀書人集團，把農民政權轉型為傳統的“封建”政權時，參考儒家經典，制訂治國方針、政策和制度，是必然的發展。[60]在定國号時，自然不能用早已在《平僞周榜》中宣布為妖術并斥其信徒 “殺戮士夫，焚蕩城郭”的宗教信仰為依據，而改從儒家首要經典《易經》之文義。尤其朱元璋建立的王朝要接續正統的前朝蒙古元朝，就要注意元朝是如何建立其為中國的正統王朝。忽必烈入主中國要做中國皇帝，就“進于中國則中國之”，“用夏變夷”；是以，訂定國号，依據儒家首要經典《易經· 乾卦》之“大哉乾元”。朱元璋革命以“複漢官之威儀”為号召，訂定國号，必定更要彰顯華夏文化傳統，取得華夏政權的正統；[61]也依據《易經·乾卦》，而用“大哉乾元”經文的後一段“大明終始”。
“大明終始”的“大”是贊詞，“明”是動詞；“大明”即大哉明了《易經》之道。《易經》的什麼理？“大明終始” 之道。“大明”其“終始”之道，“終始”就是終了之後又會開始， 即“終而複始”。“終而複始”就是生生，就是生生不息。“生生之謂易”，整部《易經》就在闡明這個道理。[62]以“大明”為國家命名，保佑這個國家的國祚，象征國家的生命力生生不息，即使終了也能複始，長長久久，長治久安。這樣的國名多麼吉利，多麼理想，正是朱元璋和群臣開國的鴻圖，符合經曆元末動亂的全國人民望治的心願。嘉靖年間學人李純卿和王世貞說國号“大明”的意義雲：
我聖祖付以世道之責，恢複二帝三王既淪之境土，修明三綱五典既墜之彜倫。中國之統既失複還，陽明用而天理昭著，賢哲登庸。萬方之廣，四海之大，一旦皆為雍熙泰和之世。國号大明，豈不名符其實也哉！[63]
又雲：
建元洪武元年，複中國之統，國号曰“大明”，傳國祚于萬萬年矣！[64]
這正和我們推論的《易經·乾卦》“大明終始”文義建國号說，既緒華夏正統，又佑國祚永續，互相呼應，不謀而合。
總而言之，從明朝建國時期的氛圍，朱元璋政權君臣人民的心願，及國号出典的意義而論， 以儒家首要經典《易經》的首章“乾卦”之“大明終始”“終而複始”生生不息的文義确定國号，肯定比以明教的“明王出世”的宗教預言建号更為妥切，更為正當，更能堂堂皇皇地彰顯“大明”王朝“複漢官之威儀”的華夏傳統。[65]
注 釋
※本文初稿承許倬雲老師和毛佩琦、張元、陳支平、常建華、何孝榮、陳寶良、夏維中、伍躍、劉季倫、陳信治、胡英澤、唐立宗、杜洪濤、劉婷玉、羅玮等同道好友教授及内人王芝芝教授惠賜寶貴意見，新竹清華大學曆史學研究所博士生江豐兆協助查找史料；謹此緻謝。
[1]《禦制文集》卷一，張德信、毛佩琦主編：《洪武禦制全書》，合肥：黃山書社，1995年，第2頁。《皇明诏令》，《續修四庫全書》編委會編：《續修四庫全書》第457冊“史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第35頁。《明太祖實錄》卷二十九，台北：“中研院”史語所，1962年，第1—2頁，洪武元年正月丙子條。
[2]吳晗：《明教與大明帝國》，《讀史劄記》，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56年，第267頁。原發表于《清華學報》1941年第1期。
[3]覃仕勇：《是誰在抹黑明朝？》，台北：新銳文創，2017年，第16頁。16世紀來華的西歐人， 也了解當時中國的國号是“大明”。C. R. Boxer translates and edits, South China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 Being the narratives of Galeote Pereira, Fr. Gaspar da Cruz,O.P. , Fr. Martin de Rada, O.E.S.A., 1550-1575, London: Routledge, 1953, pp.64-65. 中譯見 C.R.博克舍（Boxer)編：《十六世紀中國南部行紀》， 何高濟譯， 北京：中華書局， 1990年， 第46頁。載葡萄牙人克路士（Gaspar da Cruz） 所撰之《中國志》中的一段文字：“這個國家的正式名字是大明（Tame），e明顯不發音， 幾乎消失， 該國百姓的名字是大明人（Tamgin）。……不管怎樣，事實總如我們所說，那個國家的名字是大明，其百姓叫大明人。”
[4]趙翼：《廿二史劄記》湛贻堂藏本，《續修四庫全書》卷二十九，第24—25頁，《元建國号始用文義》。
[5]《晉紀三十二》，《資治通鑒》卷一百一十，北京：中華書局，1956年，第3470—3471頁，安帝隆安二年六月丙子條：“魏王珪命群臣議國号。皆曰：‘周、秦以前，皆自諸侯升為天子，因以其國為天下号。漢氏以來，皆無尺土之資。大陸家百世相承，開基代北，遂撫有方夏，今宜以代為号。’黃門侍郎崔宏曰：‘昔商人不常厥居，故兩稱殷、商；代雖舊邦，其命惟新，登國之初，已更曰魏。夫魏者，大名，神州之上國也，宜稱魏如故。’ 珪從之。”此條史例承山西大學胡英澤教授提供，謹此緻謝。
