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雍乾年間羅密初纂、博清額續纂的《蒙古家譜》是研究蒙古史的重要史籍，學界通常認為存世有五種漢文抄本、兩種蒙古文抄本。福建省圖書館藏兩卷本羅密編纂《蒙古博爾濟錦氏族譜》和中國社會科學院藏三卷本博清額續纂《蒙古博爾濟吉忒氏族譜》兩種漢文足本，以往學界未曾關注和利用，從版本及内容看，均具有突出的文獻價值。通過避諱資訊、版本比勘等方式考察可知，閩圖藏本、社科院藏本成書于清代乾嘉時期，成書年代早于目前所知版本，更接近原本。此次發現的《蒙古家譜》漢文抄本還附有注釋和大量随文批注，對文中所涉人名、地名、年代等相關内容進行必要的補充說明，彌足珍貴。此外，利用一手文獻檔案可深入挖掘《蒙古家譜》作者羅密、博清額生平履曆中的更多曆史細節。清代雍正年間喀喇沁人羅密編纂的《蒙古博爾濟錦氏族譜》是研究蒙古史的重要史籍，德國學者海西希認為：“（《蒙古家譜》）是詳細補充十七世紀蒙古各種編年史的富有啟發性的重要史料，它使國際蒙古學界對蒙文文獻研究發生了極大興趣。”此後，博清額又在《羅譜》基礎上增纂内容，于乾隆四十六年（1783）完成，題名為《蒙古博爾濟吉忒氏族譜》，學界一般把《蒙古博爾濟錦氏族譜》《蒙古博爾濟吉忒氏族譜》統稱為《蒙古家譜》。關于《蒙古家譜》的存世版本及源流關系，海内外學者如德國海西希、美國鮑登、日本岡田英弘，以及中國學者韓儒林、黃彰健、王锺翰、納古單夫、杜家骥等均作過探讨。目前學界通常認為《蒙古家譜》存世有五種漢文抄本，兩種蒙古文抄本。五種漢文抄本分别為中國第一曆史檔案館藏地昌1937年校錄抄寫的羅密纂《蒙古博爾濟錦氏族譜》（有江瀚、奉寬跋文），以及分别由内蒙古圖書館、内蒙古社會科學院、中國國家圖書館（分别有一卷和兩卷殘本）所藏博清額續纂《蒙古博爾濟吉忒氏族譜》漢文抄本。其中，一史館藏本以往被視為目前已知唯一留存于世的羅密本《蒙古家譜》，整理本于1996年分兩期公布于《曆史檔案》，引起海内外學界的高度關注；内蒙古圖書館藏本的點校本附于朱風、賈敬顔所編《漢譯蒙古黃金史綱》，是《博譜》研究中利用較多的版本。蒙古文抄本有兩種，其一為“威斯巴登本”，是無名氏于道光十九年（1839）所譯蒙古文本，1957年在威斯巴登《格延根亞洲研究》以《蒙古博爾濟吉忒氏族譜》題名影印發表。其二為“呼和浩特本”，這一蒙古文抄本1956年由墨爾根巴特爾從内蒙古哲裡木民間征得，名為《蒙古世系譜》，原抄本目前已散失，内蒙古社會科學院目前僅存有一種複抄本，文字訛謬較多。事實上，目前存留于世的漢文《蒙古家譜》不僅限于上述五種版本。早在1989年，王锺翰《蒙古世系譜作者及其他》一文就斷言：“《家譜》不同鈔本之多，流傳古今中外，絕不止此數，異日或别有發見，亦未可知。”筆者查考發現，福建省圖書館藏兩卷本《蒙古博爾濟錦氏族譜》（下文簡稱《羅譜》）和中國社科院曆史所藏三卷本博清額增纂本《蒙古博爾濟吉忒氏族譜》（下文簡稱《博譜》），學界此前均未提及和利用，具有突出的版本價值。另外，此次發現的兩種《蒙古家譜》抄本附有注釋和大量随文批注，備述史載譯名異同及人物履曆。本文拟揭示新見兩種《蒙古家譜》版本和内容，利用避諱資訊對抄本的成書時間進行考察，比勘各個版本的異同之處，呈現其價值所在，同時利用檔案文獻對初纂者羅密、續纂者博清額的履曆進行稽考。一、新見《蒙古家譜》漢文抄本的内容及其價值現存《羅譜》系統《蒙古家譜》僅有兩種版本：一是此次新發現的福建圖書館所藏漢文抄本（以下簡稱“閩圖本《羅譜》”），卷首有羅密《蒙古博爾濟錦氏族譜序》，共計兩冊，分為上下兩卷，墨筆抄寫，行間多有批注，凡遇“太祖”“聖祖”“列聖”等字均擡寫；二是中國第一曆史檔案館藏地昌1937年漢文抄本（以下簡稱“一史館本《羅譜》”）。