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前言
元末群雄起义，朱元璋扫平群雄，统一中国，以至元二十七年（1367年）称吴元年，次年即帝位，国号“大明”。其《即位诏》（洪武元年正月）云：
朕惟中国之君，自宋运既终，天（《皇明诏令》作“帝”）命真人起于沙漠，入中国为天下主，传及子孙，百有余年，今运亦终，海内土疆，豪杰分争。朕本淮右庶民，荷上天眷顾，祖宗之灵，遂乘逐鹿之秋，致英贤于左右。凡两淮，两浙，江东，江西，湖湘，汉沔，闽广，山东及西南诸部蛮夷，各处寇攘。屡命大将军及诸将校奋勇威武，已皆戡定，民安田里。今文武大臣，百司众庶，合辞劝进，尊朕为皇帝，以主黔黎。勉循舆情，于吴二年正月初四日， 告祭天地于钟山之阳， 即皇帝位于南郊，定有天下之号曰“大明”，以吴二年（《明太祖实录》作“是年”）为洪武元年。是日，恭诣太庙，追尊四代考，妣为皇帝、皇后，立太社，太稷于京师。布告天下，咸使闻知。[1]
以“大明”为国号的缘由，在这份诏书及其后大明王朝的官方文书中都没有说明，引起后代各种推测，其中最受关注并普遍接受的，莫过于吴晗的论断：“太祖因明教建国故以明为国号大明”。[2]但新建王朝正式的国号是“大明”，并不是“明”。[3]因此，近年来有不少学者质疑吴晗的“明朝国号出于明教说”。本文旨在厘清这一关于明朝国号“大明”缘由的论辩，并提出一己私见，以就教于同道友朋。
二、中国历代王朝国号的由来
关于中国历代王朝国号的由来，赵翼认为：“建国号者多以国邑旧名。王莽建号曰新，亦以初封新都侯故也。公孙述建号成家，亦以据成都起事也。”“金末宣抚蒲鲜万奴据辽东，僭称天王，国号大真，始有以文义而为号者。”[4] 进一步可分为七类：
1.以发迹地定国号，如赵匡胤以宋州节度使发迹而建国号为“宋”。
2.以祖先封地定国号，如契以助禹治水有功受封于商，汤灭夏后，即以“商”定国号。
3.以封号爵位定国号，如司马昭受魏封为晋公，司马炎篡魏，遂以“晋”定国号。
4.以统治区域定国号，如孙权统治地区是历史上的吴国，遂以“吴”定国号。
5.以发迹地特产定国号，如契丹耶律阿保机定国号为“辽”，契丹语“辽”意为镔铁，系契丹人居地特产。
6.以创业者姓氏定国号，如陈霸先以其姓“陈”定国号。
7.以古代中原大国国名定国号，如鲜卑拓跋珪沿用三晋魏国国号，如努尔哈赤就沿用金朝国名。[5]
8.以谶语或经文来定国号， 如南齐国号来自谶语“金刀利刃齐刈之”，如元朝来自《易经》“大哉乾元”。[6]
在上述八类中，“大明”王朝国号的由来究竟属于哪一类，就是我们要讨论的。
三、明朝非官方史书对“大明”国号由来的说法
“大明”国号的由来，明初建国时期留存至今的官方文书并无说明，当代官员和文人的私家论述也无道及。[7]宣德以后，私家文集野史渐兴， 谈论明初史事掌故者渐多，乃见论及国号来源与释义。宣德年间，夏原吉就在《一统肇基录》中说朱元璋建国之前，就“欲尽除道教”, 适有一道士前来奏说：看见一个金榜，上面写着：“山川尊洪武，日月照大明。”朱元璋以“其言合己意，遂定国号改元”，且不再废道教。[8]但夏原吉这一说法，不符史实。明太祖起兵之初，即雅重道士如周癫、张铁冠之流。建国后，明太祖确认道教的地位，设道录司，并以朝天宫礼生与道教音乐为官方礼乐。夏原吉的记载，不可置信；“大明”国号来自道士的启发说，不能成立。[9]
成化、嘉靖年间才子祝允明《野记》记载：元末刘基先投靠小明王韩林儿，后觉得小明王“竖子不足谋”，而改投靠朱元璋，因请建号“大明”。[10]刘基投靠小明王韩林儿之说，从未见诸记载，且据刘基的文集中所记，刘基是反对红巾军的，朱元璋为小明王的江南行中书省平章政事时，设小明王御座行礼，刘基独不拜，还说：“牧竖耳，奉之何为！”[11]刘基向来看不起红巾军与小明王，怎么会投靠红巾政权和小明王？这条史料可能是祝允明采自民间传说的“野记”，并不可靠，而且所谓建号“大明”的意义，祝允明也未作解释。这条史料后来被万历年间的涂山引用入《明政统宗》，写成《国号大明考》，但内容并未超过《野记》。[12]
嘉靖、隆庆间，田艺蘅《留青日札》中《大明大统历解》云：“大明者，国号也。日月为明，天大，地大，人大，而宇宙人物如日月之明，无所不照。”[13]田艺蘅虽被前辈明史大家谢国桢先生称为“朱明一代杂家之冠”，所记可补正史之不足，但田氏对大明国号的来源并无说明，且其解释颇有望文生义之嫌。[14]
嘉靖、万历年间的大学者焦竑，在其《易筌》中说道：“高皇帝之论诚也，体之而无上，守之而无为，如浮云之驰空，若沤花之汎水，电影之逐风，睡酣之幽梦，斯果实之谓欤！虚之谓欤！呜呼！清风摇水，蟾影沉渊，是又体之而非体，相之而非相，孰能识其所以然耶？世儒之见解能及此否？说者谓：我朝国号‘大明’，盖大道昌明之兆，信不虚也。”[15]号称焦太史的焦竑在这里也只是在歌颂明太祖的学识非世儒可及，因而说“大明”国号真是“大道昌明之兆”，也未解释其缘由。
四、大明国号源于火德说
以五德终始解释历代王朝之更迭，乃秦汉以后的历史传统，五德有相生与相克，新兴王朝以之立说。[16]朱元璋起自南方，其革命根据地金陵是传说中的祝融故墟，属火德，火带来光明，故建国号“大明”。[17]
这个以火德解释“大明”国号的说法，为日本学者和田清所发展。他于1923年在《东洋学报》发表的论文认为宋朝是火德，尚赤，而韩林儿建立的龙凤政权，以复宋为号召，定国号为宋，自认为火德。朱元璋是韩林儿的部下，因而也崇尚火德，所以定国号为“大明”。其后，和田清又补充说朱元璋受儒生的五德终始说影响，以朱元璋起兵南方，南方是火德炎帝所在，炎帝辅佐“朱明”一统天下，明朝国号出于此。[18]
这个论点当时并未受到中国学界的关注，主要是中国学界对日本的明史研究不甚了解。1950年代以前，仅有清水泰次的《明朝田亩数目考证》等极少量的论文译介到中国，吴晗在抗战时说道：“日人和田清君曾撰关于明之国号一文，刊《东洋学报》，滇中无从得此书，未能论列。”[19]其实，在那个时空，中国学者即使知道日本学者的火德说，在五四之后极盛的反传统文化和追求科学的理性解释氛围中，学者也不会寻求以五德终始之“迷信”学说解释“大明”国号。就如吴晗所说：儒生以“明”为“光明”之义，更取阴阳五行之说，谓符于以火克木，以明制暗之义。因此，吴晗认为这只是附会而已，并不足论。[20]