[6]侯紹文：《中國曆代國号之緣起》，《中華文化複興月刊》1977年第6期。黃蓉：《各朝代名稱的來曆》，《中州今古》2004年第4期，第53頁。
[7]王崇武認為是明初對國号列為禁諱，見王崇武：《論明太祖起兵及其政策之轉變》，《中央研究院曆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10本第1分，1942年，第55—69頁。
[8]夏原吉：《一統肇基錄》，黃昌齡輯、孫幼安校勘：《稗乘》，萬曆孫幼安刊本，第10 頁。
[9]參見南炳文：《佛道秘密宗教與明代社會》，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1年。
[10]祝允明：《野記一》，鄧士龍輯，許大齡、王天有點校：《國朝典故》卷三十一，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3年，第492頁。
[11]《劉基傳》，《明史》卷一百二十八，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第3778頁。
[12]塗山：《國号大明考》，《明政統宗》附卷，萬曆刊本，第98—99頁。
[13]田藝蘅著，朱碧蓮點校：《留青日劄》卷十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213頁。
[14]朱碧蓮：《點校說明》，見田藝蘅著，朱碧蓮點校：《留青日劄》，第2頁。以上夏原吉《一統肇基錄》、祝允明《野記》、田藝蘅《留青日劄》三例參考鄭天挺著、孫衛國等整理：《鄭天挺明史講義· 上冊》， 北京：中華書局，2017年， 第236頁，《大明國号與小明王》《大明國号之解釋》。陳學霖：《明朝“國号”的緣起及“火德”問題》，《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2009年第50期， 第71—103頁。收入陳學霖：《明初的人物、史事與傳說》， 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年， 第1—35頁。唯陳學霖未提塗山：《國号大明考》。
[15]焦竑：《易筌》卷四，萬曆刊本，第44頁。李劍雄：《焦竑評傳》，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錢新祖：《焦竑與晚明新儒思想的重構》，台北：台灣大學出版中心，2014年。
[16]顧颉剛：《五德終始說下的政治和曆史》，《古史辨》第5冊下編，宋家複譯，台北：明倫出版社，1970年，第404—617頁。
[17]陳梧桐：《洪武大帝朱元璋傳》，貴陽：貴州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37頁。
[18]和田清：《明の太祖と紅巾の賊》，《東洋學報》1923年第13卷第2号，第278—302頁。和田清：《明の國号について》，《史學雑誌》1931年第42編第5号， 第70—75頁。
[19]吳晗：《讀史劄記》，第236頁。由于中日學界的隔閡、資訊交流的困難，吳晗在抗戰期間當然無法掌握和田清的研究，但抗戰勝利後一直到1960年代中期，吳晗也無從看到和田清的研究成果。而其他大陸學者即使在改革開放後，也對其少有注意。
[20]吳晗：《明教與大明帝國》，《讀史劄記》。
[21]1961年開始在香港《明報》連載。
[22]陳梧桐：《洪武皇帝大傳》，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08—209頁。
[23]檀上寬：《明の太祖朱元璋》，東京：白帝社，1994年，第163—164頁。
[24]吳晗：《明教與大明帝國》，《清華學報》1941年第1期。後收入吳晗：《讀史劄記》，第235—270頁。
[25]傅維鱗：《明書》，王灏輯：《畿輔叢書》卷八十九，清光緒本，第14頁，《宋韓林兒記》。查繼佐：《罪惟錄》卷五，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1307頁，《翼運王國列傳·宋韓林兒》。二書所載，文字完全相同，兩位作者時代相同，可能根據的史源相同或互相參考。