因一史館本《羅譜》較早整理刊布，為學界廣泛使用。但需要注意的是，這個版本系民國時期傳抄本，形成時間較晚，閩圖本《羅譜》的發現則彌補了這一缺憾，其是目前所知《羅譜》的最早漢文抄本。閩圖本《羅譜》成書于何時呢？通過考察這一抄本的避諱情況，可以判斷其成書年代。清朝實施嚴格的皇帝禦名避諱制度，書中文字不得直書皇帝禦名，具體的避諱方式主要為代字、缺筆、改寫筆畫，如康熙帝禦名“玄烨”，上一字“玄”多采取缺末筆避寫或者改“玄”為“元”等字的方式。利用書籍中皇帝禦名避諱情況可幫助判斷該書的成書時間。查閩圖本《羅譜》凡遇康熙帝、乾隆帝禦名中的首字“玄”“弘”字皆避諱，而遇道光帝禦名“旻甯”中的“甯”字則不避諱。具體而言，閩圖本對于“玄”“弘”字采取改字的方式避諱。如《蒙古博爾濟錦氏族譜》上卷“元太祖清機思汗忒木津”條：“先是，汗父伊蘇格巴圖魯，欲兼并諸國。其讨他他爾國也，執其主忒木津以歸。至窪南河，生汗，因名汗曰忒木津。汗生七日，有玄鳥自海中出，集于玄石，長鳴者三晝夜。”閩圖本改“玄”為“元”，作“元鳥”“元石”。又如“太宗窩闊台汗”條：“汗為清機思汗第三子，弘吉喇忒哈吞所生。”閩圖本将“弘”字改為“宏”，作“宏吉喇忒哈吞”。閩圖本《羅譜》全書多次出現“甯”字，如《羅密序》“子孫遞及至林丹胡土克圖汗，國紀傾頹，所部之衆各離叛分析，未有甯宇”，“成宗額爾濟圖帖木爾汗”條“賜各部落金鈔，如安西王阿難答受二十萬錠，甯遠王闊闊受六萬錠是也”，均未避道光帝名諱。據此可以判斷，閩圖本應該抄成于清代乾嘉時期。羅密完成初纂本的時間是雍正十三年（1735），就成書年代而言，閩圖本《羅譜》更接近于原書。書籍在傳抄過程中極易産生文字歧誤。如前所論，閩圖本成書于乾嘉時期，一史館本則抄成于民國時期的1937年，一史館本之成書遠晚于閩圖本。校勘可知，一史館本在傳抄過程中出現了諸多明顯的文字訛誤。這些訛誤，有些與所載史實準确與否有很大關系。如一史館本“厄爾白克你古勒蘇克漆汗”條下作“汗在位十六”，閩圖本則作“汗在位六年”。揆諸史實，厄爾白克你古勒蘇克漆汗即奇渥溫額勒伯克汗（1361-1399），可汗脫古思帖木兒之子，洪武二十六年（1393）繼承汗位，建文元年（1399）被殺。《欽定蒙古源流》卷5載：“額勒伯克汗癸酉年即位，在位七年。”閩圖本“在位六年”的表述接近于《蒙古源流》所載，而一史館本所言在位十六年的說法距史實甚遠。又如一史館本記載武宗“至元十八年七月初九日生”，閩圖本作“七月十九日”。據《元史》記載，武宗生于至元十八年（1281）七月十九日，可見閩圖本記載更為準确。此外，一史館本脫字數處，而閩圖本不脫。如“元太祖清機思汗忒木津”條，一史館本作“其奇勳偉績甚多，時論以劄噶爾窪爾帝美之，谥法曰：天啟”。這裡的脫字現象，1937年奉寬校錄時就已經發現，是以特加按語說明，“‘美之’以下當有誤句”，整理者以《博譜》補字。而查閩圖本原無脫字，作“谥曰法天啟聖，不亦宜乎？”與《博譜》文字表述相同。如“甯宗林親巴爾汗”條，一史館本作“在位。谥沖聖嗣孝皇帝，廟号甯宗”。“在位”之後明顯有脫字，閩圖本作“在位五月崩，年七歲。葬起辇谷。谥沖聖嗣孝皇帝，廟号甯宗”，語意完整。又如“順宗拖歡忒睦爾烏哈哈圖汗”條，一史館本作：“明洪汗之世，災異疊見，饑謹洊臻，盜賊蜂起。”“明洪汗”之後有脫字。閩圖本作“明洪武以汗知命退避，加号曰順帝。汗之世，災異疊見，饑謹洊臻，盜賊蜂起”，并無脫字。