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雍乾年间罗密初纂、博清额续纂的《蒙古家谱》是研究蒙古史的重要史籍，学界通常认为存世有五种汉文抄本、两种蒙古文抄本。福建省图书馆藏两卷本罗密编纂《蒙古博尔济锦氏族谱》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藏三卷本博清额续纂《蒙古博尔济吉忒氏族谱》两种汉文足本，以往学界未曾关注和利用，从版本及内容看，均具有突出的文献价值。通过避讳信息、版本比勘等方式考察可知，闽图藏本、社科院藏本成书于清代乾嘉时期，成书年代早于目前所知版本，更接近原本。此次发现的《蒙古家谱》汉文抄本还附有注释和大量随文批注，对文中所涉人名、地名、年代等相关内容进行必要的补充说明，弥足珍贵。此外，利用一手文献档案可深入挖掘《蒙古家谱》作者罗密、博清额生平履历中的更多历史细节。清代雍正年间喀喇沁人罗密编纂的《蒙古博尔济锦氏族谱》是研究蒙古史的重要史籍，德国学者海西希认为：“（《蒙古家谱》）是详细补充十七世纪蒙古各种编年史的富有启发性的重要史料，它使国际蒙古学界对蒙文文献研究发生了极大兴趣。”此后，博清额又在《罗谱》基础上增纂内容，于乾隆四十六年（1783）完成，题名为《蒙古博尔济吉忒氏族谱》，学界一般把《蒙古博尔济锦氏族谱》《蒙古博尔济吉忒氏族谱》统称为《蒙古家谱》。关于《蒙古家谱》的存世版本及源流关系，海内外学者如德国海西希、美国鲍登、日本冈田英弘，以及中国学者韩儒林、黄彰健、王锺翰、纳古单夫、杜家骥等均作过探讨。目前学界通常认为《蒙古家谱》存世有五种汉文抄本，两种蒙古文抄本。五种汉文抄本分别为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地昌1937年校录抄写的罗密纂《蒙古博尔济锦氏族谱》（有江瀚、奉宽跋文），以及分别由内蒙古图书馆、内蒙古社会科学院、中国国家图书馆（分别有一卷和两卷残本）所藏博清额续纂《蒙古博尔济吉忒氏族谱》汉文抄本。其中，一史馆藏本以往被视为目前已知唯一留存于世的罗密本《蒙古家谱》，整理本于1996年分两期公布于《历史档案》，引起海内外学界的高度关注；内蒙古图书馆藏本的点校本附于朱风、贾敬颜所编《汉译蒙古黄金史纲》，是《博谱》研究中利用较多的版本。蒙古文抄本有两种，其一为“威斯巴登本”，是无名氏于道光十九年（1839）所译蒙古文本，1957年在威斯巴登《格延根亚洲研究》以《蒙古博尔济吉忒氏族谱》题名影印发表。其二为“呼和浩特本”，这一蒙古文抄本1956年由墨尔根巴特尔从内蒙古哲里木民间征得，名为《蒙古世系谱》，原抄本目前已散失，内蒙古社会科学院目前仅存有一种复抄本，文字讹谬较多。事实上，目前存留于世的汉文《蒙古家谱》不仅限于上述五种版本。早在1989年，王锺翰《蒙古世系谱作者及其他》一文就断言：“《家谱》不同钞本之多，流传古今中外，绝不止此数，异日或别有发见，亦未可知。”笔者查考发现，福建省图书馆藏两卷本《蒙古博尔济锦氏族谱》（下文简称《罗谱》）和中国社科院历史所藏三卷本博清额增纂本《蒙古博尔济吉忒氏族谱》（下文简称《博谱》），学界此前均未提及和利用，具有突出的版本价值。另外，此次发现的两种《蒙古家谱》抄本附有注释和大量随文批注，备述史载译名异同及人物履历。本文拟揭示新见两种《蒙古家谱》版本和内容，利用避讳信息对抄本的成书时间进行考察，比勘各个版本的异同之处，呈现其价值所在，同时利用档案文献对初纂者罗密、续纂者博清额的履历进行稽考。