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羲之《兰亭序》冯承素摹本前，“墨林秘玩”、“项墨林鉴赏章”、“天籁阁”、“子京所藏”、“项子京家珍藏”等，皆为项元汴的收藏印，数量之多堪比乾隆。
明代皇家收藏不力，国库管理相当混乱，掌权的皇亲国戚和宦官们利用职权大量侵吞国藏，将内府所藏成箱偷运出宫以谋私利，其嚣张程度可谓肆无忌惮。这样就使得皇室所藏传世珍宝大量流失，有相当数量的国宝流入民间，加之商品经济的发展，由此引发了收藏之风的鼎盛。在江南富庶的地区，收藏家辈出，有华夏、王世贞、项元汴、文征明、董其昌等大家。
在这几位明人收藏家当中，最重要的莫过于富甲一方的收藏巨擘项元汴家族，其收藏的历代书画名迹和古玩数不胜数。现在我们在许多价值连城的画卷和法书上，经常能见到盖有“项子京珍藏”、“项元汴印”、“天籁阁墨林”或“天籁阁”之类的收藏印。可以言之，当今存世顶级书画珍品上的收藏印，除了清朝皇帝，就数他的印记最多。其收藏明代及以前的中国书画数量之大、价值之巨，令人惊叹。据同时代文献《五杂姐》记载：“项氏所藏如顾恺之《女史箴图》等，不知其数，观者累月不能尽也。不惜重货以购，故江南故家宝藏皆入其手。”项元汴把贮藏金石书画的地方名曰“天籁阁”，据传因得古琴“天籁”而命名。
那么，这个项元汴到底是何人？那些皇冠明珠一般的稀世之宝，是通过哪种方式进入其囊中的？他对于那么多的藏品是如何管理鉴定，而藏品最后又流向何处呢？
家族背景与鉴藏网络
项元汴（1525—1590），字子京，号墨林山人、又号香岩居士、退密斋主人等，秀水（今浙江嘉兴）人，出身名门望族世家，是明代卓越的收藏家。据传此人“好古博雅，精于鉴赏。嗜古人法书如嗜饮食，每得奇书，不复论价，故东南名迹多归之”。项氏能够成为明代晚期民间收藏的巨擘，绝非凌空出世，而是有着不同寻常的家庭背景。其祖辈在经济、文化、道德等各方面的积累，为他在收藏界的地位准备了充足条件。
这个家族重视诗书传家，以及传统儒学的经典教育。先人在遗训中强调“有子有孙者不教之读即教之”。因此在项氏家族中，中举人十三人，中进士十一人。始祖项晋官至大理寺评事，因护驾至江南，得到皇帝的赏识。从项晋到项笃寿，这个家族代代出高官，并官运亨通，项父项锉就官至南京吏部郎中。如此，像一张珊瑚网，构成了庞大而兴旺的家族势力，从而保证了这个家族得以绵延不断的重要因素。同时也正由于自身书香门第的家庭氛围，在晚明书画收藏繁盛的时代大背景下，他们积极投身于鉴藏活动，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项元汴收藏印若干
除开先人在政治上取得的赫赫功名外，这个家族的经济实力也很雄厚，亦为项元汴日后收藏奠定了坚实的经济基础。其父（项栓）重视财富积累，从不胡乱挥霍：“凡富人，无不蹈纵绮、盈珍食、连车骑、广田宅、态维便者。公衣恒大布，膳不兼羞，曰无暴珍也。”布衣素食，勤俭持家，且十分注重收藏，史载：“柳公权小楷度人经一、李蒲汀本，初疑经生书，细观年月题名，字字不苟，佳品也。别本云，项吏部（项锉）所藏，名迹也，亦曾摹刻停云馆帖中。”项穆也是“轻财好施，置义田四百二十亩捐郡学及嘉兴、秀水、嘉善三学，贩诸生之贫者”。然其兄项笃寿更是喜好收藏，朱彝尊在《曝书亭集》说他：“中嘉靖壬戌进士，入词林。性好藏书，见秘籍令小青传抄，储之舍北万卷楼。其季弟子京以善生产富，能鉴别古人金石书画文玩物，所居天籁阁，坐质库估价，海内珍异，十九多归之。”由此可见，项氏家族其实从项锉辈就开始了收藏活动。