又如“憲宗孟克汗”條，一史館本作“以皇孫失烈門固在”，中間脫去數字，含混不清。閩圖本則作：“議者又以為窩闊台汗嘗有命，以皇孫失烈門為嗣，今失烈門固在，安得置之？”可見原文并無脫字。在很長一段時間内，一史館本是學術界所了解和利用的唯一一部《羅譜》。但因其傳抄時間較晚，在成書過程中出現不少文字訛誤，一定程度上影響了相關研究結論。杜家骥曾以《曆史檔案》所刊布的一史館本《羅譜》與内蒙古本《博譜》進行比較，揭示《博譜》對《羅譜》的改動之處，同時提及：“因‘内蒙刊印本’《博譜》與《曆史檔案》所刊《羅譜》均經印刷，以前還經抄錄，是以某些錯誤究竟是原作之誤，還是以後環節所緻，均需再考。”重新核查兩種版本之間的文字差異，可更新我們的相關認識。如杜家骥指出《博譜》将“蒙古始祖之‘複用儉樸’改為‘服用儉樸’正确”。查閩圖本《羅譜》已作“服用儉樸”。又如《博譜》将“緣發”改正為“綠發”，“大恕”改正為“大怒”，實際上閩圖本原已作“綠發”“大怒”。可見此類問題為一史館本傳抄過程中失誤所緻，而非《博譜》對《羅譜》訛誤的改正。此次新獲見的中國社科院曆史所藏《博譜》為三卷足本，卷首為羅密雍正十三年八月初一日所作《蒙古博爾濟吉忒氏族譜序》，後接乾隆四十六年續纂者博清額序。該漢文抄本分裝為三冊，第一冊為《蒙古家譜》上卷，第二冊為《蒙古家譜》下卷，第三冊為《蒙古世譜圖考》一卷。全書以漢文墨筆抄寫，《蒙古家譜》上下卷行間朱筆批注文字較多。凡遇“玄”“弘”皇帝禦名均采取缺末筆的方式避諱，但不避“甯”字，可以判斷該漢文抄本形成于乾嘉時期。除了曆史所本，《博譜》系統還有如下版本：其一，内蒙古圖書館藏清抄本三冊，1956年購于北京書肆，該抄本第一冊題名《蒙古博爾濟吉忒氏族譜》，分上下兩卷，第二冊題名《蒙古世譜圖考》，第三冊題名《格勒博羅特譜傳》,系博清額纂《蒙古世譜圖考》之續編。其二，中國國家圖書館藏兩卷殘本，内題《蒙古家譜》，《北京圖書館藏家譜叢刊·民族卷》第一冊據以影印。可見《博譜》現存版本較多，目前學界使用較多的是朱風、賈敬顔于1985年出版的整理本，該本據内蒙古圖書館藏本整理而來，而國圖本已影印行世，使我們得以比較各個版本間的異同。比勘可知，同為《博譜》，曆史所本、内蒙古本和國圖本三個版本之間存在一些文字差異。總體來看，内蒙古本與曆史所本之間差異較多，國圖本與曆史所本差異極少。值得注意的一個現象是，曆史所本與内蒙古本之間出現的文字差異，部分與《羅譜》相同。如内蒙古本羅密序作“是又餘之所厚望也矣”，曆史所本作“是又餘之所厚望也夫”，與《羅譜》相同；“賽音烏遮克齊汗”條，内蒙古本作“次曰察漢衣德格圖”，而曆史所本作“次曰察汗衣德格圖”，與《羅譜》相同。甚至《羅譜》原本有誤，内蒙古本予以改正，而曆史所本仍沿其舊。如“憲宗孟克汗”條，《羅譜》作“失烈門既至，速孛裡等有怨望語，谪而锢之”。内蒙古本改“速孛裡”為“也速、孛裡”，而曆史所本與《羅譜》相同。又如，“武宗庫魯克海山汗”條《羅譜》作“诏代甯遠王闊闊出軍于北邊”。根據《元史》記載，甯遠王名“闊闊出”。《羅譜》誤作“闊闊”，曆史所本同《羅譜》。事實上，兩個版本之間的文字差異，有曆史所本勝于内蒙古本者。如曆史所本“太嵩汗”條作：“伊拉朱巴顔以為威勒忒裔也，留之，且善撫焉。”此條“裔”字，内蒙古本作“商”字。實際上曆史所本不誤，作“裔”字，應該是内蒙古本抄寫或者整理過程中産生的錯誤。如“太宗窩闊台汗”條曆史所本作“高麗國王王以其族子入質求和”,内蒙古本則作“高麗國王以其族子入質求和”。考之《元史》，作“高麗國王王以族子綧入質”，是以内蒙古本脫一“王”字。