一、新见《蒙古家谱》汉文抄本的内容及其价值现存《罗谱》系统《蒙古家谱》仅有两种版本：一是此次新发现的福建图书馆所藏汉文抄本（以下简称“闽图本《罗谱》”），卷首有罗密《蒙古博尔济锦氏族谱序》，共计两册，分为上下两卷，墨笔抄写，行间多有批注，凡遇“太祖”“圣祖”“列圣”等字均抬写；二是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地昌1937年汉文抄本（以下简称“一史馆本《罗谱》”）。因一史馆本《罗谱》较早整理刊布，为学界广泛使用。但需要注意的是，这个版本系民国时期传抄本，形成时间较晚，闽图本《罗谱》的发现则弥补了这一缺憾，其是目前所知《罗谱》的最早汉文抄本。闽图本《罗谱》成书于何时呢？通过考察这一抄本的避讳情况，可以判断其成书年代。清朝实施严格的皇帝御名避讳制度，书中文字不得直书皇帝御名，具体的避讳方式主要为代字、缺笔、改写笔画，如康熙帝御名“玄烨”，上一字“玄”多采取缺末笔避写或者改“玄”为“元”等字的方式。利用书籍中皇帝御名避讳情况可帮助判断该书的成书时间。查闽图本《罗谱》凡遇康熙帝、乾隆帝御名中的首字“玄”“弘”字皆避讳，而遇道光帝御名“旻宁”中的“宁”字则不避讳。具体而言，闽图本对于“玄”“弘”字采取改字的方式避讳。如《蒙古博尔济锦氏族谱》上卷“元太祖清机思汗忒木津”条：“先是，汗父伊苏格巴图鲁，欲兼并诸国。其讨他他尔国也，执其主忒木津以归。至洼南河，生汗，因名汗曰忒木津。汗生七日，有玄鸟自海中出，集于玄石，长鸣者三昼夜。”闽图本改“玄”为“元”，作“元鸟”“元石”。又如“太宗窝阔台汗”条：“汗为清机思汗第三子，弘吉喇忒哈吞所生。”闽图本将“弘”字改为“宏”，作“宏吉喇忒哈吞”。闽图本《罗谱》全书多次出现“宁”字，如《罗密序》“子孙递及至林丹胡土克图汗，国纪倾颓，所部之众各离叛分析，未有宁宇”，“成宗额尔济图帖木尔汗”条“赐各部落金钞，如安西王阿难答受二十万锭，宁远王阔阔受六万锭是也”，均未避道光帝名讳。据此可以判断，闽图本应该抄成于清代乾嘉时期。罗密完成初纂本的时间是雍正十三年（1735），就成书年代而言，闽图本《罗谱》更接近于原书。书籍在传抄过程中极易产生文字歧误。如前所论，闽图本成书于乾嘉时期，一史馆本则抄成于民国时期的1937年，一史馆本之成书远晚于闽图本。校勘可知，一史馆本在传抄过程中出现了诸多明显的文字讹误。这些讹误，有些与所载史实准确与否有很大关系。如一史馆本“厄尔白克你古勒苏克漆汗”条下作“汗在位十六”，闽图本则作“汗在位六年”。揆诸史实，厄尔白克你古勒苏克漆汗即奇渥温额勒伯克汗（1361-1399），可汗脱古思帖木儿之子，洪武二十六年（1393）继承汗位，建文元年（1399）被杀。《钦定蒙古源流》卷5载：“额勒伯克汗癸酉年即位，在位七年。”闽图本“在位六年”的表述接近于《蒙古源流》所载，而一史馆本所言在位十六年的说法距史实甚远。又如一史馆本记载武宗“至元十八年七月初九日生”，闽图本作“七月十九日”。据《元史》记载，武宗生于至元十八年（1281）七月十九日，可见闽图本记载更为准确。此外，一史馆本脱字数处，而闽图本不脱。如“元太祖清机思汗忒木津”条，一史馆本作“其奇勋伟绩甚多，时论以札噶尔洼尔帝美之，谥法曰：天启”。这里的脱字现象，1937年奉宽校录时就已经发现，因此特加按语说明，“‘美之’以下当有误句”，整理者以《博谱》补字。而查闽图本原无脱字，作“谥曰法天启圣，不亦宜乎？”与《博谱》文字表述相同。如“宁宗林亲巴尔汗”条，一史馆本作“在位。谥冲圣嗣孝皇帝，庙号宁宗”。“在位”之后明显有脱字，闽图本作“在位五月崩，年七岁。葬起辇谷。谥冲圣嗣孝皇帝，庙号宁宗”，语意完整。又如“顺宗拖欢忒睦尔乌哈哈图汗”条，一史馆本作：“明洪汗之世，灾异叠见，饥谨洊臻，盗贼蜂起。”