[26]文章出版的當下即為顧颉剛等學者接受，後來如中國民間宗教史研究專家馬西沙等也支援吳晗的論點，參見馬西沙、韓秉方：《中國民間宗教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三章，“摩尼教在中國的流播”。唯鄭天挺先生在《明史講義》中未提吳晗《明教與大明帝國》，鄭先生向來關注當代學者研究，其上課講義完全不提同僚吳晗，甚不尋常，是否不贊成其說，不得而知。參見鄭天挺著、孫衛國等整理：《鄭天挺明史講義·上冊》，第236頁。
[27]吳晗：《由僧缽到皇權》，重慶：在創出版社，1944年。吳晗：《明太祖》，重慶：勝利出版社，1944年。吳晗：《朱元璋傳》，上海：新中國書局，1949年。吳晗：《朱元璋傳》，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49年，1965年再版。
[28]如戴玄之即受吳晗影響，進一步主張彌勒教的韓山童吸納白蓮會與摩尼教，成立新的白蓮教， 遂以“彌勒下生” 與“明王出世” 為口号。戴玄之：《中國秘密宗教與秘密會社》， 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90年。其他學者亦有數量可觀的論著， 除将此學說寫入通史性質的概說書外， 相關論文也不少。胡阿祥：《紅巾軍反元複宋與朱元璋國号大明述論》，《煙台師範學院學報》2001年第1期， 第38—44頁。韓傳強：《大明國号與朱元璋信仰關系研究》，《雞西大學學報》2016年第2期， 第23—25頁。國外學者尤以美國學者多采吳晗學說， 如John Dardess（達第斯）, “The Transformations of Messianic Revolt and the Founding of the Ming Dynasty,”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29 (1970), pp.539-558. Edward L. Dreyer, Early Ming China: A Political History, 1355–1535,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2, pp.69-70；Teng Ssu-yu（鄧嗣禹）, “Chu Yuan Chang” in Dictionary of Ming Biography, 1368-1644,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6；李小林、馮金朋編譯：《明代名人傳》， 北京：北京時代華文書局，2015年， 第385頁；Daniel L. Overmyer(歐大年), Folk Buddhist Religion: Dissenting Sects in Late Traditional China, Cambridge, 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6；歐大年：《白蓮教教義曆史概述》，《中國民間宗教教派研究》，劉心勇等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第 92—130頁。日本學者三田村泰助也贊成吳晗學說， 在《明帝國と倭寇》（東京：人物往來社，1967年）第100—102頁雲：朱元璋的政策是不殺主義與質素、儉約為主旨的禁欲主義，正是明教的主張，以“大明”為國号可以很好地解釋朱元璋建國的國策。
[29]陳學霖：《明朝“國号”的緣起及“火德”問題》。竺沙雅章：《喫菜事魔について》，《青山博士古稀紀念宋代史論叢》，東京：省心書房，1974年，第239—262頁。
[30]陳高華：《摩尼教與喫菜事魔——從王質〈論鎮盜疏〉說起》，《中國農民戰争史論叢》編輯委員會編：《中國農民戰争史論叢》，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 97—106頁。
[31] Antonio Forte, Political Propaganda and Ideology in China at the End of the Seventh Century, Naples, Italy：Istituto Universitario Orientale,1976, pp.271-280. Erik Zürcher“, Prince Moonlight ̕Messianism and Eschatology in Early Medieval Chinese Buddhism,” T’oung Pao《通報》, 2d ser., 68, nos. 1-3(1982):34-36.