又如，内蒙古本“中書省”多誤作“中書者”，而曆史所本不誤。曆史所本也存在個别訛誤之處。如“丞相”誤作“承相”，“大紮撒”誤作“大紮撤”等。又如《羅譜》“太松汗”條記載厄僧孤身忍饑逃竄，到布庫蘇爾孫之家求飲解渴，布庫蘇爾孫之妻謂其子曰：“此人舉動似厄僧，父仇也，女其圖之！”其中“父仇也”，内蒙古本改作“我夫仇也”，文意上并無不妥之處。但曆史所本則作“我父仇也”，文意則完全不同，可見是曆史所本抄寫有誤。國圖本為殘本，檢核發現該本卷首羅密序前兩頁用紙為有界欄稿紙，與其他頁面無界欄稿紙顯著不同，顯系後來補抄，而下卷漏抄達延汗第八子格勒三紮後裔等一大段内容，最末一句僅有“乾隆四十六年秋八月裔”，查曆史所本完整語句為“乾隆四十六年秋八月裔孫博清額重纂”。學者認為“此《博譜》不是博清額最早之作，而是後人複抄本”，是準确的判斷。比勘發現，曆史所本與國圖本文字内容極為相近，國圖本應是從曆史所本轉抄而來。從文字差異看，凡曆史所本與内蒙古本不同之處，國圖本均與曆史所本相同。曆史所原本錯誤之處，國圖本沿襲之。如前文所述“我父仇也”，國圖本與之相同。又如明宗谥“翼獻景孝皇帝”，諸本均不誤，而曆史所本作“翼孝景孝皇帝”，國圖本相同。國圖本和曆史本孰先孰後呢？查“巴圖孟克大衍汗第六子”條，國圖本在該頁第5行脫“六”字，導緻末一字為“後”，與曆史所本末字“之”字不同。而國圖本第6行末字“奈”占了兩個字格，應是為了保持下文與曆史所本首尾字相同而進行的調整。另一方面，國圖本與曆史所本在文字上存在個别歧異，如“代”誤作“伐”，“北海”誤作“比海”，“鹹”誤作“成”，應是國圖本在傳抄時産生的錯誤。此外，曆史所本有大量行間批注，國圖本傳抄時缺漏了此類行間批注。前文比較了《羅譜》與《博譜》不同版本之間的文字異同。在厘清各版本關系和源流的基礎上，可對《羅譜》與《博譜》之間的差異進行比較。如“巴圖孟克大衍汗”條，《羅譜》作“房舍不得稱殿，稱宅”，《博譜》作“房舍不得稱殿宇”，此處《博譜》的改動反不如《羅譜》。又如，杜家骥指出：“内蒙刊印本《博譜》于最後一頁倒數第八行有缺文，賴《羅譜》始知是僅脫一‘助’字，但就憑這一‘助’字, 而得以了解一段重要史實：準部噶爾丹之弟多爾吉紮布曾‘助’紮薩克圖汗，而被土謝圖汗所殺，噶爾丹為其弟複仇，大破喀爾喀。”檢視曆史所本原文，其亦無“助”字，可見确是《博譜》之疏漏。二、兩種漢文抄本《蒙古家譜》批注文字考釋新見漢文《蒙古家譜》版本的突出價值之一在于為我們提供了抄本批注的諸多細節，可以更新以往認識的不足之處。1988年，納古單夫發表《〈蒙古博爾濟吉忒氏族譜〉之作者及版本》一文較早注意到内蒙古圖書館藏清抄本第一冊《蒙古博爾濟吉忒氏族譜》附有随文批注，并認為這是博本的重要貢獻之一：“全書由博清額以《蒙古秘史》、《元史》、《辍耕錄》、《八旗通志》等所載人名、地名、年代硃批注其行間，并在若幹處作了精練的注釋。這是博清額重纂本的重要貢獻之一。”其後，納古單夫1996年發表《關于〈蒙古博爾濟吉忒氏族譜〉之版本》也有類似表述：“全書由博清額參照《蒙古秘史》、《元史》、《八旗通志》等紅朱筆批注于行間，并在若幹處作了精煉的注釋。此類重要注釋，在漢籍有關文獻中是不備的，唯蒙古文文獻中記載明确。”這裡更加明确地說是“紅朱筆批注于行間”，但批注細節如何未作具體說明。從整理本看，内蒙古本批注僅存于《博譜》下卷而上卷并無批注文字，一史館本《羅譜》正文中并未出現随文批注。此次我們新發現的閩圖本《羅譜》和曆史所本《博譜》上下卷均有注釋和随文批注，為我們考察批注的作者和形成過程提供了重要線索。