“明洪汗”之后有脱字。闽图本作“明洪武以汗知命退避，加号曰顺帝。汗之世，灾异叠见，饥谨洊臻，盗贼蜂起”，并无脱字。又如“宪宗孟克汗”条，一史馆本作“以皇孙失烈门固在”，中间脱去数字，含混不清。闽图本则作：“议者又以为窝阔台汗尝有命，以皇孙失烈门为嗣，今失烈门固在，安得置之？”可见原文并无脱字。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一史馆本是学术界所了解和利用的唯一一部《罗谱》。但因其传抄时间较晚，在成书过程中出现不少文字讹误，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相关研究结论。杜家骥曾以《历史档案》所刊布的一史馆本《罗谱》与内蒙古本《博谱》进行比较，揭示《博谱》对《罗谱》的改动之处，同时提及：“因‘内蒙刊印本’《博谱》与《历史档案》所刊《罗谱》均经印刷，以前还经抄录，所以某些错误究竟是原作之误，还是以后环节所致，均需再考。”重新核查两种版本之间的文字差异，可更新我们的相关认识。如杜家骥指出《博谱》将“蒙古始祖之‘复用俭朴’改为‘服用俭朴’正确”。查闽图本《罗谱》已作“服用俭朴”。又如《博谱》将“缘发”改正为“绿发”，“大恕”改正为“大怒”，实际上闽图本原已作“绿发”“大怒”。可见此类问题为一史馆本传抄过程中失误所致，而非《博谱》对《罗谱》讹误的改正。此次新获见的中国社科院历史所藏《博谱》为三卷足本，卷首为罗密雍正十三年八月初一日所作《蒙古博尔济吉忒氏族谱序》，后接乾隆四十六年续纂者博清额序。该汉文抄本分装为三册，第一册为《蒙古家谱》上卷，第二册为《蒙古家谱》下卷，第三册为《蒙古世谱图考》一卷。全书以汉文墨笔抄写，《蒙古家谱》上下卷行间朱笔批注文字较多。凡遇“玄”“弘”皇帝御名均采取缺末笔的方式避讳，但不避“宁”字，可以判断该汉文抄本形成于乾嘉时期。除了历史所本，《博谱》系统还有如下版本：其一，内蒙古图书馆藏清抄本三册，1956年购于北京书肆，该抄本第一册题名《蒙古博尔济吉忒氏族谱》，分上下两卷，第二册题名《蒙古世谱图考》，第三册题名《格勒博罗特谱传》,系博清额纂《蒙古世谱图考》之续编。其二，中国国家图书馆藏两卷残本，内题《蒙古家谱》，《北京图书馆藏家谱丛刊·民族卷》第一册据以影印。可见《博谱》现存版本较多，目前学界使用较多的是朱风、贾敬颜于1985年出版的整理本，该本据内蒙古图书馆藏本整理而来，而国图本已影印行世，使我们得以比较各个版本间的异同。比勘可知，同为《博谱》，历史所本、内蒙古本和国图本三个版本之间存在一些文字差异。总体来看，内蒙古本与历史所本之间差异较多，国图本与历史所本差异极少。值得注意的一个现象是，历史所本与内蒙古本之间出现的文字差异，部分与《罗谱》相同。如内蒙古本罗密序作“是又余之所厚望也矣”，历史所本作“是又余之所厚望也夫”，与《罗谱》相同；“赛音乌遮克齐汗”条，内蒙古本作“次曰察汉衣德格图”，而历史所本作“次曰察汗衣德格图”，与《罗谱》相同。甚至《罗谱》原本有误，内蒙古本予以改正，而历史所本仍沿其旧。如“宪宗孟克汗”条，《罗谱》作“失烈门既至，速孛里等有怨望语，谪而锢之”。内蒙古本改“速孛里”为“也速、孛里”，而历史所本与《罗谱》相同。又如，“武宗库鲁克海山汗”条《罗谱》作“诏代宁远王阔阔出军于北边”。根据《元史》记载，宁远王名“阔阔出”。《罗谱》误作“阔阔”，历史所本同《罗谱》。事实上，两个版本之间的文字差异，有历史所本胜于内蒙古本者。如历史所本“太嵩汗”条作：“伊拉朱巴颜以为威勒忒裔也，留之，且善抚焉。”此条“裔”字，内蒙古本作“商”字。实际上历史所本不误，作“裔”字，应该是内蒙古本抄写或者整理过程中产生的错误。