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語：中央革命根據地人口衆多，生産力薄弱，面對國民黨實行的全面封鎖，生活上很難立足。是以，除了要大力發展自身經濟外，不得不同白區開展貿易以解決工業品、藥品、食鹽等物品短缺問題，而在進行“對外貿易”時，就需使用白區錢币，如代表性的有袁世凱頭像圖案銀元、孫中山頭像圖案開國紀念銀元、墨西哥鷹圖銀元。根據地的造币廠通過制造白區銀元，解決了緊缺的物資問題，這無疑是一場特殊的金融戰。
20世紀30年代，中央革命根據地内外的商品價格由于敵人的封鎖形成了較嚴重的剪刀差，内部特産跌價，而外部商品漲價，有的甚至比上海這樣的大城市還要貴，以贛西南為例，價格變化多在一倍以上，賣出特産可以獲得的現金減少，流出增多，無法按需買進外部商品，危害到根據地建設的方方面面。除此，周邊豪紳及地主轉移走大量現金，打土豪籌款變得愈艱;通過作戰繳獲補充現金亦不穩定;市面上還充斥各種純度低、信用浮冒的白區雜币、紙币，消耗着内部财富;根據地發行的紙币和金屬币又不能在白區流通。毛澤東認為敵人在進行經濟封鎖，奸商和反動派在破壞金融和商業，紅色區域的對外貿易受到極大的妨礙，如果不克服這些困難，革命戰争将受到很大的影響。在諸多不利因素面前，必須要打一場金融戰，制造白區銀元，用其作為對外交易中的現金補充，這是開展自救、打破封鎖、保證紅色割據政權存在、協調局部商品經濟有序發展的重要手段之一。
制造白區銀元
中央革命根據地連成片以前，贛南、閩西的小塊紅色政權已開始手工土法制造用于對外貿易的銀元。1929年興國東村一個叫陳志美的銀匠，利用婦女解放後沒用的銀飾，私鑄“英光”銀元，并在于都市場上進行兌換，後來他的師傅陳奕珍也加入其中，經過東村蘇維埃政府動員，他們的小作坊交由公辦，并于8月成立東村造币廠。1930年初，隸屬興國縣蘇維埃政府，謝裡仁雕刻鋼模，用石頭做成“天碓”沖壓圖案，手工鑿刻邊齒的方法制造“大袁頭”，平均每天生産二百餘元，并成功用其購買到了食鹽。當年10月改為江西省蘇維埃政府造币廠，開始制造“大袁頭”“小頭洋”“雕子邊”三種銀元，平均每天生産五百餘元。除此，也有制造銀餅用以對外貿易的，如1930年9月，閩西蘇維埃政府決定在龍岩成立閩西工農銀行，1930底撤出龍岩城，1931年9月遷至汀州辦公，該銀行在鬥争期間曾開設煉銀廠，收購銀飾熔化提純後鑄成銀餅，到白區進行貿易[1]。
1930年至1931年，在粉碎敵人三次“圍剿”後，贛南、閩西的根據地連成片，面積不斷擴大并鞏固。1931年11月7日在瑞金召開首屆全國蘇維埃代表大會，成立了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在原附近根據地造币廠的基礎上建立了中央造币廠，江西省蘇維埃政府造币廠于此時合并于該廠，閩西工農銀行将其積存的銀餅運交中央。中央造币廠利用銀飾及銀兩[2]制造國家銀行發行的金屬币和制造“大袁頭”“小頭洋”“雕子邊”等白區銀元，制造開始規模化，手段逐漸轉變為機器化。謝裡仁回憶，這個轉變發生在1931年冬天，因紅軍在福建上杭地區繳獲了一套鑄币機和鋼模，該廠始以機器造币，平均每天生産一萬餘元。紅軍于土地革命時期曾數次攻克上杭，與謝裡仁回憶最接近的是1932年2月26日紅十二軍攻占上杭，是以中央造币廠開始用機器制币的時間不會早于此時。這台機器本是用來生産個體薄小的銀毫子，沖壓力度有限，用它生産更大、更厚的一進制面值銀元，使機器負荷過重，至1933年夏機器被損壞。
1933年正是對外貿易大發展的時期，據謝裡仁、姚名琨回憶，位于贛州的中央對外貿易總局江口分局(以下簡稱“江口分局”)對外貿易時都以赤金(純度較高的黃金)和中央造币廠制造的“大頭洋”“小頭洋”作為外币，但這年夏天，贛州白區的商人已能辨認出根據地制造的這兩類銀元，開始拒收，這嚴重影響了“對外貿易”。為了應對這一窘境，經調查，該地商人尚收“鷹洋”，于是中央造币廠決定改造“鷹洋”。但機器損壞，江口分局通過贛州的商人，從上海采購了一架适宜造銀元的機器來生産，另采購幾大箱馬金鋼來雕模，成品很快面世，這種銀元送到江口分局後，“對外貿易”迅速恢複起來。而已被贛州商人識破的銀元仍繼續生産，因為同閩西新泉貿易分局做生意的白區第十九路軍是要收“小頭洋”的[3]。