自1941年吴晗《明教与大明帝国》发表，“大明”国号起于明教说广为学界所接受，尤其1960年代以来，这个学说经由金庸的武侠小说《倚天屠龙记》演绎之后，更广为华文世界所接受。[21]从此，“大明”国号起于明教说占统治地位，不同的学说几乎完全不受重视；火德解释“大明”国号说当然也就被束之高阁，为学界和社会大众所遗忘。直到20世纪90年代，情况才有所转变。中央民族大学陈梧桐教授重拾火德说，虽然并没有放弃吴晗学说，但他肯定了被这个被吴晗视为儒生附会之说的火德说，以元朝为水德，以火制水，以明克暗；火是光明。故以“大明”为国号。[22]同时，日本学者檀上宽也与陈梧桐教授一样，不放弃吴晗学说，但兼采火德说。[23]
五、吴晗的大明国号源自明教说
抗战期间，在西南联大执教的吴晗于1941年发表《明教与大明帝国》，提出大明国号源自明教说，于赵翼及一般所论历代国号源起的说法之外，立一国号起于宗教说。[24]吴晗认为历代建国号，或以所封之爵邑，或追溯其所自始，朱元璋建国号为“明”之意，无人言及。他主张“大明”国号出于韩氏之“明王”；“明王” 则出于《大小明王出世经》。
吴晗说的明教，即唐代传入中国的摩尼教，虽经唐武宗会昌三年禁止，然转为秘密结社，攀附佛道以图幸存，至南宋益盛。其信徒素食节用，结党互助，故能深入农村。政府一旦诛求过甚，则为野心家所利用，进行有组织的“叛乱”，如北宋末年方腊之乱。吴晗认为明教本衣白，而两宋之际又尚红紫，此与祆教有关。明教本合佛祆而成，北宋末又合于白莲社与弥勒佛。祆尚红，净土宗阿弥陀佛亦尚红，故以红为识。降至元代，明教虽被禁斥，仍在民间活动，附和“弥勒降生”之说。至元三年，棒胡以此号召反于信阳，朱光卿反于粤，周子旺反于袁州，皆与南宋明教发难之根据地相吻合。后彭莹玉得邹普胜、徐寿辉之助起事，徐又于蕲水建天完国称帝，为陈友谅所篡，明玉珍乃称帝成都曰夏，去释老止奉弥勒，是为西系红军。同时起兵之韩山童则为东系红军，败死后林儿继之称小明王。吴晗认为朱元璋因林儿之基业，平定天下，建大明帝国，以及明玉珍之改姓明，皆以应“弥勒降生，明王出世”之说；明修《元史》均讳之。其实元璋本红军小卒与明教教徒，诸将皆濠泗丰沛子弟，夙受彭莹玉教化，故元璋奉小明王，其军戴红巾而号“红军”，烧香礼佛而称“香军”，私家记载如高岱《鸿猷录》、何乔远《名山藏》均曾言之。
朱元璋后来新进用的浙东儒生刘基、宋濂等既与明王无渊源，又为巨室豪绅，遵礼法，重保守，反异端，目的在团结保卫地方，与红军之破坏不同，明祖遂利用其排除流民武弁之势以代小明王的大宋，于龙凤十二年后，即讳言其为红军支系，于讨张士诚檄文中深斥“弥勒降生”为妖言。但吴晗主张朱元璋为迎合民心与笼络旧部， 仍建号“明”，以示其承小明王，且示“明王”已出世。这就是吴晗的“大明国号源自明教说”。
“大明国号源自明教说”，前人仅明末清初史家傅维鳞《明书》与查继佐《罪惟录》约略提到：“国号‘大明’，以小明王故，不忘旧也，亦以应谶也。”[25]但未多说明。此说经吴晗演绎为新论，大为轰动，学界同行多为其所服，纷纷采用其说。[26]其后，吴晗更将此说写入1944年出版的《由僧钵到皇权》和1949年出版的《朱元璋传》及1965年出版的《朱元璋传》。[27]吴晗为文深入浅出，平易近人，雅俗共赏，广受学者与读者喜爱，纷纷采用其说加以演绎。[28]于是大明国号出于明教说，几乎成为定论，此说亦有助于解释朱元璋农民起义的历史定位。
1949年新政协筹备期间，吴晗（左二）与周恩来等合影
六、对大明国号源自明教说的质疑：以杨讷为主
据陈学霖的察考，对吴晗论说提出质疑的始于1970年代，最初的焦点不在明朝国号的来源，而在质疑吴晗的北宋末方腊“喫菜事魔”之徒即明教徒的论点，日本学者竺沙雅章研究南宋王质《论镇盗疏》，认为《小大明王出世开元经》等是佛门异端团体的书，方腊之乱非明教教徒的叛乱。[29]接着在1980年代初， 陈高华也讨论了王质《论镇盗疏》，得到类似的结论，而且南宋初年并无吴晗所说白云宗、白莲社与明教开始合流的事。[30]欧洲汉学家安东尼奥·佛尔特（Antonio Forte）与许理和（Erik Zürcher） 也在这段时间先后论证早在隋朝的佛教经典中就有弥勒佛的“明王出世”。[31]
修正吴晗论说最重要的学者是杨讷，他在1983年于《元史论丛》发表《元代白莲教》，1989年编《元代白莲教资料汇编》，2004年出版《元代白莲教研究》，2017年再加增订。[32]杨讷指出吴晗的明教于北宋末合于白莲社说是不对的，白莲社与白莲教也不是一回事；元末白莲教并非明教，明教与白莲教有相似之处，但二者是各自独立的教派，明教徒信奉摩尼佛，白莲教徒信奉阿弥陀佛。杨讷认为吴晗主张两教混合的观点不能成立。吴晗说明代史书高岱《鸿猷录》、何乔远《名山藏》均记元末起事者提出“弥勒佛下生”与“明王出世”口号， 但杨讷的研究确定：“弥勒佛下生”出自西晋月氏三藏竺法护译《佛说弥勒下生经》；“明王出世”出自三国时代支谦翻译净土宗的《佛说大阿弥陀经》，其经文有“阿弥陀佛光明，明丽快甚”，“其光明所照无央数天下，幽冥之处皆常大明”；阿弥陀佛为“光明之王”，可简称为“明王”。这都出自佛教经典，与摩尼明教无涉。因此，杨讷导出他的结论：朱元璋确定的大明国号出自《佛说大阿弥陀经》，表明新王朝的建立，光明所照天下，即使是幽冥之处， 亦“常大明”，标志着光明世界的到来， 同时也是朱元璋“对自己出身佛徒的一个纪念”。[33]杨讷的论文，论证有据，指出了吴晗论文的种种疏失如引文疏漏、诠释失当和判断错误；可惜国内外学者为吴晗英名所慑，并不认同，“仍然延续吴晗的错误”。[34]香港中文大学教授陈学霖为此忿忿不平，乃于2009年发表《明朝“国号”的缘起及“火德”问题》，宣扬杨讷的主张。[35]
但学界并非如陈学霖所说不重视杨讷的研究发明，赞同者亦有之，泓即于讲授明史课堂采用其说，修正吴晗旧说。也有些学者沿袭杨讷的思路论述，如江西省社科院的朱钧在2015年发表《“明王出世”口号与大明国号考》，即从藏传佛教密宗阿弥陀佛形象与汉地之孔雀明王形象入手，从教理上论述孔雀明王乃阿弥陀佛化身，这种信仰在民间广为流传，而于元代渗入白莲教中；因此，朱钧主张“明王出世”实为孔雀明王出世，大明国号来源于此。[36]
其实，1983年杨讷提出“明王出世”非源自明教的主张，并非中外学界之首创。在前一年，1982年，中国台湾地区学者王见川在《从摩尼教到明教》一书中已主张“明王出世”非出于明教经典，而是来自金刚禅等所研习的《大小明王出世经》。[37]但是由于那个时代两岸学界隔阂，杨讷与王见川并无交流，其研究是各自独立发展的。
七、摆脱“大明”国号来自宗教说：以杜洪涛为主