如“太宗窝阔台汗”条历史所本作“高丽国王王以其族子入质求和”,内蒙古本则作“高丽国王以其族子入质求和”。考之《元史》，作“高丽国王王以族子綧入质”，因此内蒙古本脱一“王”字。又如，内蒙古本“中书省”多误作“中书者”，而历史所本不误。历史所本也存在个别讹误之处。如“丞相”误作“承相”，“大扎撒”误作“大扎撤”等。又如《罗谱》“太松汗”条记载厄僧孤身忍饥逃窜，到布库苏尔孙之家求饮解渴，布库苏尔孙之妻谓其子曰：“此人举动似厄僧，父仇也，女其图之！”其中“父仇也”，内蒙古本改作“我夫仇也”，文意上并无不妥之处。但历史所本则作“我父仇也”，文意则完全不同，可见是历史所本抄写有误。国图本为残本，检核发现该本卷首罗密序前两页用纸为有界栏稿纸，与其他页面无界栏稿纸显著不同，显系后来补抄，而下卷漏抄达延汗第八子格勒三扎后裔等一大段内容，最末一句仅有“乾隆四十六年秋八月裔”，查历史所本完整语句为“乾隆四十六年秋八月裔孙博清额重纂”。学者认为“此《博谱》不是博清额最早之作，而是后人复抄本”，是准确的判断。比勘发现，历史所本与国图本文字内容极为相近，国图本应是从历史所本转抄而来。从文字差异看，凡历史所本与内蒙古本不同之处，国图本均与历史所本相同。历史所原本错误之处，国图本沿袭之。如前文所述“我父仇也”，国图本与之相同。又如明宗谥“翼献景孝皇帝”，诸本均不误，而历史所本作“翼孝景孝皇帝”，国图本相同。国图本和历史本孰先孰后呢？查“巴图孟克大衍汗第六子”条，国图本在该页第5行脱“六”字，导致末一字为“后”，与历史所本末字“之”字不同。而国图本第6行末字“奈”占了两个字格，应是为了保持下文与历史所本首尾字相同而进行的调整。另一方面，国图本与历史所本在文字上存在个别歧异，如“代”误作“伐”，“北海”误作“比海”，“咸”误作“成”，应是国图本在传抄时产生的错误。此外，历史所本有大量行间批注，国图本传抄时缺漏了此类行间批注。前文比较了《罗谱》与《博谱》不同版本之间的文字异同。在厘清各版本关系和源流的基础上，可对《罗谱》与《博谱》之间的差异进行比较。如“巴图孟克大衍汗”条，《罗谱》作“房舍不得称殿，称宅”，《博谱》作“房舍不得称殿宇”，此处《博谱》的改动反不如《罗谱》。又如，杜家骥指出：“内蒙刊印本《博谱》于最后一页倒数第八行有缺文，赖《罗谱》始知是仅脱一‘助’字，但就凭这一‘助’字, 而得以理解一段重要史实：准部噶尔丹之弟多尔吉扎布曾‘助’扎萨克图汗，而被土谢图汗所杀，噶尔丹为其弟复仇，大破喀尔喀。”检视历史所本原文，其亦无“助”字，可见确是《博谱》之疏漏。二、两种汉文抄本《蒙古家谱》批注文字考释新见汉文《蒙古家谱》版本的突出价值之一在于为我们提供了抄本批注的诸多细节，可以更新以往认识的不足之处。1988年，纳古单夫发表《〈蒙古博尔济吉忒氏族谱〉之作者及版本》一文较早注意到内蒙古图书馆藏清抄本第一册《蒙古博尔济吉忒氏族谱》附有随文批注，并认为这是博本的重要贡献之一：“全书由博清额以《蒙古秘史》、《元史》、《辍耕录》、《八旗通志》等所载人名、地名、年代硃批注其行间，并在若干处作了精练的注释。这是博清额重纂本的重要贡献之一。”其后，纳古单夫1996年发表《关于〈蒙古博尔济吉忒氏族谱〉之版本》也有类似表述：“全书由博清额参照《蒙古秘史》、《元史》、《八旗通志》等红朱笔批注于行间，并在若干处作了精炼的注释。此类重要注释，在汉籍有关文献中是不备的，唯蒙古文文献中记载明确。”这里更加明确地说是“红朱笔批注于行间”，但批注细节如何未作具体说明。从整理本看，内蒙古本批注仅存于《博谱》下卷而上卷并无批注文字，一史馆本《罗谱》正文中并未出现随文批注。