曹菊如回憶，1933年紅軍出擊永安、沙縣時，沒收了一架鑄造硬币的機器，用其制造了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發行的金屬貨币，并制造白區流通的“大頭”“小頭”銀元，作為向白區購買貨物之用。此情況謝裡仁也有回憶，1933年攻克福建沙縣，繳獲了一套銀毫子鑄币機和一批銅模，時間相對模糊。經考證，這一事件應是發生在紅軍第一方面軍、東方軍入閩作戰時期，時間是1933年9月3日至18日[4]。至此，中央造币廠至少擁有了一台銀元機、一台銀毫機的生産能力。至1934年10月長征出發時，造币廠遷往于都龍山，旋即将機器就地埋藏，人員轉移，中央革命根據地停止制造白區銀元。
開展對外貿易
根據地使用仿制銀元打開外貿局面主要有兩類，一是通過行商貿易，當時對白區的貿易，全靠國營貿易機構組織蘇區和白區的群衆和行商，在敵人嚴密封鎖下，買進食鹽、藥品、布匹等必需品。以江口分局為例，1932年4月成立以後的一天，一個從贛州來的行商在分局營業部賣了幾十斤鹽，營業員照價付了幾塊銀洋，他拿到銀洋後反複地敲打辨識，局長姚名琨看出了他的顧慮，叫人擡出一箱銀洋任他挑，全是清一色的“鷹光邊”，商人選了幾塊中意的，姚局長還請這個商人多介紹一些人來做生意。由于交易公平，這個商人當天就介紹了一大夥人，分局這天購進四千多斤食鹽，出售了一萬多斤稻谷，第一次打開了紅色貿易的局面。随着業務成倍增長，在瑞金和江口之間還專門組織了一支30多人的運币隊伍。由此可見，打開局面的關鍵是銀元品質，商人都是逐利而來的，若紅軍造的品質差别過大，商人也就不會再來了。利用行商口口相傳，才能在當地樹立紅色貿易的信譽。但行商的局限性是本小利薄，經不起商場風浪，是以“大頭洋”“小頭洋”在贛州一旦被識破，馬上出現信譽危機，給“對外貿易”帶來沉重打擊。
通過行商貿易是零敲碎打，大宗的商業行為實則是通過坐賈來實作的，他們才是銀元的主要消耗者。中央革命根據地在軍閥混戰的夾縫中利用他們之間的沖突生存，地方軍閥為了儲存實力，并不完全貫徹國民政府的“圍剿”和“封鎖”部署，更樂意同紅軍做生意，根據地60—70%的物資都要江口分局從贛州進口，小生意人是不行的，要依靠大商家來實作[5]。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當代學者在談到江口分局開展對外貿易時，普遍引用姚名琨的回憶，稱贛州最大的商家叫“廣裕興”，有廣東軍閥李煥奎和陳濟棠做背景，分局和其互派代表，每月進口營業額至少有60餘萬元，最多有150萬元以上，中央革命根據地急需的物資，有70%以上都通過這裡以各種方式向贛州采購。筆者發現，在舊、新粵系軍閥之中能夠被稱為“軍閥”割據廣東的沒有一個叫李煥奎的人，應該另有其人。筆者認為其真實身份應至少要符合六個條件，一是有一定軍事實力，二是有一定的經濟基礎，三是有粵系背景，四是同中央革命根據地有交集，五是同贛州有交集，六是姓李，能滿足以上條件的應為李振球。1932年2月，陳濟棠麾下第一軍軍長餘漢謀率兵進駐贛南，其所轄第一師部署在贛州駐防，師長李振球。李振球暗地裡同大商人勾結，将食鹽、布匹等運往根據地，并套運鎢砂，牟取暴利，上行下效，團長一級的軍官同樣勾結商人，大做上述買賣，駐守一線的連長、排長對販鹽行商更是以“罰款”放行的方式漁利，這些在第一師駐贛州期間都是公開的秘密。且當時贛州同紅軍貿易最大最久的商家是廣益昌，廣益昌和李振球共同派代表駐江口同紅軍貿易，可見廣益昌實則是李振球在江口的“代理人”，“廣裕興”就是廣益昌。而這一切陳濟棠定是支援的，他曾專門電告紅軍江口鎮的鹽和布匹都不缺，可以供應紅軍的需要。綜上所述，姚名琨的回憶似存在口誤，是導緻學者們傳訛的原因。可以認為，廣東軍閥陳濟棠的下屬李振球，利用駐防贛州之機，通過當地商家廣益昌同紅軍大搞赤白貿易，“養肥”了陳濟棠，客觀上大力支援了根據地經濟，大量消化了中央革命根據地制造的白區銀元。