杨讷为主的学者虽更正了吴晗“大明”国号来自明教说，但尚未摆脱吴晗从朱元璋宗教信仰寻求国号来源的思路。[38] 2014年，当时还是北京大学历史系博士生的杜洪涛在《史林》发表《明朝国号的出典与正统意涵》，[39]首先摆脱吴晗思路，主张明朝国号不但与明教无关，也与白莲教无涉，因为在建国前两年的龙凤十二年即元至正二十六年（1366年）八月颁布的《高帝平伪周榜》，[40]朱元璋已公开否定弥勒信仰，榜文曰：
不幸小民，误中妖术，不解其言（《平吴录》作“偈言”）之妄诞，酷信弥勒之真有；冀其治世，以苏困苦。聚为烧香之党，根蟠汝、颖，蔓延河、洛。妖言既行，凶谋遂逞，焚荡城郭，弑戮士夫，荼毒生灵，无端万状。[41]
虽然朱元璋当时仍是龙凤政权的臣子，弥勒信仰系龙凤政权之基础，朱元璋理应不会公开忤逆。但龙凤政权自从被张士诚部队围困于安丰，势力衰微，四月才靠徐达解围，其部队已经瓦解，韩林儿寄居滁州，仅存名号，龙凤大宋政权名存实亡。[42]所以，朱元璋在讨张士诚的榜文中，不再雌伏于小明王之下，公然宣布与弥勒信仰切割，称之为“妄诞”之“妖言”“妖术”，历数弥勒党徒“焚荡城郭，弑戮士夫，荼毒生灵”，罪恶万状，远超过榜文要讨伐的张士诚。杜洪涛指出榜文已说得如此绝对，当然“朱元璋不可能选择与白莲教有关的国号”。[43]
于是，杜洪涛摆脱吴晗从明教解释“大明”由来的思路，转向中华历代王朝统治基础的正统意识形态儒家经典入手，寻求国号“大明”的由来。这一思路，虽有学者私下提过，但真正着之于文字，杜洪涛是第一人。其言曰：
检儒家经典《诗经》有《大明》之诗，《易经·乾卦·彖传》有“大明”之文。则国号“大明”的由来，《诗经》 和《易经·乾卦·彖传》 都有可能。《诗经·大雅·文王之什·大明》：
明明在下，赫赫在上。天难忱斯，不易维王。天位殷适，使不挟四方。
挚仲氏任，自彼殷商，来嫁于周，曰嫔于京。乃及王季，维德之行。
大任有身，生此文王。
维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怀多福。厥德不回，以受方国。
天监在下，有命既集。文王初载，天作之合。在洽之阳，在渭之涘。
文王嘉止，大邦有子。
大邦有子，俔天之妹。文定厥祥，亲迎于渭。造舟为梁，不顾其光。
有命自天，命此文王。于周于京，缵女维莘。长子维行，笃生武王。
保右命尔，燮伐大商。
殷商之旅，其会如林。矢于牧野，维予侯兴。上帝临女，无贰尔心。
牧野洋洋，檀车煌煌，驷騵彭彭。维师尚父，时维鹰扬，凉彼武王，肆伐大商。会朝清明。
这首诗追述周德之盛，武王伐纣，一统天下，正合朱元璋顺应天命，平定群雄，统一中国之形势，并且“大明”有圣德昌明之意，以此为国号相当合适。又有《易经·乾卦·彖传》：
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云行雨施，品物流行。大明终始，六位时成，时乘六龙以御天，乾道变化，各正性命。
元、明两代国号的出典，“大哉乾元”在前，“大明终始”接续在后，上下文相连， 显示元朝、明朝两代的传承关系；因此， 杜洪涛选择以《易经·乾卦·彖传》为“大明”的出典，诚为有说服力之卓见。
杜洪涛接着论述明廷“承元”的正统策略：在明太祖《即位诏》中宣布：“宋运既终，天命真人起于沙漠，入中国为天下主，传及子孙，百有余年。”由此确立大元王朝在中国史上系继大宋的正统地位，而大明王朝之继大元而起，亦为一统天下之正。依新朝为旧朝修正史之历代旧惯，明廷于洪武三年七月完成《元史》修纂。洪武六年，明廷将元世祖忽必烈入祖历代帝王庙，将元朝正式列入自三代以来的中国历史系谱之中。[44]
八、回归国号用经典文义说：杜洪涛新说补论
杜洪涛主张“明承继于元”的立论极具说服力，泓愿在此补强之。
首先，明代后期，引据古代传统经典阐释国号者，有嘉靖、万历间的大学者焦竑的《易筌》，即在《易经· 中孚卦》之诠解中，颂扬明太祖之高见，转而提及：“说者谓：我朝国号‘大明’, 盖大道昌明之兆，信不虚也。”[45]虽不能就说直接以经义解国号，但庶几乎是也。稍后，天启年间，凤阳县知县袁文新与闽人柯仲炯合作的《凤书》，则以祝融传说解释大明国号之秘义云：
太祖起淮甸，集滁、和，定鼎金陵，以帝都则祝融之故墟也。……故建国号“大明”，其有祖也。夫祝融大明，容光必照，从古得天下之正，以仁得民心，以义屈群力。三代而下，汉高祖一人，差足与我太祖匹休，其他帝莫能及矣。…所以我太祖以大明建国，故亦以大明光天，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所重民历，以示三纲五常，以昭日用，以引趋吉而避凶；此皇明治天下，潜移密化之大旨。所以四海来朝，亦以是赐之耳！知此道者，其可以与语我太祖取号“大明”之秘义乎！故汉德若水，我皇明其德，如日月之代明，汉得地道，我皇明得天道，三统之义，皇明统乎天矣。[46]
袁文新与柯仲炯说：朱姓出自祝融，是祝融的后代。根据阴阳家的理论，南方属火，祝融是南方之神，尚赤。《康熙字典》引《左传·昭五年·孔疏》云：融是“大明”。故“夫祝融大明，容光必照”,“所以我太祖以大明建国，亦以光明光天”。明太祖取国号“大明”之文义：“大明光天，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所重民历，以示三纲五常，以昭日用，以引趋吉而避凶。” 袁、柯二人以为这就是“大明”国号的秘义。此说言之成理，但若置于制定国号之大明建国时空，则不如杜洪涛新说妥切，申述如下。
元、明之间的关系，过去多断裂视之，尤其20世纪初期，受清末革命影响，学者多以元朝欺压汉人，明太祖“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元明革命系因民族矛盾而起的民族革命；明朝制度皆一反蒙元而“复汉唐威仪”，明制不承元制。但自20世纪30年代后期，蒙思明发表《元代社会阶级制度》，独持异说，主社会革命说以来，此说渐被接受。因此，元明革命无异于传统王朝的改朝换代，明实继承元。[47]以制度而论，大明建国之初，无论政治、社会、军事、财政等，多模仿元朝，中央政府的中书省宰相制，地方的行中书省制，社会的军民匠灶身份世袭的户籍制，军事的枢密院、卫所制，财政宝钞制等，均继承元制加以变通。[48]然则真正促成“明制承继于元”的人，乃是明初开国文臣，他们曾仕于元，熟悉元朝典章制度。大明建国期间，在开国规模和制度的规划上出力最多的是刘基。[49]据祝允明《野记》，刘基“请建号大明，太祖从之”。[50]刘基曾在元朝中过进士，做过县级与省级官员，对元朝制度有实务的了解，明朝开国制度多出其手，明太祖尝誉为“吾之子房”，祝允明《野记》说：大明国号的命名， 就是刘基的建议。