閩圖本羅密序首附有一條注釋：“錦根，清文有阿爾長短之分，故易誤，今世俗通譜，更有吉忒之别，未知何因而起，今既欽定，固不可改，惟我族人知其本源，可也。”這一關鍵注釋曆史所本等《博譜》系統均無。納古單夫認為《博譜》對成吉思汗陵寝的注釋“相傳真陵在布爾漢·噶爾丹之地。布爾漢·噶爾丹在哈爾哈之汗凹拉山，或曰在阿爾太汗山後，肯武汗山前，地名衣克·衣都克”，系博清額所作。考察閩圖本《羅譜》，發現這條注釋原本已存在，可知該條注釋并非博清額續纂時新增，而是羅密初纂本原有。至于行間大量朱筆批注，納古單夫認為是博清額所作，朱風、賈敬顔也持類似看法。《羅譜》批注集中于上卷，下卷僅有一條行間批注，即太松汗“博爾濟根氏”批注：“金根，清文易誤，當作金韻。”而《博譜》無此批注。通過對各個版本的對比，我們認為上卷大部分行間批注在博清額改訂之前就已經存在，且應是羅密本人所作。而博清額增纂之時，對部分批注進行了修改，下卷又仿照《羅譜》的做法，對增補的内容進行批注說明，補充了達延汗第六子阿爾楚博羅特、達延汗第九子格勒博羅特子孫後裔數十人的爵位、官職情況，特别是批注大量補充了博清額所在的明安家族後裔任職時間等準确資訊，時間晚至乾隆中後期。這些細節情況，外人不易了解，對本族情況了解甚多的博清額進行批注補充，正是其價值所在。我們擇取閩圖本和曆史所本的典型批注清單如下：
就上表所見，閩圖本和曆史所本批注内容主要依據《蒙古秘史》《元史》《辍耕錄》《八旗通志》等文獻記載對文中所涉人名、地名、年代等進行存異、補充。總體而言，二者批注内容大緻相同，但也存在此有彼無的現象，需加以辨明。
兩種漢文抄本批注異同之處可分為如下幾種情況：一是批注内容完全相同者，如史作博寒噶答黑、史作博合睹撒直、史作八林昔黑刺秃衣必畜、史未載、史作咩撚笃敦、史同、史作拜姓忽兒等，這類相同批注占比較高，且集中于上卷。二是閩圖本有而曆史所本無者，如閩圖本批注史作奇渥溫、史作昂灰等，而曆史所本無此批注，此類批注僅是個别現象，曆史所本基本沿襲了閩圖本的批注内容。三是閩圖本、曆史所本文字表述略有差異者，如史作脫本咩哩犍與史作脫奔咩哩犍、史作克烈部與史作克列部、史作幹灘河與史作澣難河、史作宏吉剌氏與史作弘吉剌氏、史作庫鐵烏阿喇裡與史作庫鐵烏阿剌裡、史作崩于紫檀殿與史作紫檀殿、史作宏吉剌氏與史作弘吉剌氏、史作碩德八剌與史作碩德八喇、史作愛猷識禮達獵與史作愛猷識禮達臘等。二者比較，閩圖本有表述更準确者，如閩圖本所注“史作崩于紫檀殿”較之于曆史所本所注“史作紫檀殿”，文意更加完整。四是閩圖本無而曆史所本有者，這類批注主要集中于下卷《博譜》增補部分。一方面補充了相關史實或譯音，如曆史所本批注史未載、機作衣韻讀、史作蒙哥、史作鐵穆耳、史作弘吉烈氏等。另一方面也大量增加了相關人物任官、休緻等履曆情況的簡要介紹。博清額乾隆四十六年自序所言：“今謹按《通志》年表，凡先人職官曆任，詳注原委，使後嗣子孫得知祖宗創業維難，子孫當思守成不易，以補羅公之不逮，亦不為不無小補也。”這些“先人職官曆任”批注當為博清額本人所補，“以補羅公之不逮”，這些補充為我們今天厘清蒙古黃金家族人物履曆提供了重要參考。例如，曆史所本巴圖孟克大衍汗長子圖魯博羅忒之後“鑲黃旗察哈爾台吉内大臣壽師忒”批注：“康熙十四年任，二十一年休。”巴圖孟克大衍汗第六子阿爾出博羅忒之後“鑲黃旗尚書阿拉尼”批注：“康熙二十二年任，二十九年休。”“侍郎綽可托”批注：“康熙四十年正月任，四十八年十二月休。”“内大臣步軍統領阿濟圖”批注：“雍正三年正月任，十年四月退。”尤為有價值者，曆史所本批注中出現了博清額本族人物的任官情況：《博譜》下卷巴圖孟克大衍汗第九子格勒博羅忒之後“世封烏魯特之隆諾音貝勒吳班”附有批注：“康熙九年五月初六日奉敕襲封。”