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都知道，在当代，买房要交契税。具体交多少，要看房屋大小，还要看房主名下有几套房子。总体来说，面积越大，房子越多，交的钱也就越多。
其实，古代也是这样。比如说明朝，他们买房子也要交契税。税率大约是3%。
咱们看3%的税率大概没啥感觉，买房子是大事，现在也得交税，古代交点钱不是太正常了么？但是我们当代社会，需要老百姓交钱的地方特别少，国家还有各种惠民政策，百姓的幸福指数比古代高出一大截。古代的苛捐杂税，简单看一眼都感觉喘不过气。
明朝有个人叫沈榜，他曾经任宛平知县，还写了一本书叫《宛署杂记》，相当于宛平的地方志。这本书的十四、十五卷主要记录的就是明朝万历年间，皇城北京附近宛平县的百姓需要承担的各种苛捐杂税。
有些费用很小，比如说大年初一，县内的所有衙门、城门等重要门面，土地庙、财神庙等重要庙宇，都要贴春联、门神和桃符。这些全都加起来，需要一两四钱三分二厘。
冬至的时候天坛要举行祭祀典礼，宛平百姓需要准备50束“苇把”，芦苇的苇，估计就是准备50捆芦苇杆，每捆要50斤。还要准备200斤烧香木炭、15两灯油、100斤木炭，以及运送这些东西的“脚钱”，相当于现在的快递费。
这些东西，一共加起来是17两4分5厘银子。算上前面春联门神的钱，一共没到20两，平摊到全县百姓的身上，应该问题不大。但是他们还有很多其它费用，并且开销都特别大。
比如，皇家每个月都要举行宗庙祭祀，宛平县和大兴区分摊了宗庙祭祀开支，全年费用加起来需要450两白银。大约相当于30万人民币。
科举考试，三年一次会试，宛平县要分担大约1000两白银，约等于六七十万元人民币。
他们还要为各个中央衙门提供办公费用，翰林院、六部、督察院等等，大小衙门一共三十多个。与衙门打交道，里面说道就太多了。《宛署杂记》中没有详细写这笔钱是多少，但是想来一定很多。
除此之外，还有常见的田赋、丁税、关税，王朝末期还有养马税、养犬税、养鹰税、养鸡税、养鸭税、养鹅税、养猪税、养羊税、养牛税。现在养点鸡鸭鹅牛马羊都属于畜牧业，不要说交税了，有时候国家还会给补贴，可是在古代，都要交钱。
后来社会乱了，辽东战事吃紧，关内起义不断，明朝政府又增添了辽饷、剿饷与练饷，每一笔都是真金白银，都是要把老百姓本就干瘪的钱包再搜刮一遍。
在这种情况下，百姓买房子，3%的契税，是不是就特别高？
本来就没钱，好不容易攒点钱买房，还要收这么高的税，这谁受得了？于是有些人就想方设法逃避。但是政府也不傻，为了防止百姓偷税漏税，明朝法律特别严苛。
《大明律》规定，如果偷税漏税被发现，杖打五十，还要罚款，罚金是房款总额的一半。这是相当严重的处罚了，带来的结果就是逃税的人少了，但是买房的人也少了，财政收入还是少了。
明朝政府一看，这样也不是办法，于是做出了改变。尤其是张居正主政期间，沈榜在《宛署杂记》中写，宛平县的人在北京买房，不用交契税。
但是张居正去世后，这些就都变了。万历十一年，张居正去世的第二年，顺天府尹提议，北京辖区居民买房，总价在20两以内，不用交房产税。高于20两，交3%。
这个政策和咱们现在差不多，小户型刚需房，税少。改善型住房，或者手里有多套房的人，税多。意思是能买得起大房子的人，或者有多套房的人都是富人，理应为社会多做贡献。只有一套刚需房的人钱不多，国家应该照顾一下。
顺天府尹这个建议上报到万历手里，万历认为，现在国家富强百姓富足，购买20两以内房子的人一定特别少，30两以内的人也不多。怎么也得买个总价40两的房子，才能算得上中等收入人群。
因此，万历规定，40两以下的房子，不用交契税了。40两以上的按照1.5%缴纳。可是，这条政策颁布后，明朝政府的契税基本收不上来了。
原因也简单，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一丝不苟按照法令办事的，基本都是中下层百姓。这些人没关系没人脉，上边要什么就得交什么。而这些人，大约只能买得起40两以下的房子。现在明确说不用交房产税了，这部分的钱自然就收不上来了。
而能买得起40两以上房子的人，多多少少都是有点关系人脉的，他们可以凭实力偷税漏税。比如说，他们买了一个总价400两的房子，40两以下不用交税。那么他们分十次过户，每次过户一间房，都不足40两，一分钱都不用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