[32]楊讷：《元代的白蓮教》，《元史論叢》第2輯，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第189—216頁。楊讷：《元代白蓮教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楊讷編：《元代白蓮教資料彙編》，北京：中華書局，1989年。楊讷：《元代白蓮教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第十二章“明王出世”與大明國号。楊讷2017年版新書與2004年版比隻是多出一篇元代文獻，改了個别錯别字，其他内容并無差異。
[33]楊讷：《元代的白蓮教》，《元史論叢》第2輯，第213—214頁。
[34]陳學霖：《明朝“國号”的緣起及“火德”問題》。
[35]原載于《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2009年第50期，後收入《明初的人物、史事與傳說》。
[36]朱鈞：《“明王出世”口号與大明國号考》，《青海社會科學》2015年第4期，第146—156頁。
[37]王見川：《從摩尼教到明教》，台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2年。
[38]韓傳強：《大明國号與朱元璋信仰關系研究》，第23—25頁。
[39]杜洪濤：《明代的國号出典與正統意涵》，《史林》2014年第2期。
[40]吳晗以吳寬《平吳錄》所載榜文結尾有“龍鳳十二年五月二十二日本州判官許士傑赍到”（吳晗著， 蘇雙碧校訂：《朱元璋傳》， 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2000年， 第121—123頁），但陳高華認為應該在朱元璋正式讨伐張士誠的龍鳳十一年十月。（陳高華：《說朱元璋的诏令》，《陳高華文集》，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05年，第520頁）杜洪濤以為是至正二十六年八月，因為朱元璋在這時釋出令旨：“命左相國徐達做總兵大将軍，平章常遇春做副将軍，統領大勢馬步舟師征取浙西、蘇州等處城池，招撫軍民，仰大小官将悉聽節制。依奉施行者。”（王世貞撰，魏連科點校：《弇山堂别集》卷86，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第1637頁）參見杜洪濤：《〈弇山堂别集〉所載〈平僞周榜〉勘誤—兼論其頒布時間》，《中國典籍與文化》2012年第3期，第137—141頁。
[41]王世貞：《诏令雜考一》，《弇山堂别集》卷八十五，第1615—1616頁，龍鳳十二年五月二十一日，《高帝平僞周榜》。
[42]吳晗著，蘇雙碧校訂：《朱元璋傳》，第125頁。
[43]杜洪濤：《明代的國号出典與正統意涵》，《史林》2014年第2期，第53頁。
[44]杜洪濤：《“再造華夏”：明初的傳統重塑與族群認同》，《曆史人類學學刊》2014年第1期，第1—30頁。
[45]焦竑：《易筌》卷四，第44頁。
[46]袁文新修，柯仲炯纂：《鳳書》卷一，明天啟元年刻本，第26—28頁，《本紀世家·太祖高皇帝本紀》。
[47]蒙思明：《元代社會階級制度》，北平：燕京大學，1938年。蒙思明認為革命主力為饑寒交迫的貧民，他們革命的主要對象是富豪大地主；是以，當代主要沖突是社會沖突，是階級沖突。1940年代初期，薩孟武撰述《中國社會政治史（四）》（台北：三民書局，1991年），亦謂：元末群雄起事，“不是依民族思想，出來革命”，“元末學者民族意識并不甚強”。陳高華：《論朱元璋與元朝的關系》，《元史研究論稿》，北京：中華書局，1991年，第316—327頁。