“原封二等伯追贈一等恭誠侯貝勒明安”批注：“乾隆十五年七月三十日特旨贈。”“散秩大臣、廣州都統侯博清額”處，博清額本人作了批注：“乾隆四十八年二月初一日任，乾隆四十八年二月十四日由鑲黃旗漢軍副都統轉。”我們也由此獲知了《博譜》續纂者博清額真實可靠的履曆資訊。三、《蒙古家譜》作者羅密、博清額家世生平稽考海内外學界對《蒙古家譜》作者羅密、博清額的家世生平高度關注，并進行了諸多考察。由于資料的限制，二人履曆仍有諸多模糊之處。充分挖掘檔案文獻，可揭示《蒙古家譜》初纂者羅密和續纂者博清額生平的更多細節。查考發現，羅密在官書檔案中又作“羅米”，二者實為不同音譯。雍正二年十二月十一日總督直隸等處地方軍務兼理糧饷巡撫利瓦伊鈞奏請常德壽調補直隸布政使，雍正帝朱筆批注：“羅米保他較常德壽更好就是了，但雖未經外任，人品操守老成，到來一見，爾即知矣。目下要你推誠教導他，習學一半載間，是一個超群好布政司，你放心。”親自決定選派“羅米”出任直隸布政使，對其信任有加。《清世宗實錄》雍正二年十二月初十日條載：“以原任理藩院郎中羅密為直隸布政使司布政使。”《清代職官年表》亦載羅密于雍正二年十二月十日由原理藩院郎中授直隸布政使，可見這裡的“羅米”即羅密，二者同為一人。雍正帝對羅密操守人品給予高度評價，并有意加以栽培，這些評價文字非常值得注意。事實上，“羅密”與“羅米”在當時的官書中時常混用。如《清世宗起居注》載雍正六年十一月三十日谕旨：“庫棱地方修造廟宇，派學士班第、副都統羅米去，令伊等會同王丹津多爾濟商酌修造多倫諾爾地方修理廟宇。”《清世宗實錄》雍正六年十一月三十日則載：“命内閣學士班第、副都統羅密往庫倫地方，會同王丹津多爾濟修建廟宇。”兩則記載彼此對照可知，“羅米”為羅密之另一譯名。羅密自序《蒙古博爾濟錦氏族譜》時落款：“雍正十三年八月初一日都統裔孫羅密。”這裡自言“都統”，完成此書時羅密究竟是何旗都統，相關研究則存在偏頗之處。納古單夫據《八旗通志》等資料判斷：“羅密于雍正八年(1730)三月升鑲白旗都統，十年(1732)十一月被革；又于雍正十三年(1735)五月複授原職鑲白旗都統。是年八月十五日最後完成了他的巨著——《蒙古族譜》稿。”認為完稿時身份為“鑲白旗都統”。查宮中檔雍正朝滿文奏折，其中載有雍正十三年十一月二十六日羅密奏請勿枉勿縱審定被參核之人一折，落款職銜為“鑲紅旗蒙古都統”。《清世宗實錄》雍正十三年五月初四日亦載：“著副都統羅密補授鑲紅旗蒙古都統。”由此可見，從雍正十三年五月至同年十一月，羅密職銜一直是“鑲紅旗蒙古都統”，羅密完稿時落款“都統”，即指鑲紅旗蒙古都統而非鑲白旗都統。續纂者博清額生平履曆同樣仍有進一步拓展空間。杜家骥指出：“《博譜》的作者博清額，其身世資料也很少，一般隻能從其增纂的《博譜》中，述其為達延汗第九子後裔，高祖明安歸清，入正黃旗滿洲，本人曾官廣州都統，其實是副都統。”博清額較為完整的履曆，一則見之于《博譜》自述：其于乾隆四十八年二月初一日任散秩大臣，乾隆四十八年二月十四日由鑲黃旗漢軍副都統轉廣州都統。二則載諸于《駐粵八旗志》：“博清額，号慎堂，滿州正黃旗人。世襲恭誠侯爵。乾隆四十八年，任廣州滿州副都統。五十二年七月，台灣林爽文倡亂，奉旨統帶駐防廣州滿、漢兵千五百名，赴台征剿。……五十三年，賊平，四月，大軍遂凱旋焉。”除此之外，學界對于博清額履曆詳情所知相當有限，依據内閣大庫檔、起居注等官書檔案可對其生平與家世情況進行補證，勾稽出更多曆史細節。其一，博清額為多羅額驸，兩次娶皇家女，嫡夫人是原任貝勒斐蘇嫡福晉之女多羅格格。