刘基对元初开国历史相信甚为了解。当初，蒙古人从北方草原入主中原，忽必烈为取得广大中原民众的支持，采取认同中原传统文化的政策， 接续汉地政权的合法传承，做个正统的中国皇帝。[51]他在建设首都大都城时便听从刘秉忠的建议，依儒家的理想蓝图，建设一座最合乎《周礼·冬官·考工记·匠人营国》的城市。[52]在建国号上，也听从刘秉忠的建议，从儒家最重要的居十三经之首的经典《易经》取用有意义的吉利语词，取“大哉乾元”之义，配合“至哉坤元”的“至元”年号，在至元八年宣布国号“大元”。其《建国号诏》曰：
诞膺景命，奄四海以宅尊；必有美名，绍百王而纪统。肇从隆古，匪独我家。且唐之为言荡也，尧以之而著称；虞之为言乐也，舜因之而作号。驯至禹兴而汤造，互名夏大以殷中。世降以还，事殊非古。虽乘时而有国，不以利而制称。为秦为汉者， 著从初起之地名；曰隋曰唐者，因即所封之爵邑。是皆徇百姓见闻之狃习，要一时经制之权宜，概以至公，不无少贬。
我太祖圣武皇帝，握乾符而起朔土，以神武而膺帝图，四震天声，大恢土宇，舆图之广，历古所无。顷者耆宿诣庭，奏章申请，谓既成于大业，宜早定于鸿名。在古制以当然，于朕心乎何有。可建国号曰“大元”，盖取《易经》“乾元”之义。兹大冶流形于庶品，孰名资始之功；予一人底宁于万邦，尤切体仁之要。事从因革，道协天人。于戏！称义而名，固匪为之溢美；孚休惟永，尚不负于投艰。嘉与敷天，共隆大号。[53]
“大”乃赞词，至大无外，“大哉”赞叹，“乾元”为始万物者。[54]元代政书《经世大典·帝号》则解释：“元也者，大也”，“大不足以尽之，而谓之元者，大之至也。”[55]国名、年号均用《易经》章句，按照中国王朝更替的传统， 立一符合古制的国号，明确承认大元是继承尧舜禹汤秦汉隋唐的，将本朝与历代王朝的统绪接续起来；标志着蒙古也是中国正统王朝。[56]
刘基的角色与刘秉忠类似。刘秉忠是金朝人，蒙古灭金后在忽必烈未任太子时住的潜邸任事，为忽必烈出谋划策。后忽必烈接任大汗，刘秉忠位至中书令宰相之职， 他向忽必烈进言：“治乱之道，系乎天而由乎人”，“以马上取天下，不可以马上治”，主张参照汉人法律，改善法度、革除弊政。刘秉忠还为忽必烈规划大都和上都，为大元订国号。[57]刘基也是朱元璋的主要谋臣，主持规划兴建首都南京和中都，为大明订国号。刘秉忠取《易经·乾卦》定大元国号，刘基也取《易经·乾卦》定大明国号，所取章句“大明终始，六位时成，时乘六龙以御天，乾道变化， 各正性命”，正在大元国号所取章句“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云行雨施，品物流行”之后，标志大明王朝承继大元王朝之正统。因此，回到朱元璋建国的历史时空来讨论，杜洪涛提出的“大明”国号出典于《易经·乾卦》理由，较其他学说充分可信。[58]
九、结语：“大明”的意义
明朝国号为“大明”的缘由，朱元璋的《即位诏》及其后的官方文书均未说明，后代遂多猜测，或以火德为之解。但以五德终始立论，有其缺失之处，且与前朝既非相生也非相克，难以服人。20世纪40年代初，吴晗首倡“大明”国号源于“明王”说，广为学界与社会大众接受，几乎成为定论。从此，中国历代国号诸多起源，又多一宗教说。直至1970年代，学界才开始有人质疑“明王”是否出于明教（摩尼教）。1980年代初，杨讷阅读现存所有元代白莲教史料后，否定吴晗学说。他除指出吴晗论文方法上的错误，及引证史料之疏漏外，并以传世史料，证实元末起事者所提“弥勒佛下生”与“明王出世”口号，均与明教无涉，而出于佛教经典。杨讷的研究是研讨明朝国号起源的新突破，唯学界并不太注意，金庸将吴晗学说引进武侠小说《倚天屠龙记》并经电影和电视剧广为流传，吴晗首倡“大明”国号源于“明王”说遂深入人心；是以杨讷新说未引起较多注意。陈学霖以此颇感不平，遂于2009年撰一长文演绎杨讷论说，提醒学界不应继续宣扬此一错误论断。然而杨讷与陈学霖虽否决吴晗学说，但其思路并未脱离吴晗，仍在宗教中寻找国号出典。
2014年，始有北京大学博士生杜洪涛[59]突破吴晗学说窠臼，循元明承续的思路，参照赵翼大元国号出自《易经·乾卦》“大哉乾元”文义，而主张大明国号亦出自《易经·乾卦》“大明终始”，诚为一大突破。
“五四”之后，学界与国人多反传统文化，尤反读经，甚至说要把经书、线装书或丢入茅坑，或用机关枪扫射。1949年以后，反传统声浪不减反升，到“文化大革命”之除旧达到顶峰。改革开放后，思想解放，但西化思想倾向浓厚，中国传统学术文化未受重视。在这样的氛围中，学者也不会想到在儒家经书中寻找历史答案。改革开放后，尤其近十多年来，国势振新，国人找回自信心，重新肯定老祖宗留给我们的遗产。在政府的鼓励和民间的自主发动下，中国传统学术文化的研究与推广受到重视。在这新生的氛围中，学者开始实事求是地处理历史问题，把历史解释放在当时历史情境中研讨，而不是用现代思维要求古人。传统中国社会与政治脱不开儒家传统，尤其政治操作更须参考儒家经典，即使是非汉族的少数民族政权亦如此，大元国号与年号之命名就是很好的例子。杜洪涛提出研讨大明国号的新思路，是他个人的学养与聪慧有以致之，同时也是新时期新文化氛围涵养的成果。
《易经》是儒家首要经典，在近代以前的中国社会，尤其为读书人所必读，也是为人处世的准则，由读书人参与的政府更是重视。因此，当朱元璋接纳浙东地主读书人集团，把农民政权转型为传统的“封建”政权时，参考儒家经典，制订治国方针、政策和制度，是必然的发展。[60]在定国号时，自然不能用早已在《平伪周榜》中宣布为妖术并斥其信徒 “杀戮士夫，焚荡城郭”的宗教信仰为依据，而改从儒家首要经典《易经》之文义。尤其朱元璋新建的王朝要接续正统的前朝蒙古元朝，就要注意元朝是如何建立其为中国的正统王朝。忽必烈入主中国要做中国皇帝，就“进于中国则中国之”，“用夏变夷”；因此，订定国号，依据儒家首要经典《易经· 乾卦》之“大哉乾元”。朱元璋革命以“复汉官之威仪”为号召，订定国号，必定更要彰显华夏文化传统，取得华夏政权的正统；[61]也依据《易经·乾卦》，而用“大哉乾元”经文的后一段“大明终始”。
“大明终始”的“大”是赞词，“明”是动词；“大明”即大哉明了《易经》之道。《易经》的什么理？“大明终始” 之道。“大明”其“终始”之道，“终始”就是终了之后又会开始， 即“终而复始”。“终而复始”就是生生，就是生生不息。“生生之谓易”，整部《易经》就在阐明这个道理。[62]以“大明”为国家命名，保佑这个国家的国祚，象征国家的生命力生生不息，即使终了也能复始，长长久久，长治久安。这样的国名多么吉利，多么理想，正是朱元璋和群臣开国的鸿图，符合经历元末动乱的全国人民望治的心愿。嘉靖年间学人李纯卿和王世贞说国号“大明”的意义云：