此次我们新发现的闽图本《罗谱》和历史所本《博谱》上下卷均有注释和随文批注，为我们考察批注的作者和形成过程提供了重要线索。闽图本罗密序首附有一条注释：“锦根，清文有阿尔长短之分，故易误，今世俗通谱，更有吉忒之别，未知何因而起，今既钦定，固不可改，惟我族人知其本源，可也。”这一关键注释历史所本等《博谱》系统均无。纳古单夫认为《博谱》对成吉思汗陵寝的注释“相传真陵在布尔汉·噶尔丹之地。布尔汉·噶尔丹在哈尔哈之汗凹拉山，或曰在阿尔太汗山后，肯武汗山前，地名衣克·衣都克”，系博清额所作。考察闽图本《罗谱》，发现这条注释原本已存在，可知该条注释并非博清额续纂时新增，而是罗密初纂本原有。至于行间大量朱笔批注，纳古单夫认为是博清额所作，朱风、贾敬颜也持类似看法。《罗谱》批注集中于上卷，下卷仅有一条行间批注，即太松汗“博尔济根氏”批注：“金根，清文易误，当作金韵。”而《博谱》无此批注。通过对各个版本的对比，我们认为上卷大部分行间批注在博清额改订之前就已经存在，且应是罗密本人所作。而博清额增纂之时，对部分批注进行了修改，下卷又仿照《罗谱》的做法，对增补的内容进行批注说明，补充了达延汗第六子阿尔楚博罗特、达延汗第九子格勒博罗特子孙后裔数十人的爵位、官职情况，特别是批注大量补充了博清额所在的明安家族后裔任职时间等准确信息，时间晚至乾隆中后期。这些细节情况，外人不易了解，对本族情况了解甚多的博清额进行批注补充，正是其价值所在。我们择取闽图本和历史所本的典型批注列表如下：
就上表所见，闽图本和历史所本批注内容主要依据《蒙古秘史》《元史》《辍耕录》《八旗通志》等文献记载对文中所涉人名、地名、年代等进行存异、补充。总体而言，二者批注内容大致相同，但也存在此有彼无的现象，需加以辨明。
两种汉文抄本批注异同之处可分为如下几种情况：一是批注内容完全相同者，如史作博寒噶答黑、史作博合睹撒直、史作八林昔黑刺秃衣必畜、史未载、史作咩撚笃敦、史同、史作拜姓忽儿等，这类相同批注占比较高，且集中于上卷。二是闽图本有而历史所本无者，如闽图本批注史作奇渥温、史作昂灰等，而历史所本无此批注，此类批注仅是个别现象，历史所本基本沿袭了闽图本的批注内容。三是闽图本、历史所本文字表述略有差异者，如史作脱本咩哩犍与史作脱奔咩哩犍、史作克烈部与史作克列部、史作幹滩河与史作澣难河、史作宏吉剌氏与史作弘吉剌氏、史作库铁乌阿喇里与史作库铁乌阿剌里、史作崩于紫檀殿与史作紫檀殿、史作宏吉剌氏与史作弘吉剌氏、史作硕德八剌与史作硕德八喇、史作爱猷识礼达猎与史作爱猷识礼达腊等。二者比较，闽图本有表述更准确者，如闽图本所注“史作崩于紫檀殿”较之于历史所本所注“史作紫檀殿”，文意更加完整。四是闽图本无而历史所本有者，这类批注主要集中于下卷《博谱》增补部分。一方面补充了相关史实或译音，如历史所本批注史未载、机作衣韵读、史作蒙哥、史作铁穆耳、史作弘吉烈氏等。另一方面也大量增加了相关人物任官、休致等履历情况的简要介绍。博清额乾隆四十六年自序所言：“今谨按《通志》年表，凡先人职官历任，详注原委，使后嗣子孙得知祖宗创业维难，子孙当思守成不易，以补罗公之不逮，亦不为不无小补也。”这些“先人职官历任”批注当为博清额本人所补，“以补罗公之不逮”，这些补充为我们今天厘清蒙古黄金家族人物履历提供了重要参考。例如，历史所本巴图孟克大衍汗长子图鲁博罗忒之后“镶黄旗察哈尔台吉内大臣寿师忒”批注：“康熙十四年任，二十一年休。”巴图孟克大衍汗第六子阿尔出博罗忒之后“镶黄旗尚书阿拉尼”批注：“康熙二十二年任，二十九年休。”“侍郎绰可托”批注：“康熙四十年正月任，四十八年十二月休。”“内大臣步军统领阿济图”批注：“雍正三年正月任，十年四月退。”