乾隆二十六年十一月二十日，博清額妻室诰命文書曰：“正黃旗滿洲三等子爵兼三等侍衛加三級博清額本身妻室……多羅格格允娴内則，茂著壺儀……茲以覃恩，封爾為一品夫人。”據内閣大庫檔案，乾隆二十九年九月禮部移會典籍廳稱：“正黃旗滿洲三等子兼三等侍衛多羅額驸博清額之妻，系原任貝勒斐蘇嫡福晉之女，多羅格格病故，應将原給紙冊移送内閣銷毀。”其二，關于博清額早年襲爵和擔任侍衛情況，爬梳官書檔案可獲詳情。乾隆九年十二月十六日博清額承襲子爵：“以故三等奉義公嘎爾薩子英泰、一等子色克圖侄楊桑阿、三等子佛佑子博清額，俱照例襲爵。”《清史稿》又載：“乾隆初，定三等子，多爾濟三世從孫博清額襲。三十四年，改襲一等恭誠侯，為其四世祖明安後。”《恩榮奕葉》載乾隆三十四年七月初五日“德甯病退，将伊親伯之子三等精奇尼哈番博清額仍承襲一等恭誠侯，世襲罔替如前”。可見，乾隆三十四年博清額承襲伯爵。乾隆二十五年五月二十一日谕：“馬步射、清語為滿洲根本。今值三年閱看之期，子爵博清額等三十二人著在侍衛上行走。”此時博清額已擔任三等侍衛。《博爾濟吉忒氏世譜》載：“三等子兼一等恭誠侯二等侍衛散秩大臣博清額。”編入《世譜》時博清額已是二等侍衛，此後又任頭等侍衛。其三，博清額曾署理廣州将軍，這也是以往學界所忽略的重要履曆。《清高宗起居注》乾隆五十年九月初六日條載：“又議辦理案犯錯謬之前署廣州将軍博清額等照例降罰一疏，奉谕旨：博清額著銷去加一級，免其降級。”乾隆五十年八月初四日内閣大庫檔兵部移會，提供了更多細節：“内閣抄出廣州将軍存泰奏辦理遣犯永祥舛錯一折，查前署将軍印務副都統博清額辦理庶務，理宜留心詳酌，以期允當，今遣犯永祥……改發雲南，自應酌量遠近，報部解發，乃該署将軍仍請解送京城，轉發雲南，實屬錯謬。應将前署廣州将軍印務副都統一等恭誠侯兼三等子博清額照承辦錯誤例降一級留任。……旨：博清額著銷去加一級，免其降級。”乾隆五十四年六月，博清額革廣州駐防滿洲副都統。此後博清額就任何處，任職何官，學界未有提及。依據檔案可知，博清額乾隆五十四年不再擔任廣州滿洲副都統後，當年即從廣州回京，十月任頭等侍衛。乾隆五十四年十月，兵部為博清額放侍衛事移會武選司案呈稱：“本年十月十七日内閣抄出博清額放侍衛清字谕旨一道，除行文各該處外，相應抄單移會稽察房銷案。”乾隆五十五年五月十二日兵部移會稽察房又稱：“江西巡撫何裕城參奏廣州将軍善德于副都統博清額、革任和星額降調回京時冒眛出派官兵護送博清額，均屬違例。……應将廣州将軍善德，前任廣州滿洲副都統、今放頭等侍衛博清額……均照違令律，笞五十。”此外，嘉慶年間還有博清額任官的記錄。嘉慶六年（1801）十一月二十一日，太常寺移會典籍廳稱：“本寺奏請補盛京贊讀等官一折。奉旨：贊禮郎著吉蘭圖、伊立布、果勒敏、伊紮泰補授，讀祝官著文哲歡、博清額補授。”還需注意的一個現象是，乾隆年間有兩位博清額，均曾任八旗都統，極容易混淆，有必要加以厘清。查《駐粵八旗志》自乾隆四十九年至五十三年廣州滿洲副都統都由博清額擔任。前引《駐粵八旗志》博清額小傳：“博清額，号慎堂，滿洲正黃旗人，世襲恭誠侯爵，乾隆四十八年任廣州滿洲副都統。”此博清額為滿洲正黃旗人，乾隆四十八年任廣州滿洲副都統。而另外一位博清額為滿洲鑲黃旗人，官至理藩院尚書，乾隆五十年去世。乾隆五十年六月十五日谕：“理藩院尚書博清額前在軍機章京上行走，旋擢卿貳，宣力年久。此次前往西藏駐劄辦事，已閱數載，因念其年力未衰，特命來京供職，以資倚任，茲聞溘逝，殊堪憫恻。”