项家积财的特点是多聚金银古玩，少置田地房产，项元汴更是把这一点发挥到极致。从小受其父影响，十分善于理财。开源方面，项除了继承家业以钱生钱外，亦大规模地从事书画古玩等艺术品的买卖。从十六岁开始投身于收藏活动，既获暴利，又沾风雅，并以此为毕生之业。由于家藏书画既多，熏陶日久，自然精通书画，其山水醉心于“元四家”的黄公望及倪瓒，画风温醇疏秀，颇有雅逸之风。同时兼工花卉、墨竹梅兰，是当时的名家。除了家庭背景之外，项元汴鉴藏活动后面，有着一张庞大的复杂网络，使其终成为一代收藏名家。其间有职业古董商，也有和他一样的职业收藏家，还有僧人及装裱匠。在鉴藏之风盛行的明代，许多甚至地位卑微的文人，也或多或少都拥有几件藏品，从而构成了一个艺术鉴藏的圈子。
项氏与文征明的交往时间并不长，但却受益匪浅。他一生对文征明很尊重，并且推重有加。但文征明毕竟比他大五十多岁，文的后人与项的交往更多地见于史籍，如文嘉、文彭父子。文氏二兄弟与项元汴的关系已为大家所熟知，他们经常性充当项氏的顾问。据《文三桥与墨林十九札》写道：“古人之笔大概以简帖为胜者，以其不经意中耳。文敏书要如此卷长篇者亦少，不在题跋之有无也。大抵古人佳卷不甚经意留在人家，所以只有题名者甚多。彭敬复。”这是文彭通过信札给项氏对藏品提出的细致建议和指导。同时，文彭还积极地给项氏出主意如何利用藏品牟利：四体千文佳甚，若分作四本，每本可值十两。其文赋因纸欠佳，故行笔涩滞，虽非佳品，然亦可刻者也。明后日诣宅赏阅也。草草奉复，不次。彭顿首，墨林尊兄。
在项氏鉴藏网络中，鉴藏家之间的交往时常会进行藏品的买卖，互通有无。《詹东图玄览编》中说：“其一本则文寿承于都下买得，数年后以七十金售与项元沛，即予前所见者是己。”另外，《珊瑚网》也有相关的记载：“《张贞居杂诗册》，此册今藏余家，向从文衡山处得之。元汴。”由此可见两家存有藏品买卖关系。此外在与华夏的交往中，也有关于藏品交换的论述。华夏作为当时有名的鉴赏家，与项元汴交情颇深。1560年春天，项35岁时，曾以五十金从华氏手中购得元虞集书“虞允文诛蚊赋卷”。后来他又以银八十两向华夏买到宋黄筌的“柳塘聚禽图卷”。可见他们交住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要进行藏品买卖，并从中获利。
不仅如此，项元汴的亲哥项笃寿也曾协助收集藏品，有时还花重金购买后赠予他。如《虞雍公诛蚊赋刻石疏》就是这样来的：“此帖今藏余家，往在无锡荡口得于华氏中甫处。少溪家兄（项笃寿）重购见贻之物。元汴。”
项氏和僧人来往密切，他们通过藏品而相互结识。智舷在诗集《黄叶庵集》中曾回忆去项家所见到的情况：“项子京家藏王孟端江山万里图一卷，长四丈，余尝见之，真希世之宝也。”以藏品结缘，项元汴与智舷结下深厚友谊。有时他们也会举办各种集会活动，李培在《祭墨林先生文》中如此说：“座上客常满，而衲子居半，无日不憩息于梵林，至或酣睡于香积，若不知有家也。”可见项氏与方外往来密切。这里提到的梵林便是他的居住地，项曾画过它。现藏南京博物院的《梵林图》，是他现存作品中的一件佳作。该作品系纸本设色，据项跋尾，创作于诸友双树楼雅集之时：“余之拙笔固不足以起时目，僧主当存之箧笥，以俟后之名人词翰品题。余楮切不可委诸俗陋，使有续貂之叹。”这十分清楚地表明是赠送僧友。
项元汴自跋《梵林图》，该段跋文云：“经声时起振空山，花雨霏霏双树间。满座凉飑清佛境，一庭黄叶闭禅关。”又题：“右双树楼闲集，限间字韵，作梵林图，并为之图以赠云。”余纸复题：“余之拙笔固不足以起时目，僧主当存之箧笥，以俟后之名人词翰品题。余楮切不可委诸俗陋，使有续貂之叹。”