尤为有价值者，历史所本批注中出现了博清额本族人物的任官情况：《博谱》下卷巴图孟克大衍汗第九子格勒博罗忒之后“世封乌鲁特之隆诺音贝勒吴班”附有批注：“康熙九年五月初六日奉敕袭封。”“原封二等伯追赠一等恭诚侯贝勒明安”批注：“乾隆十五年七月三十日特旨赠。”“散秩大臣、广州都统侯博清额”处，博清额本人作了批注：“乾隆四十八年二月初一日任，乾隆四十八年二月十四日由镶黄旗汉军副都统转。”我们也由此获知了《博谱》续纂者博清额真实可靠的履历信息。三、《蒙古家谱》作者罗密、博清额家世生平稽考海内外学界对《蒙古家谱》作者罗密、博清额的家世生平高度关注，并进行了诸多考察。由于资料的限制，二人履历仍有诸多模糊之处。充分挖掘档案文献，可揭示《蒙古家谱》初纂者罗密和续纂者博清额生平的更多细节。查考发现，罗密在官书档案中又作“罗米”，二者实为不同音译。雍正二年十二月十一日总督直隶等处地方军务兼理粮饷巡抚利瓦伊钧奏请常德寿调补直隶布政使，雍正帝朱笔批注：“罗米保他较常德寿更好就是了，但虽未经外任，人品操守老成，到来一见，尔即知矣。目下要你推诚教导他，习学一半载间，是一个超群好布政司，你放心。”亲自决定选派“罗米”出任直隶布政使，对其信任有加。《清世宗实录》雍正二年十二月初十日条载：“以原任理藩院郎中罗密为直隶布政使司布政使。”《清代职官年表》亦载罗密于雍正二年十二月十日由原理藩院郎中授直隶布政使，可见这里的“罗米”即罗密，二者同为一人。雍正帝对罗密操守人品给予高度评价，并有意加以栽培，这些评价文字非常值得注意。事实上，“罗密”与“罗米”在当时的官书中时常混用。如《清世宗起居注》载雍正六年十一月三十日谕旨：“库棱地方修造庙宇，派学士班第、副都统罗米去，令伊等会同王丹津多尔济商酌修造多伦诺尔地方修理庙宇。”《清世宗实录》雍正六年十一月三十日则载：“命内阁学士班第、副都统罗密往库伦地方，会同王丹津多尔济修建庙宇。”两则记载彼此对照可知，“罗米”为罗密之另一译名。罗密自序《蒙古博尔济锦氏族谱》时落款：“雍正十三年八月初一日都统裔孙罗密。”这里自言“都统”，完成此书时罗密究竟是何旗都统，相关研究则存在偏颇之处。纳古单夫据《八旗通志》等资料判断：“罗密于雍正八年(1730)三月升镶白旗都统，十年(1732)十一月被革；又于雍正十三年(1735)五月复授原职镶白旗都统。是年八月十五日最后完成了他的巨著——《蒙古族谱》稿。”认为完稿时身份为“镶白旗都统”。查宫中档雍正朝满文奏折，其中载有雍正十三年十一月二十六日罗密奏请勿枉勿纵审定被参核之人一折，落款职衔为“镶红旗蒙古都统”。《清世宗实录》雍正十三年五月初四日亦载：“著副都统罗密补授镶红旗蒙古都统。”由此可见，从雍正十三年五月至同年十一月，罗密职衔一直是“镶红旗蒙古都统”，罗密完稿时落款“都统”，即指镶红旗蒙古都统而非镶白旗都统。续纂者博清额生平履历同样仍有进一步拓展空间。杜家骥指出：“《博谱》的作者博清额，其身世资料也很少，一般只能从其增纂的《博谱》中，述其为达延汗第九子后裔，高祖明安归清，入正黄旗满洲，本人曾官广州都统，其实是副都统。”博清额较为完整的履历，一则见之于《博谱》自述：其于乾隆四十八年二月初一日任散秩大臣，乾隆四十八年二月十四日由镶黄旗汉军副都统转广州都统。二则载诸于《驻粤八旗志》：“博清额，号慎堂，满州正黄旗人。世袭恭诚侯爵。乾隆四十八年，任广州满州副都统。五十二年七月，台湾林爽文倡乱，奉旨统带驻防广州满、汉兵千五百名，赴台征剿。……五十三年，贼平，四月，大军遂凯旋焉。”除此之外，学界对于博清额履历详情所知相当有限，依据内阁大库档、起居注等官书档案可对其生平与家世情况进行补证，勾稽出更多历史细节。其一，博清额为多罗额驸，两次娶皇家女，嫡夫人是原任贝勒斐苏嫡福晋之女多罗格格。