[48]李新峰：《論元明之間的變革》，《古代文明》2010年第4期，第83—103頁。李治安：《元代及明前期社會變動初探》，《中國史研究》2005年增刊， 第83—103頁。陶希聖、沈任遠：《明清政治制度》，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67年。南炳文：《明初軍制初探》，《南開史學》1983年第1期；南炳文：《明初軍制初探（續）》，《南開史學》1983年第2期。Romeyn Taylor(戴樂), “Yuan Origins of the Wei-so (衛所)System,” in Charles O. Hucker(賀凱), ed., Chinese Government in Ming Time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69. 陳文石：《明代衛所的軍》，《史語所集刊》第48本2分，1977年。吳晗：《元明兩代之匠戶》，《天津益世報點史學集刊》1936年第44期，收入北京市曆史學會主編：《吳晗史學論著選集》第2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 第139—154頁。何維凝：《明代之鹽戶》，《中國社會經濟史集刊》1946年第2期。吳晗：《記大明通行寶鈔》，《人文科學學報》1943年第1期。
[49]錢穆分析明初開國諸臣宋濂、劉基、高啟、蘇伯衡、貝瓊、胡翰、戴良、方孝孺、楊維桢、趙汸、葉子奇等的心态，發現“當時士大夫心中”，非特昧于“夷夏之辨”，且并孔子“微管仲吾其被發左袵矣”之言而忘之。在革命初期，尚助元平“盜”，甚至有甘為元廷盡忠者；明朝建立之後，或遁為遺民，或仍“崇重亡元”，對“新朝”“亦似乎茫然不知， 漠然無動”。參見錢穆：《讀明初開國諸臣詩文集》，《新亞學報》 1965年第2期，及《讀明初開國諸臣詩文集續篇》，《中華日報副刊》1975年2月20—23日。兩文均收入錢穆：《中國學術思想史論叢（六）》， 台北：東大圖書公司，1978年，第77—200頁。王春瑜：《論朱升》，《學術月刊》1980年第9期，第41—46、60頁。張德信：《略論劉基對明王朝建立的曆史貢獻》，《浙江工貿職業技術學院學報》2006年第4期， 第13—21頁。宋濂《宋學士文集》中多次頌揚“大明”， 如“大明出而爝火熄”“大明麗天”“大明煌煌”等，但皆作于大明開國之後，國号已定，此等言語不足以解釋當初國号由何而訂。參見鄭天挺著，孫衛國等整理：《鄭天挺明史講義》上冊，第235—236頁，《明之國号》。
[50]祝允明：《野記一》，鄧士龍輯，許大齡、王天有點校：《國朝典故》卷三十一，第492頁。
[51]感謝許倬雲老師與常建華教授的賜教與提醒。又參見蕭啟慶：《說“大朝”：元朝建号前蒙古的漢文國号——兼論蒙元國号的演變》，《漢學研究》1985年第1期， 第23—40頁。後收入蕭啟慶的《蒙元史新研》（台北：允晨文化事業公司，1994年） 與《内北國而外中國》（北京：中華書局，2007年）。
[52]徐蘋芳：《元大都在中國古代都城史上的地位——紀念元大都建城720年》，《北京社會科學》1988年第1期， 第52—53頁。鄧剛：《元大都建造者劉秉忠的設計理念與成果》，《蘭台世界》2015年第18期，第130—131頁。
[53]《世祖本紀四》，《元史》卷七，北京：中華書局，1976年，第138—139頁，“至元八年十一月乙亥”條。胡阿祥：《蒙元國号概說》，《中國曆史地理論叢》2000年第 1期，第57—69頁。
[54]愛新覺羅·毓鋆講述，陳絅整理：《毓老師說易經》卷一，成都：天地出版社，2018年，第15—18頁。
[55]蘇天爵：《國朝（元）文類》，張元濟等編：《四部叢刊初編》卷四十，上海：商務印書館，1919—1922年，第4頁，《經世大典·帝号》。
[56]胡阿祥：《蒙元國号概說》，《中國曆史地理論叢》2000年第1期，第69頁。陳得芝：《關于元朝的國号、年代與疆域問題》，《北方民族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2009年第3期，第5—14頁。