此外，装裱师也参与到项氏的鉴藏网络中来。王复元是在项家从事书画装裱工作，有时亦为他收集字画，目的是换得金钱，他平日“每独行阅市，遇奇物佳玩与缣素之迹，即潜购之”。而陈继儒也曾说道：“赵子昂亭林碑，其真迹曾粘村民屋壁上，王野宾买之以转售项氏。”王复元生活放荡，又较为拮据，李日华说他与豪贵易金钱时，经常“资未尽不轻鬻一物也”。然替项元汴收罗古物，他可以完全不必有上述担心。
艺术品收藏与来源方式
项元汴艺术品收藏的数量在当时可谓首屈一指。其“所藏古器物图书，甲于江南，客至相与品鹭鉴足，穷日忘倦”。在明朝一代私家收藏中堪称巨擎。曾有人将项氏与同时代的文坛巨匠、藏书家王世贞相比：王氏小酉馆藏书三万，其尔雅楼所藏宋版更是名闻天下。但时人以为“不及墨林远矣”。项元汴收藏之丰，亦由此可见。
虽然项的“天籁阁”藏品丰富，却也并非兼收并蓄，盲目收集。其毕生所收，多为世间精品。我们可以通过时人陈眉公《书画史》略窥一二：“项希宪家藏王晋卿瀛山图细卷着色、小米云山卷，赵千里丹青三昧卷、陈居中画胡笳十八拍卷、倪瓒留昌言高尚书堂戏写此图赋赠，沈石田水墨三桧卷，文征仲云山卷，仇英仿宋人花鸟山水画册一百幅。”可知其收藏的规模，且所藏书画大都是历代书画的精品名迹，曾收藏有顾恺之的《洛神赋图》，据董其昌《画禅室随笔》说：“大令洛神赋真迹，元时犹在赵子昂家，今虽宋榻不复见矣。今日见此四行亦唐摹冷金旧迹，在李项氏。”
事实上，项氏所藏的名迹还有很多，如：韩斡的《照夜白图》、赵孟頫的《鹊华秋色图》、《二羊图》，李唐的《采薇图》、韩滉的《五牛图》、钱选的《浮玉山居图》、王羲之的《行楷书千字文》、米芾的《清和帖》、怀素的《苦笋帖》、王蒙的《葛稚川移居图》和《花溪渔隐图》、仇英的《桃树草堂图》等等。项元汴在这些众多名迹上钤盖多方收藏印及标写价格，这种方式就曾遭致清代姜绍书的讥讽，在其《韵石斋笔谈》中称：“以明珠精锣聘得丽人，而虞其它适，则黯面记之。抑且遍黔其体无完肤，较蒙不洁之西子，更为酷烈矣。”认为他的举措破坏了书画名迹的原貌，并让书画作品犹如帐册。但我们从中或许可以发现，项氏不仅是位收藏家，更是一位古董商人。许多藏品作为商品买卖，随进随出，并记录价格以便利润的统计。
然而，以上这些仅仅是其天籁阁收藏的千分之一，这些藏品在明代时就十分罕见。随着藏品的不断增多，稀世名画的陆续注入，项氏的鉴赏水平亦与日俱进，天籁阁声名日隆，蜚声海内外，引得风雅之士纷纷慕名来到嘉兴求访，登瞻阁楼，以观赏珍玩名画为荣。他“所与交游皆风韵名流，翰墨时望”。如明代江南四才子的书画，项也经常购买；明代大画家仇英曾为他高价定制画作；作为明代流派印章的开山祖的文征明长子文寿承，为其刻印；陈淳为写意花鸟画宗师，曾教项元汴绘画；大书法家董其昌年轻在项家当过家庭教师。因此，就明朝当时的名家之作，项氏收藏就有得天独厚的条件。
除法书名画之外，项元汴其它的稀世之宝收藏亦颇多。其藏品种类还包括瓷器、紫砂器、彝器、印鉴、书籍、古砚等。此外还有书案手札、古琴、精致香几、小盒等也是其所着力收集的对象。如汪珂玉《珊瑚网》载：“张雩寮正书金刚般若及波罗密经跋。项子京所藏。”项还曾撰有《宣炉博论》，并亲自为宣德鼎彝谱跋文近二千字。可见其属于杂项收藏家，且兴趣广泛，收藏的种类繁多，是古玩与时玩的典型。故姜绍书《韵石斋笔谈》说他：“购求法书名画及鼎彝奇器，三吴真秘，归之如流。”足见天籁阁所藏种类之繁。那么，项元汴如此多的藏品又是通过何种方式得来的呢？
其时明代民间的艺术品市场己基本形成，古玩买卖十分活跃，项氏的藏品来源主要有现金购买、友情馈赠、委托代购、利用当铺占有抵押品等方式进行。