到瑞金二大時，周恩來、朱德特别訓示粵贛軍區司令兼政委的何長工在前線一定要做好陳濟棠的統戰工作，不要主動進攻，不要刺激他，要利用其提供給養。蒙受王明“左”傾路線迫害的毛澤東更是從大局出發，親往粵贛軍區訓示何長工要擺正“打”與“和”的關系。同時期，駐福建的第十九路軍在蔡廷锴、蔣光鼐的指揮下更是同紅軍保持着緊密的聯系，上文提到的新泉分局仍使用贛州棄用的銀元就是展現，“福建事變”後雖然“左”傾路線對十九路軍态度較為冷淡，但毛澤東卻将他們的代表徐鳴鴻待如貴賓。
紅軍長征後，這些制造的白區銀元一部分仍在白區同其他銀元混合流通，另一部分則被紅軍帶走，成為紅軍在遵義期間發行紙币的準備金。
綜上所述，中央革命根據地制造的銀元是維系當時政治、軍事、市場、社會關系的重要紐帶之一，使紅軍成功瓦解了蔣介石的“封鎖”戰略，赢得了這場金融戰。
有關文物的辨析
由于“大袁頭”“小頭洋”“雕子邊”許多都是由軍閥為解決軍費自己制造的，版本繁多，它們的特征除靠口口相傳的辨識法外，大部分失載于文獻，是以不能用排除法來确定中央革命根據地的版本。而中央革命根據地制造的銀元品質是基本符合市場流通需要的，也正是如此，幾乎很難在實物中将其同别的版本區分開，如果能全部準确差別開，當年也就無法流通了，更不會在一地被拒收，卻在異地流通，畢竟賣方收到現金後還要繼續使用，是以，沒有直接證據可以指出何種版本的銀元是中央革命根據地制造是情理之中。
現瑞金中央革命根據地紀念館收藏有一枚中央造币廠銀元鋼模(圖一)，模具雕刻的是一枚紀年“中華民國三年”的袁世凱頭像銀元的一部分，了解其版本特征，似可獲得中央革命根據地某一種銀元的部分特征線索，但其鏽蝕嚴重，無法分辨版本，而可以肯定中華民國三年款識的某一種版本的袁大頭是其所造。
值得注意的是，中國國家博物館藏有一些從中央革命根據地出發長征的紅軍隊伍在路上發給戰士的三種銀元。“中華民國三年”款袁世凱頭像銀元包括紅一方面軍三軍團陳政在長征中積蓄的夥食尾子(圖二)，紅一方面軍軍委三科鐘昭隆長征途徑貴州時其兄(紅三軍團戰士)送給他的銀元(圖三);孫中山頭像圖案開國紀念銀元，有紅一方面軍軍委三科鐘昭隆長征途徑貴州時其兄(紅三軍團戰士)送給他的銀元(圖四)。由于不排除這些銀元存在通過繳獲或貿易獲得的可能性，故不能認為它們就是原中央革命根據地制造的。
中國國家博物館藏有一件中央蘇區造币廠的銀元鑄模(圖五)，經筆者觀察，此模應為沖壓機沖頭的上半部分，外面包鐵，沖芯為銅質，此特征與上文紅軍于1933年9月在福建沙縣繳獲銀毫子機器和銅模記載一緻，可以認為這件文物應來自這批繳獲物資，但沖面磨損嚴重，暫無法判斷其制造過哪種銀元或其他硬币。需要特别指出的是，陳曉亮曾言中國國家博物館收藏有“蘇區仿民國三年袁像壹圓”正面工作模[6]，但經過筆者細核館藏，并無此及類似藏品。
注釋：
[1]中國人民銀行金融研究所編《曹菊如文稿》，中國金融出版社1983年版，第1頁。
[2]其中銀兩是主要原料。如1931年8月底，紅四軍主力先後取得英山、蕲春漕河鎮等勝利，繳獲白銀1600多斤。
[3]許毅主編《中央革命根據地财政經濟史長編》下冊，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03頁。
[4]軍事科學院軍事曆史研究部編著：《中國人民解放軍戰史》第一卷《土地革命戰争時期》，軍事科學出版社1987年版，第33頁。
[5]王中仁：《中央蘇區的反經濟封鎖鬥争》，全國政協文史委員會革命史組編《革命史資料19》，中國文史出版社1992年版，第119頁。
[6]陳曉亮：《南京博物院藏近代鑄币鋼模研究》，載《東南文化》2016年第6期，第95頁。
(作者機關：中國國家博物館)
來源：炎黃春秋
作者：張安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