我圣祖付以世道之责，恢复二帝三王既沦之境土，修明三纲五典既坠之彝伦。中国之统既失复还，阳明用而天理昭著，贤哲登庸。万方之广，四海之大，一旦皆为雍熙泰和之世。国号大明，岂不名符其实也哉！[63]
又云：
建元洪武元年，复中国之统，国号曰“大明”，传国祚于万万年矣！[64]
这正和我们推论的《易经·乾卦》“大明终始”文义建国号说，既绪华夏正统，又佑国祚永续，互相呼应，不谋而合。
总而言之，从明朝建国时期的氛围，朱元璋政权君臣人民的心愿，及国号出典的意义而论， 以儒家首要经典《易经》的首章“乾卦”之“大明终始”“终而复始”生生不息的文义确定国号，肯定比以明教的“明王出世”的宗教预言建号更为妥切，更为正当，更能堂堂皇皇地彰显“大明”王朝“复汉官之威仪”的华夏传统。[65]
注 释
※本文初稿承许倬云老师和毛佩琦、张元、陈支平、常建华、何孝荣、陈宝良、夏维中、伍躍、刘季伦、陈信治、胡英泽、唐立宗、杜洪涛、刘婷玉、罗玮等同道好友教授及内人王芝芝教授惠赐宝贵意见，新竹清华大学历史学研究所博士生江丰兆协助查找史料；谨此致谢。
[1]《御制文集》卷一，张德信、毛佩琦主编：《洪武御制全书》，合肥：黄山书社，1995年，第2页。《皇明诏令》，《续修四库全书》编委会编：《续修四库全书》第457册“史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第35页。《明太祖实录》卷二十九，台北：“中研院”史语所，1962年，第1—2页，洪武元年正月丙子条。
[2]吴晗：《明教与大明帝国》，《读史劄记》，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6年，第267页。原发表于《清华学报》1941年第1期。
[3]覃仕勇：《是谁在抹黑明朝？》，台北：新锐文创，2017年，第16页。16世纪来华的西欧人， 也了解当时中国的国号是“大明”。C. R. Boxer translates and edits, South China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 Being the narratives of Galeote Pereira, Fr. Gaspar da Cruz,O.P. , Fr. Martin de Rada, O.E.S.A., 1550-1575, London: Routledge, 1953, pp.64-65. 中译见 C.R.博克舍（Boxer)编：《十六世纪中国南部行纪》， 何高济译， 北京：中华书局， 1990年， 第46页。载葡萄牙人克路士（Gaspar da Cruz） 所撰之《中国志》中的一段文字：“这个国家的正式名字是大明（Tame），e明显不发音， 几乎消失， 该国百姓的名字是大明人（Tamgin）。……不管怎样，事实总如我们所说，那个国家的名字是大明，其百姓叫大明人。”
[4]赵翼：《廿二史札记》湛贻堂藏本，《续修四库全书》卷二十九，第24—25页，《元建国号始用文义》。
[5]《晋纪三十二》，《资治通鉴》卷一百一十，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3470—3471页，安帝隆安二年六月丙子条：“魏王珪命群臣议国号。皆曰：‘周、秦以前，皆自诸侯升为天子，因以其国为天下号。汉氏以来，皆无尺土之资。大陆家百世相承，开基代北，遂抚有方夏，今宜以代为号。’黄门侍郎崔宏曰：‘昔商人不常厥居，故两称殷、商；代虽旧邦，其命惟新，登国之初，已更曰魏。夫魏者，大名，神州之上国也，宜称魏如故。’ 珪从之。”此条史例承山西大学胡英泽教授提供，谨此致谢。
[6]侯绍文：《中国历代国号之缘起》，《中华文化复兴月刊》1977年第6期。黄蓉：《各朝代名称的来历》，《中州今古》2004年第4期，第53页。
[7]王崇武认为是明初对国号列为禁讳，见王崇武：《论明太祖起兵及其策略之转变》，《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10本第1分，1942年，第55—69页。
[8]夏原吉：《一统肇基录》，黄昌龄辑、孙幼安校勘：《稗乘》，万历孙幼安刊本，第10 页。
[9]参见南炳文：《佛道秘密宗教与明代社会》，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1年。
[10]祝允明：《野记一》，邓士龙辑，许大龄、王天有点校：《国朝典故》卷三十一，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492页。
[11]《刘基传》，《明史》卷一百二十八，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3778页。
[12]涂山：《国号大明考》，《明政统宗》附卷，万历刊本，第98—99页。
[13]田艺蘅著，朱碧莲点校：《留青日札》卷十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213页。
[14]朱碧莲：《点校说明》，见田艺蘅著，朱碧莲点校：《留青日札》，第2页。以上夏原吉《一统肇基录》、祝允明《野记》、田艺蘅《留青日札》三例参考郑天挺著、孙卫国等整理：《郑天挺明史讲义· 上册》， 北京：中华书局，2017年， 第236页，《大明国号与小明王》《大明国号之解释》。陈学霖：《明朝“国号”的缘起及“火德”问题》，《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2009年第50期， 第71—103页。收入陈学霖：《明初的人物、史事与传说》，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 第1—35页。唯陈学霖未提涂山：《国号大明考》。
[15]焦竑：《易筌》卷四，万历刊本，第44页。李剑雄：《焦竑评传》，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钱新祖：《焦竑与晚明新儒思想的重构》，台北：台湾大学出版中心，2014年。
[16]顾颉刚：《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古史辨》第5册下编，宋家复译，台北：明伦出版社，1970年，第404—617页。