在晚明，现金购买艺术品十分普遍，这是项氏收集藏品最主要的来源。他曾以重资从别的藏家手中购得晋代王羲之《此事贴》，并记录此卷“用价五十金得于无锡安氏，定价三百金”；另外，其家藏王羲之《每思帖》，即从安国处购买，项氏如实记载道：“晋右将军王羲之每思帖，墨林主人项元汴用价五十金得于无锡安氏，时隆庆三年八月朔日。”除了他人手上购买外，项亦经常去艺术品市场上购买。明代中晚期，经济文化繁荣昌盛，当时的古玩艺术品市场己初具规模，不仅有固定的商铺，而且还有集市性的设摊交易。当时交易藏品的固定商铺多称誓古肆、古董铺。李日华在《味水轩日记》中，曾记杭州六桥的一家誓古肆，除出售书画玩器外，也有“短松瘦柏、蒲草棘枝等盆玩”出售。《戒庵老人漫笔》记载，苏州有一骨董商名金克和，将古玩铺开在俞尚书士悦家对门。因此项元汴的很多的艺术品，也经常是在这些市场店铺中购买得来的。
另外，项氏也会委托他人代为收购自己喜欢的藏品。据《石渠宝笈》续记载项元汴的题跋：“赵孟頫书苏轼烟江叠嶂图诗，沈周、文征明补图，明嘉靖三十八年（一五五九年）春二月于购钱塘丁氏。”由此跋文知项元汴收藏品中，也有托别人买文家的作品或收藏品的情况。
这时期，接受馈赠亦是项氏藏品来源的方式之一。这些藏家们在相互交往中建立起深厚友谊，在此基础上互通有无，关系越来越密切。他们不但在鉴赏和技艺上互相切磋，还经常将自己的作品赠予对方，有时甚至还将自家珍藏慷慨相赠。项氏经常邀请藏家们去他家做客，同时也获得不少佳作，通过接受馈赠的方式收集了不少藏品。文征明曾应项之邀，为其以小楷书《古诗十九首》和陶渊明的《田园诗》四首合册相赠。53岁生日（1578年）时，文嘉为表庆贺，画《山水图》相赠。另外，《石渠宝笈》中记载了项氏与天一阁的主人范钦交往甚密，馈赠书籍、法书也是常有的事情。范钦与项元汴交好，两人常聚在一起鉴赏交流。项氏所藏的《宋太宗手敕蔡行中书省事》即得于范钦，并对此有载，项元汴记语云：“宋太宗手敕蔡行中书省事，明嘉靖四十一年秋八月得于郸中范氏。墨林项元汴家藏。”
项氏还利用当铺占有抵押品。其天籁阁不但是珍藏的处所，同时也作为书画古玩、金银器物的典当商铺之用。正如《书万岁通天帖旧事》中说他：“以善治生产富，能鉴别古人书画。所居天籁阁，坐质库估价。”《詹东图玄览编》中也有关于这方面的记载:“项氏获见汝修原本，其拓蝉翅纸，用白麻，并如新。但字模糊，或拓法之未精也。……汝修上全部以此质项元汴家，余于万历丙子十一月北上，从钱唐放舟过其见之。”可见项元汴所藏的这幅“兰亭序”。
书画的鉴定管理与流散
项元汴不仅是名播东南的收藏家，而且也是富于鉴赏的鉴定家。詹景凤《东图玄览编》载：“项（元汴）因谓余：今天下谁具双眼者？……唯文征仲（明）具双眼，则死已久；今天下谁具双眼者？意欲我以双眼称之。而我顾徐，徐答曰：四海九州岛如此广，天下人如彼众，走未能尽见，天下贤俊，乌能尽识天下之眼？项因言：今天下具眼，唯足下与汴耳。余笑曰：卿眼自佳，乃走则不忍谓己独有双眼，亦不敢谓人尽无双眼。”这段话道出项元汴的鉴赏眼力非同一般。
并且，项氏能够明察秋毫，从细节末节处鉴别真伪。郁逢庆《续书画题跋记》写道项元汴有一次见到一幅王右军（王羲之）的《二谢帖》，上面密密麻麻题了十多位宋人的题识，看来必是真品。然而项公题曰：“此右军二谢帖，结构疏缓，纸弊黑渝，了无晋人风度，追后人膺本。宋诸公之题俱佳，恐非原帖。”项能一眼觉察书画的真弊，并提出有力的证据，显示了非凡的学识功底。