乾隆二十六年十一月二十日，博清额妻室诰命文书曰：“正黄旗满洲三等子爵兼三等侍卫加三级博清额本身妻室……多罗格格允娴内则，茂著壶仪……兹以覃恩，封尔为一品夫人。”据内阁大库档案，乾隆二十九年九月礼部移会典籍厅称：“正黄旗满洲三等子兼三等侍卫多罗额驸博清额之妻，系原任贝勒斐苏嫡福晋之女，多罗格格病故，应将原给纸册移送内阁销毁。”其二，关于博清额早年袭爵和担任侍卫情况，爬梳官书档案可获详情。乾隆九年十二月十六日博清额承袭子爵：“以故三等奉义公嘎尔萨子英泰、一等子色克图侄杨桑阿、三等子佛佑子博清额，俱照例袭爵。”《清史稿》又载：“乾隆初，定三等子，多尔济三世从孙博清额袭。三十四年，改袭一等恭诚侯，为其四世祖明安后。”《恩荣奕叶》载乾隆三十四年七月初五日“德宁病退，将伊亲伯之子三等精奇尼哈番博清额仍承袭一等恭诚侯，世袭罔替如前”。可见，乾隆三十四年博清额承袭伯爵。乾隆二十五年五月二十一日谕：“马步射、清语为满洲根本。今值三年阅看之期，子爵博清额等三十二人著在侍卫上行走。”此时博清额已担任三等侍卫。《博尔济吉忒氏世谱》载：“三等子兼一等恭诚侯二等侍卫散秩大臣博清额。”编入《世谱》时博清额已是二等侍卫，此后又任头等侍卫。其三，博清额曾署理广州将军，这也是以往学界所忽略的重要履历。《清高宗起居注》乾隆五十年九月初六日条载：“又议办理案犯错谬之前署广州将军博清额等照例降罚一疏，奉谕旨：博清额著销去加一级，免其降级。”乾隆五十年八月初四日内阁大库档兵部移会，提供了更多细节：“内阁抄出广州将军存泰奏办理遣犯永祥舛错一折，查前署将军印务副都统博清额办理庶务，理宜留心详酌，以期允当，今遣犯永祥……改发云南，自应酌量远近，报部解发，乃该署将军仍请解送京城，转发云南，实属错谬。应将前署广州将军印务副都统一等恭诚侯兼三等子博清额照承办错误例降一级留任。……旨：博清额著销去加一级，免其降级。”乾隆五十四年六月，博清额革广州驻防满洲副都统。此后博清额就任何处，任职何官，学界未有提及。依据档案可知，博清额乾隆五十四年不再担任广州满洲副都统后，当年即从广州回京，十月任头等侍卫。乾隆五十四年十月，兵部为博清额放侍卫事移会武选司案呈称：“本年十月十七日内阁抄出博清额放侍卫清字谕旨一道，除行文各该处外，相应抄单移会稽察房销案。”乾隆五十五年五月十二日兵部移会稽察房又称：“江西巡抚何裕城参奏广州将军善德于副都统博清额、革任和星额降调回京时冒眛出派官兵护送博清额，均属违例。……应将广州将军善德，前任广州满洲副都统、今放头等侍卫博清额……均照违令律，笞五十。”此外，嘉庆年间还有博清额任官的记录。嘉庆六年（1801）十一月二十一日，太常寺移会典籍厅称：“本寺奏请补盛京赞读等官一折。奉旨：赞礼郎著吉兰图、伊立布、果勒敏、伊扎泰补授，读祝官著文哲欢、博清额补授。”还需注意的一个现象是，乾隆年间有两位博清额，均曾任八旗都统，极容易混淆，有必要加以厘清。查《驻粤八旗志》自乾隆四十九年至五十三年广州满洲副都统都由博清额担任。前引《驻粤八旗志》博清额小传：“博清额，号慎堂，满洲正黄旗人，世袭恭诚侯爵，乾隆四十八年任广州满洲副都统。”此博清额为满洲正黄旗人，乾隆四十八年任广州满洲副都统。而另外一位博清额为满洲镶黄旗人，官至理藩院尚书，乾隆五十年去世。乾隆五十年六月十五日谕：“理藩院尚书博清额前在军机章京上行走，旋擢卿贰，宣力年久。此次前往西藏驻札办事，已阅数载，因念其年力未衰，特命来京供职，以资倚任，兹闻溘逝，殊堪悯恻。”《满汉大臣列传》载：“博清额，富察氏，满洲镶黄旗人……四十五年十月迁理藩院尚书，十一月命往西藏办事，署左都御史，四十九年授正白旗蒙古都统，五十年诏来京，未至卒。”