[17]陈梧桐：《洪武大帝朱元璋传》，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37页。
[18]和田清：《明の太祖と紅巾の賊》，《東洋学報》1923年第13卷第2号，第278—302页。和田清：《明の国号について》，《史学雑誌》1931年第42编第5号， 第70—75页。
[19]吴晗：《读史札记》，第236页。由于中日学界的隔阂、信息交流的困难，吴晗在抗战期间当然无法掌握和田清的研究，但抗战胜利后一直到1960年代中期，吴晗也无从看到和田清的研究成果。而其他大陆学者即使在改革开放后，也对其少有注意。
[20]吴晗：《明教与大明帝国》，《读史劄记》。
[21]1961年开始在香港《明报》连载。
[22]陈梧桐：《洪武皇帝大传》，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08—209页。
[23]檀上宽：《明の太祖朱元璋》，东京：白帝社，1994年，第163—164页。
[24]吴晗：《明教与大明帝国》，《清华学报》1941年第1期。后收入吴晗：《读史劄记》，第235—270页。
[25]傅维鳞：《明书》，王灏辑：《畿辅丛书》卷八十九，清光绪本，第14页，《宋韩林儿记》。查继佐：《罪惟录》卷五，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1307页，《翼运王国列传·宋韩林儿》。二书所载，文字完全相同，两位作者时代相同，可能根据的史源相同或相互参考。
[26]文章出版的当下即为顾颉刚等学者接受，后来如中国民间宗教史研究专家马西沙等也支持吴晗的论点，参见马西沙、韩秉方：《中国民间宗教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三章，“摩尼教在中国的流播”。唯郑天挺先生在《明史讲义》中未提吴晗《明教与大明帝国》，郑先生向来关注当代学者研究，其上课讲义完全不提同事吴晗，甚不寻常，是否不赞成其说，不得而知。参见郑天挺著、孙卫国等整理：《郑天挺明史讲义·上册》，第236页。
[27]吴晗：《由僧钵到皇权》，重庆：在创出版社，1944年。吴晗：《明太祖》，重庆：胜利出版社，1944年。吴晗：《朱元璋传》，上海：新中国书局，1949年。吴晗：《朱元璋传》，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49年，1965年再版。
[28]如戴玄之即受吴晗影响，进一步主张弥勒教的韩山童吸纳白莲会与摩尼教，成立新的白莲教， 遂以“弥勒下生” 与“明王出世” 为口号。戴玄之：《中国秘密宗教与秘密会社》， 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90年。其他学者亦有数量可观的论著， 除将此学说写入通史性质的概说书外， 相关论文也不少。胡阿祥：《红巾军反元复宋与朱元璋国号大明述论》，《烟台师范学院学报》2001年第1期， 第38—44页。韩传强：《大明国号与朱元璋信仰关系研究》，《鸡西大学学报》2016年第2期， 第23—25页。国外学者尤以美国学者多采吴晗学说， 如John Dardess（达第斯）, “The Transformations of Messianic Revolt and the Founding of the Ming Dynasty,”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29 (1970), pp.539-558. Edward L. Dreyer, Early Ming China: A Political History, 1355–1535,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2, pp.69-70；Teng Ssu-yu（邓嗣禹）, “Chu Yuan Chang” in Dictionary of Ming Biography, 1368-1644,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6；李小林、冯金朋编译：《明代名人传》， 北京：北京时代华文书局，2015年， 第385页；Daniel L. Overmyer(欧大年), Folk Buddhist Religion: Dissenting Sects in Late Traditional China, Cambridge, 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6；欧大年：《白莲教教义历史概述》，《中国民间宗教教派研究》，刘心勇等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第 92—130页。日本学者三田村泰助也赞成吴晗学说， 在《明帝国と倭寇》（东京：人物往来社，1967年）第100—102页云：朱元璋的政策是不杀主义与质素、俭约为主旨的禁欲主义，正是明教的主张，以“大明”为国号可以很好地解释朱元璋建国的国策。
[29]陈学霖：《明朝“国号”的缘起及“火德”问题》。竺沙雅章：《喫菜事魔について》，《青山博士古稀紀念宋代史論叢》，东京：省心书房，1974年，第239—262页。
[30]陈高华：《摩尼教与喫菜事魔——从王质〈论镇盗疏〉说起》，《中国农民战争史论丛》编辑委员会编：《中国农民战争史论丛》，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 97—106页。
[31] Antonio Forte, Political Propaganda and Ideology in China at the End of the Seventh Century, Naples, Italy：Istituto Universitario Orientale,1976, pp.271-280. Erik Zürcher“, Prince Moonlight ̕Messianism and Eschatology in Early Medieval Chinese Buddhism,” T’oung Pao《通报》, 2d ser., 68, nos. 1-3(1982):34-36.