尽管鉴定水平十分精湛，但项氏还就会请人掌眼，即“每遇宋刻，即邀文氏二承鉴之，故藏书皆精妙绝伦。”像上文提到的文彭与文嘉，在项每购得秘本后，还常邀他们前来鉴定真伪，如在一封项的回信中说：“二卷价虽高，而皆名笔。补之梅花尤吴中所慕者，收之不为过也。所谓自适其乐，何待人言。……珍感珍感。彭顿首。墨林尊兄。”这是项氏看中作品后，嫌价格太高，犹豫未定，于是请文彭帮忙定夺，从而保证了藏品的质量。毕竟当时作伪的手段很多，史料记载：“吴门新都诸市古董者，如幻人之化黄龙，如板桥三娘子之变驴，又如宜君县夷民改换人肢体面目。”当时一些颇为知名的收藏家如文征明、董其昌也参与制假。因此，项元汴的许多藏品都可能经过文彭等人的鉴定，大量画迹上都有文氏兄弟题跋，如嘉靖三十八年己未（1559年），文彭在《怀素书老子清静经卷》跋曰：“笔法高古，其为真迹无疑……”上有项元汴印章一百余方，可证为项氏所藏。
对于收藏如此丰富书画精品的项元汴，他又是如何管理这些藏品的呢？
项氏对书画的管理是相当细致的，并十分重视书画的装裱工作，曾安排专人负责。在《文彭致项元汴信札二十通》中，就有文彭曾经介绍一汤姓工匠到项氏处的记载：“汤淮之艺犹有乃父遗风，中等生活可发与装演，幸勿孤其远来之望也。”对藏品的装裱是对其保存的重要手段，所以历代收藏家都很重视藏品的装裱工作。面对如此浩瀚的藏品，项还采用了《千字文》编号来管理。从现存其所藏书画中发现有“艺”、“真”、“讥”、“宠”等字样，可知当年书画藏品是以《千字文》里面特定字来命名和管理的，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其收藏之富。
项元汴题：
神龙珍秘
唐宋元明名公题
漆字号
唐中宗朝冯承素奉敕摹晋右军将军王羲之兰亭禊帖
明万历丁丑孟秋七月墨林山人项元汴家藏真赏
原价五百五十金
不仅如此，项元汴在收藏书画过程中，还注意到了对书画的具体保护，并把保护措施在交游赏鉴过程中得以推广：“唐宋人书画，不可日色中展玩，多至损坏，即微有蒸湿，只须风日晴美时，案头舒卷亦得。”他也曾提出过如何保护唐宋小画：“凡唐宋名笔，除大幅长卷不论，其零星妙迹最宜作册，予展玩即便，增添抡选，兼免整折翎损之患，亦好古者所当知也。”
即使管理得当，但藏品毕竟是有聚有散，项氏的藏品在他临终前，将其平生所藏的古书画及其古器物，分给了他的六个儿子。极小的部分后来传给了项圣谟、项子昆等孙子辈的手中。如曾被项元汴称为“法书墨迹第一卷”的《怀素自叙帖》，最后却让“程季白以千金得之，寻归姚汉臣”。
然而，这些项元汴倾几代家产、毕生之力经营的“天籁阁”藏品，最终于顺治初年被清军千夫长汪六水劫掠。据姜绍书《韵石斋笔谈》记载：“乙酉岁（1645年），（清军）大兵至嘉禾，项氏累世之藏，尽为千夫长汪六水所掠，荡然无遗。讵非枉作千年计乎？物之尤者，应如烟云过眼观可也。”项家宅院在战火中受毁惨重，家族成员也在战乱中流离凋零，贫困潦倒，国破家亡。当时的情景正如项圣谟题《后招隐卷》自述：“明年（1645年）夏，自江以南，兵民溃散，戎马交驰。于闰六月廿有六日，禾城（嘉兴）既陷，劫灰熏天，余仅孑身负母并妻子远窜，而家破矣。”
这些珍贵的典籍和字画，除一部分散落民间外，大都被存入了清廷内府。然这对于私人收藏家而言未尝不是一件好事，正如时人记载的那样：“沧桑后，书画满市。”这些藏品大部分价格较低，使得诸多私人藏家纷纷购买，如清初大藏家孙承泽所言：“近众旧内，得名画以数百计，序时代以递阅之。”
原标题为《明代收藏巨擘项元汴的书画帝国》本文略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