那么，《博谱》作者究竟是哪一位博清额呢？核查《博谱》中博清额自述：“散秩大臣、广州都统侯博清额。”所述与乾隆四十八年任广州满洲副都统的博清额履历契合，并非乾隆五十年已去世的另一同名人物。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本《恩荣奕叶》附《博尔济吉忒氏世谱》对博清额所在家族世系的载述有所讹误。《博尔济吉忒氏世谱》“把本家族也即封于兀鲁特地方的明安祖上一支，由前谱的系出达延汗第九子格勒博罗特之后，改为出自格勒博罗特的弟弟吴巴三又察之后”。查《博尔济吉忒氏世谱》原文为：“乌鲁特贝勒吴巴三乂子贝勒吴班，孙贝勒齐伦诺音，重孙贝勒明安。按：吴巴三乂四世俱受封于乌鲁特地方，世为君长，迨明安纳款大清，率其全部朱伸来归，封伯爵，谥忠顺，始入满洲，为正黄旗人。”如按这一表述，《博谱》续纂者博清额系出于《博尔济吉忒氏世谱》所言格勒博罗特的弟弟吴巴三又察之后，但事实并非如此。查《博尔济吉忒氏世谱》序称：“维我博尔济吉忒氏一姓，出自成吉思汗之裔巴图猛克汗第九子格勒之后也。格勒受封于吴喇忒地方，世为君长，士马精强，诸蕃畏服，传及吴班、齐伦，皆世守其土。”博清额本《蒙古博尔济吉忒氏族谱》下卷自述：“巴图孟克大衍汗第九子格勒博罗忒之后：世封乌鲁特之隆诺音贝勒吴班，贝勒齐伦、原封二等伯追赠一等恭诚侯贝勒明安……散秩大臣广州都统侯博清额……等是也。”《博尔济吉忒氏世谱》对于此条考辩称：“历考各家老谱，均称乌鲁特一支系出巴图孟克达颜汗第九子格勒（博罗特）之后，格勒（博罗特）生乌班（隆诺音），乌班（隆诺音）生齐伦（巴哈隆诺音），齐伦生长子明……此谱细查原底亦书作第九子格勒后，又粘补改作第十子吴巴三乂，所改恐有错误。又查达颜汗共有子十一人，自第一至第九皆为某博罗特，惟第十子为噶鲁帝台吉，第十一子为五巴三察清台吉，与此谱所书第十子吴巴三乂名次亦不符合，以此推考，则后来所粘改错误无疑。”再查《博尔济吉忒氏世谱》在“巴图猛克达颜汗”格勒博罗特之后更改为：“乌鲁特贝勒格勒博罗特：子贝勒吴班，孙贝勒齐伦诺音，重孙贝勒明安。按：格勒四世俱受封于乌鲁特地方，世为君长，迨明安纳款大清，率其全部朱伸来归，封伯爵，谥忠顺，始入满洲，为正黄旗人。”后附“贝勒二等伯谥忠顺追封一等恭诚侯明安”，最终修正了原先粘改讹误之处。四、结 语综上所述，罗密编纂、博清额续纂的《蒙古家谱》是蒙古史研究的珍贵史料。我们新获见福建省图书馆藏《蒙古博尔济锦氏族谱》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藏《蒙古博尔济吉忒氏族谱》，分别为罗密初纂本和博清额续纂本的早期汉文抄本，对于厘清《蒙古家谱》版本源流具有重要意义。通过考辨避讳信息和文本细致比勘，可判断两种版本抄成于乾嘉时期，从成书时间来说，更接近于原本。罗密自序称其所纂《蒙古家谱》最初为蒙古文，后“译以清、汉文字, 以便披览”，满文本《罗谱》迄今未见传本，而汉文本《罗谱》则流传甚罕。1996年公布的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民国抄本长期以来是学界已知的《罗谱》唯一版本，闽图本《罗谱》的发现则更新了这一认知，成为目前最早的《罗谱》汉文抄本。相对于其他晚期抄本和现代整理本，早期汉文抄本《蒙古家谱》更具有突出的版本价值。同时，此次发现的《蒙古家谱》抄本均有注释和大量随文批注，亦有独特的研究价值。原文发表于《民族研究》2023年第6期，注释和参考文献删去。引用请务必以期刊发表版本为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