《滿漢大臣列傳》載：“博清額，富察氏，滿洲鑲黃旗人……四十五年十月遷理藩院尚書，十一月命往西藏辦事，署左都禦史，四十九年授正白旗蒙古都統，五十年诏來京，未至卒。”那麼，《博譜》作者究竟是哪一位博清額呢？核查《博譜》中博清額自述：“散秩大臣、廣州都統侯博清額。”所述與乾隆四十八年任廣州滿洲副都統的博清額履曆契合，并非乾隆五十年已去世的另一同名人物。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本《恩榮奕葉》附《博爾濟吉忒氏世譜》對博清額所在家族世系的載述有所訛誤。《博爾濟吉忒氏世譜》“把本家族也即封于兀魯特地方的明安祖上一支，由前譜的系出達延汗第九子格勒博羅特之後，改為出自格勒博羅特的弟弟吳巴三又察之後”。查《博爾濟吉忒氏世譜》原文為：“烏魯特貝勒吳巴三乂子貝勒吳班，孫貝勒齊倫諾音，重孫貝勒明安。按：吳巴三乂四世俱受封于烏魯特地方，世為君長，迨明安納款大清，率其全部朱伸來歸，封伯爵，谥忠順，始入滿洲，為正黃旗人。”如按這一表述，《博譜》續纂者博清額系出于《博爾濟吉忒氏世譜》所言格勒博羅特的弟弟吳巴三又察之後，但事實并非如此。查《博爾濟吉忒氏世譜》序稱：“維我博爾濟吉忒氏一姓，出自成吉思汗之裔巴圖猛克汗第九子格勒之後也。格勒受封于吳喇忒地方，世為君長，士馬精強，諸蕃畏服，傳及吳班、齊倫，皆世守其土。”博清額本《蒙古博爾濟吉忒氏族譜》下卷自述：“巴圖孟克大衍汗第九子格勒博羅忒之後：世封烏魯特之隆諾音貝勒吳班，貝勒齊倫、原封二等伯追贈一等恭誠侯貝勒明安……散秩大臣廣州都統侯博清額……等是也。”《博爾濟吉忒氏世譜》對于此條考辯稱：“曆考各家老譜，均稱烏魯特一支系出巴圖孟克達顔汗第九子格勒（博羅特）之後，格勒（博羅特）生烏班（隆諾音），烏班（隆諾音）生齊倫（巴哈隆諾音），齊倫生長子明……此譜細查原底亦書作第九子格勒後，又粘補改作第十子吳巴三乂，所改恐有錯誤。又查達顔汗共有子十一人，自第一至第九皆為某博羅特，惟第十子為噶魯帝台吉，第十一子為五巴三察清台吉，與此譜所書第十子吳巴三乂名次亦不符合，以此推考，則後來所粘改錯誤無疑。”再查《博爾濟吉忒氏世譜》在“巴圖猛克達顔汗”格勒博羅特之後更改為：“烏魯特貝勒格勒博羅特：子貝勒吳班，孫貝勒齊倫諾音，重孫貝勒明安。按：格勒四世俱受封于烏魯特地方，世為君長，迨明安納款大清，率其全部朱伸來歸，封伯爵，谥忠順，始入滿洲，為正黃旗人。”後附“貝勒二等伯谥忠順追封一等恭誠侯明安”，最終修正了原先粘改訛誤之處。四、結 語綜上所述，羅密編纂、博清額續纂的《蒙古家譜》是蒙古史研究的珍貴史料。我們新獲見福建省圖書館藏《蒙古博爾濟錦氏族譜》和中國社會科學院藏《蒙古博爾濟吉忒氏族譜》，分别為羅密初纂本和博清額續纂本的早期漢文抄本，對于厘清《蒙古家譜》版本源流具有重要意義。通過考辨避諱資訊和文本細緻比勘，可判斷兩種版本抄成于乾嘉時期，從成書時間來說，更接近于原本。羅密自序稱其所纂《蒙古家譜》最初為蒙古文，後“譯以清、漢文字, 以便披覽”，滿文本《羅譜》迄今未見傳本，而漢文本《羅譜》則流傳甚罕。1996年公布的中國第一曆史檔案館藏民國抄本長期以來是學界已知的《羅譜》唯一版本，閩圖本《羅譜》的發現則更新了這一認知，成為目前最早的《羅譜》漢文抄本。相對于其他晚期抄本和現代整理本，早期漢文抄本《蒙古家譜》更具有突出的版本價值。同時，此次發現的《蒙古家譜》抄本均有注釋和大量随文批注，亦有獨特的研究價值。原文發表于《民族研究》2023年第6期，注釋和參考文獻删去。引用請務必以期刊發表版本為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