[32]杨讷：《元代的白莲教》，《元史论丛》第2辑，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189—216页。杨讷：《元代白莲教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杨讷编：《元代白莲教资料汇编》，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杨讷：《元代白莲教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第十二章“明王出世”与大明国号。杨讷2017年版新书与2004年版比只是多出一篇元代文献，改了个别错别字，其他内容并无差异。
[33]杨讷：《元代的白莲教》，《元史论丛》第2辑，第213—214页。
[34]陈学霖：《明朝“国号”的缘起及“火德”问题》。
[35]原载于《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2009年第50期，后收入《明初的人物、史事与传说》。
[36]朱钧：《“明王出世”口号与大明国号考》，《青海社会科学》2015年第4期，第146—156页。
[37]王见川：《从摩尼教到明教》，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2年。
[38]韩传强：《大明国号与朱元璋信仰关系研究》，第23—25页。
[39]杜洪涛：《明代的国号出典与正统意涵》，《史林》2014年第2期。
[40]吴晗以吴宽《平吴录》所载榜文结尾有“龙凤十二年五月二十二日本州判官许士杰赍到”（吴晗著， 苏双碧校订：《朱元璋传》， 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0年， 第121—123页），但陈高华认为应该在朱元璋正式讨伐张士诚的龙凤十一年十月。（陈高华：《说朱元璋的诏令》，《陈高华文集》，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5年，第520页）杜洪涛以为是至正二十六年八月，因为朱元璋在这时发布令旨：“命左相国徐达做总兵大将军，平章常遇春做副将军，统领大势马步舟师征取浙西、苏州等处城池，招抚军民，仰大小官将悉听节制。依奉施行者。”（王世贞撰，魏连科点校：《弇山堂别集》卷86，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1637页）参见杜洪涛：《〈弇山堂别集〉所载〈平伪周榜〉勘误—兼论其颁布时间》，《中国典籍与文化》2012年第3期，第137—141页。
[41]王世贞：《诏令杂考一》，《弇山堂别集》卷八十五，第1615—1616页，龙凤十二年五月二十一日，《高帝平伪周榜》。
[42]吴晗著，苏双碧校订：《朱元璋传》，第125页。
[43]杜洪涛：《明代的国号出典与正统意涵》，《史林》2014年第2期，第53页。
[44]杜洪涛：《“再造华夏”：明初的传统重塑与族群认同》，《历史人类学学刊》2014年第1期，第1—30页。
[45]焦竑：《易筌》卷四，第44页。
[46]袁文新修，柯仲炯纂：《凤书》卷一，明天启元年刻本，第26—28页，《本纪世家·太祖高皇帝本纪》。
[47]蒙思明：《元代社会阶级制度》，北平：燕京大学，1938年。蒙思明认为革命主力为饥寒交迫的贫民，他们革命的主要对象是富豪大地主；因此，当代主要矛盾是社会矛盾，是阶级矛盾。1940年代初期，萨孟武撰述《中国社会政治史（四）》（台北：三民书局，1991年），亦谓：元末群雄起事，“不是依民族思想，出来革命”，“元末学者民族意识并不甚强”。陈高华：《论朱元璋与元朝的关系》，《元史研究论稿》，北京：中华书局，1991年，第316—327页。
[48]李新峰：《论元明之间的变革》，《古代文明》2010年第4期，第83—103页。李治安：《元代及明前期社会变动初探》，《中国史研究》2005年增刊， 第83—103页。陶希圣、沈任远：《明清政治制度》，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67年。南炳文：《明初军制初探》，《南开史学》1983年第1期；南炳文：《明初军制初探（续）》，《南开史学》1983年第2期。Romeyn Taylor(戴乐), “Yuan Origins of the Wei-so (卫所)System,” in Charles O. Hucker(贺凯), ed., Chinese Government in Ming Time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69. 陈文石：《明代卫所的军》，《史语所集刊》第48本2分，1977年。吴晗：《元明两代之匠户》，《天津益世报点史学集刊》1936年第44期，收入北京市历史学会主编：《吴晗史学论著选集》第2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 第139—154页。何维凝：《明代之盐户》，《中国社会经济史集刊》1946年第2期。吴晗：《记大明通行宝钞》，《人文科学学报》1943年第1期。
[49]钱穆分析明初开国诸臣宋濂、刘基、高启、苏伯衡、贝琼、胡翰、戴良、方孝孺、杨维桢、赵汸、叶子奇等的心态，发现“当时士大夫心中”，非特昧于“夷夏之辨”，且并孔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袵矣”之言而忘之。在革命初期，尚助元平“盗”，甚至有甘为元廷尽忠者；明朝建立之后，或遁为遗民，或仍“崇重亡元”，对“新朝”“亦似乎茫然不知， 漠然无动”。参见钱穆：《读明初开国诸臣诗文集》，《新亚学报》 1965年第2期，及《读明初开国诸臣诗文集续篇》，《中华日报副刊》1975年2月20—23日。两文均收入钱穆：《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六）》， 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78年，第77—200页。王春瑜：《论朱升》，《学术月刊》1980年第9期，第41—46、60页。张德信：《略论刘基对明王朝建立的历史贡献》，《浙江工贸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6年第4期， 第13—21页。宋濂《宋学士文集》中多次颂扬“大明”， 如“大明出而爝火熄”“大明丽天”“大明煌煌”等，但皆作于大明开国之后，国号已定，此等言语不足以解释当初国号由何而订。参见郑天挺著，孙卫国等整理：《郑天挺明史讲义》上册，第235—236页，《明之国号》。