[57]《劉秉忠傳》，《元史》卷一五十七，列傳四十四，第3687頁。袁國藩：《元代開國功臣許衡劉秉忠評傳》，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2013年。
[58] 2014年，杜洪濤發表的新說沒有引起太多關注，朱鈞2015年的文章《“明王出世”口号與大明國号考》雖提到《易經·乾卦》與《詩經》之出典，可能是受杜洪濤的論文影響，但他并沒有放棄他的孔雀明王出世說，而有些學者在課堂上講到大明國号時，已開始采用杜洪濤的新說。
[59]杜洪濤現為内蒙古師範大學曆史文化學院副教授。
[60]王崇武：《論明太祖起兵及其政策之轉變》，《中央研究院曆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10本第1分，1942年，第55—69頁。陳高華：《元末浙東地主與朱元璋》，《元史研究論稿》，第290—306頁。陳高華：《元末農民起義中南方漢族地主的政治動向》，《元史研究論稿》，第258—259頁。
[61]《谕中原檄》見《明太祖實錄》卷二十六，第10—11頁，“吳元年十月丙寅”條；高岱：《鴻猷錄》，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87—88頁；王世貞：《诏令雜考一》，《弇山堂别集》卷八十五，第1617—1618頁。許倬雲老師在2019年8月4日給泓的電郵說道：“朱元璋早就打算擺脫‘小明王’背景，尤其在獲得浙西儒生合作後，自己的定位，主要在恢複華夏正統。如此，才能名正言順，建立合法政權。他又何必戀戀不忘‘紅軍’背景？吳晗的‘紅軍論述’，當然有他自己的打算，借題發揮而已。蒙元國号，也是打算取得漢人支援，以建立其在‘中國’地區的合法統治，于蒙古衆多汗國中，至少穩住自己在漢地的政權。這也是滿清‘兩合政權體制’的同樣政策。”
[62]愛新覺羅·毓鋆講述，陳絅整理：《毓老師說易經》卷一，第18—23頁。胡英澤教授提醒應注意朱元璋恐怕也參考《老子》，《老子》有雲：“複命曰常，知常曰明。”明代以複命自任，常乃天、乃道。朱元璋喜讀《老子》，曾親自批注《老子》。胡教授的指教很有啟發，當另文從朱元璋治國理想及其思想基礎讨論。
[63]《昭代前編·大明初·元順帝》，見李純卿輯，王世貞會纂：《重刻詳訂世史類編》卷四十五，明崇祯刻本清初重修本，第67頁。
[64]《昭代前編·大明初·元順帝》，見李純卿輯，王世貞會纂：《重刻詳訂世史類編》卷四十五，第67頁。
[65]但開國期間，明朝官方及參與開國的群臣，為什麼沒有留下檔案解說國号的出典及其意義呢？是相關文獻遺失了呢，還是明初讀書人熟讀《易經》，國号出自《易經》，不言自明，就不必像蒙古人入主中原要多加解釋，因而沒有留下檔案的必要，還是有其他原因，實在耐人尋味，有繼續探讨的必要。好友陳信治教授治愛爾蘭史，曾在信中從比較曆史觀點提出以下解說：
我從愛爾蘭政治史學到一點：聰明的政治領袖（如Charles Stuart Parnell）喊口号時最好喊得模糊一點，留給激進與溫和立場不同的支援者各自想象與解釋的空間，便可以擴大支援者的範圍。如果用學術語言來講，就是俄國文學理論家巴赫汀（Mikhail Bakhtin）所說的複音（polyphony對位音樂；王德威教授當年譯為“衆聲喧嘩”）；例如文藝複興時期法國作家拉伯雷（François Rabelais） 的《巨人傳》， 既可以從人文主義者的角度解讀，也可以從中世紀通俗文化的角度了解；事實上，《巨人傳》同時包含了菁英文化與通俗文化兩種成分。(可以參考交大社文所朱元鴻教授為《巨人傳》桂冠版所寫的扼要導論《拉伯雷與我們的世界》。）是以，明初不把“大明”國号的來曆說清楚，或許也有類似的考量，即企圖同時吸納儒生與非儒生的支援？
陳教授從古今中外政治人物對類似問題的反應與對策着眼，看出其“心同理同”的普遍性，這一比較研究方法很具啟發性，值得我輩治中國史的朋友關注。
原文載自徐泓：《明朝國号“大明”的緣由及意義》，《中國學術》第44輯，北京：商務印書館，2023年，第280-301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