[50]祝允明：《野记一》，邓士龙辑，许大龄、王天有点校：《国朝典故》卷三十一，第492页。
[51]感谢许倬云老师与常建华教授的赐教与提醒。又参见萧启庆：《说“大朝”：元朝建号前蒙古的汉文国号——兼论蒙元国号的演变》，《汉学研究》1985年第1期， 第23—40页。后收入萧启庆的《蒙元史新研》（台北：允晨文化事业公司，1994年） 与《内北国而外中国》（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
[52]徐苹芳：《元大都在中国古代都城史上的地位——纪念元大都建城720年》，《北京社会科学》1988年第1期， 第52—53页。邓刚：《元大都建造者刘秉忠的设计理念与成果》，《兰台世界》2015年第18期，第130—131页。
[53]《世祖本纪四》，《元史》卷七，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第138—139页，“至元八年十一月乙亥”条。胡阿祥：《蒙元国号概说》，《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0年第 1期，第57—69页。
[54]爱新觉罗·毓鋆讲述，陈絅整理：《毓老师说易经》卷一，成都：天地出版社，2018年，第15—18页。
[55]苏天爵：《国朝（元）文类》，张元济等编：《四部丛刊初编》卷四十，上海：商务印书馆，1919—1922年，第4页，《经世大典·帝号》。
[56]胡阿祥：《蒙元国号概说》，《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0年第1期，第69页。陈得芝：《关于元朝的国号、年代与疆域问题》，《北方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9年第3期，第5—14页。
[57]《刘秉忠传》，《元史》卷一五十七，列传四十四，第3687页。袁国藩：《元代开国功臣许衡刘秉忠评传》，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2013年。
[58] 2014年，杜洪涛发表的新说没有引起太多关注，朱钧2015年的文章《“明王出世”口号与大明国号考》虽提到《易经·乾卦》与《诗经》之出典，可能是受杜洪涛的论文影响，但他并没有放弃他的孔雀明王出世说，而有些学者在课堂上讲到大明国号时，已开始采用杜洪涛的新说。
[59]杜洪涛现为内蒙古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
[60]王崇武：《论明太祖起兵及其策略之转变》，《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10本第1分，1942年，第55—69页。陈高华：《元末浙东地主与朱元璋》，《元史研究论稿》，第290—306页。陈高华：《元末农民起义中南方汉族地主的政治动向》，《元史研究论稿》，第258—259页。
[61]《谕中原檄》见《明太祖实录》卷二十六，第10—11页，“吴元年十月丙寅”条；高岱：《鸿猷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87—88页；王世贞：《诏令杂考一》，《弇山堂别集》卷八十五，第1617—1618页。许倬云老师在2019年8月4日给泓的电邮说道：“朱元璋早就打算摆脱‘小明王’背景，尤其在获得浙西儒生合作后，自己的定位，主要在恢复华夏正统。如此，才能名正言顺，建立合法政权。他又何必恋恋不忘‘红军’背景？吴晗的‘红军论述’，当然有他自己的打算，借题发挥而已。蒙元国号，也是打算取得汉人支持，以建立其在‘中国’地区的合法统治，于蒙古众多汗国中，至少稳住自己在汉地的政权。这也是满清‘两合政权体制’的同样策略。”
[62]爱新觉罗·毓鋆讲述，陈絅整理：《毓老师说易经》卷一，第18—23页。胡英泽教授提醒应注意朱元璋恐怕也参考《老子》，《老子》有云：“复命曰常，知常曰明。”明代以复命自任，常乃天、乃道。朱元璋喜读《老子》，曾亲自批注《老子》。胡教授的指教很有启发，当另文从朱元璋治国理想及其思想基础讨论。
[63]《昭代前编·大明初·元顺帝》，见李纯卿辑，王世贞会纂：《重刻详订世史类编》卷四十五，明崇祯刻本清初重修本，第67页。
[64]《昭代前编·大明初·元顺帝》，见李纯卿辑，王世贞会纂：《重刻详订世史类编》卷四十五，第67页。
[65]但开国期间，明朝官方及参与开国的群臣，为什么没有留下档案解说国号的出典及其意义呢？是相关文献遗失了呢，还是明初读书人熟读《易经》，国号出自《易经》，不言自明，就不必像蒙古人入主中原要多加解释，因而没有留下档案的必要，还是有其他原因，实在耐人寻味，有继续探讨的必要。好友陈信治教授治爱尔兰史，曾在信中从比较历史观点提出以下解说：
我从爱尔兰政治史学到一点：聪明的政治领袖（如Charles Stuart Parnell）喊口号时最好喊得模糊一点，留给激进与温和立场不同的支持者各自想象与解释的空间，便可以扩大支持者的范围。如果用学术语言来讲，就是俄国文学理论家巴赫汀（Mikhail Bakhtin）所说的复音（polyphony对位音乐；王德威教授当年译为“众声喧哗”）；例如文艺复兴时期法国作家拉伯雷（François Rabelais） 的《巨人传》， 既可以从人文主义者的角度解读，也可以从中世纪通俗文化的角度理解；事实上，《巨人传》同时包含了菁英文化与通俗文化两种成分。(可以参考交大社文所朱元鸿教授为《巨人传》桂冠版所写的扼要导论《拉伯雷与我们的世界》。）所以，明初不把“大明”国号的来历说清楚，或许也有类似的考量，即企图同时吸纳儒生与非儒生的支持？
陈教授从古今中外政治人物对类似问题的反应与对策着眼，看出其“心同理同”的普遍性，这一比较研究方法很具启发性，值得我辈治中国史的朋友关注。
原文载自徐泓：《明朝国号“大明”的缘由及意义》，《中国学术》第44辑，北京：商务印书馆，2023年，第280-30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