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宋亡國後，遷徙中原的宋朝政權移師南方，經曆了數年不安定局面後，終于在建炎三年（1129年）确立了南宋王朝。與此同時，仍未消弭的賦稅問題一直困擾着南宋的統治者和人民。由于戰火連綿、邊患不斷，為維持軍費開支，南宋朝廷不得不加重賦稅，給農民帶來沉重負擔。為緩解民怨，朝廷實行了一系列賦稅減免政策，希冀能夠減輕農民的稅賦重擔。然而，這些政策在實施過程中卻屢屢受阻，效果大打折扣。究竟是什麼原因導緻了賦稅減免政策的局限性？農民生活是否是以而雪上加霜？社會是否是以而産生動蕩？讓我們一一撥開曆史的迷霧，仔細看看南宋時期賦稅減免政策到底存在哪些局限。
不合理的賦稅基數構築
歲朝時，南宋仍是一個年年征戰的年代。剛剛建立的南宋王朝，面臨着金人的鐵蹄從北直逼，大軍壓境的險境。為禦敵于國門之外，朝廷不得不組建強大的軍隊，調撥大量軍費。而軍費無疑是要由臣民們繳納的賦稅來支撐的。
起初，朝廷為鎮壓金人的騷擾，僅在北部邊境一帶加征了軍費稅種。可是戰火并未就此熄滅，反而在淳熙年間愈演愈烈。為籌集更多軍費，朝廷不得不在全國範圍内大規模加征賦稅。時人所著的《宋史》就記載了這一情形:＂時有北邊之役，調用甚多，所費甚億，而征求無已。＂
與前朝北宋時期相比，南宋政府的賦稅基數竟然增加了一倍還多。這對于大多數處在溫飽線上的普通農民而言，無疑是雪上加霜的沉重負擔。很快，朝野上下就為此爆發出一場軒然大波，賦稅問題成為了南宋執政者必須正視的重大問題。
僅僅是為抵禦金國的進犯，南宋朝廷就不得不提高賦稅額度。可是戰火并未就此熄滅，南宋王朝在曆史長河中更是承載了無數次的戰争洗禮。比如在紹興年間，南宋幾乎遭到了亡國的命運，萬幸在後來以一己之力扭轉了戰局。就這樣，為了支撐持續不斷的戰争，朝廷不得不接連增加賦稅。
到了嘉泰年間，朝廷對于蘇州等地的征收已經達到了年征銀兩百萬貫的恐怖數字。面對農民們的哀嚎，朝廷也隻能在嘴上安慰幾句:＂限三年，即當蠲減。＂言語空洞，農民們豈能就此受騙上當？
就這樣，在長期的征戰需求下，南宋朝廷不得不持續加征賦稅，導緻前朝遺留下來的賦稅基數加劇惡化。農民們不堪重負，暴動與起義也就在所難免了。曆史最終會如何評判南宋朝廷的這一做法？我們拭目以待。
官僚體系的腐敗作風
雖然朝廷為了應對戰争，不得不增加賦稅，但這并不意味着農民們就真的需要繳納如此重稅。事實上，這其中存在着一個腐敗肮髒的官僚體系，正是它們導緻了農民賦稅如此之重。
首先，地方官員在征收賦稅時存在嚴重的徇私舞弊行為。為了擷取更多的私利，一些貪婪的官員往往會在征稅過程中人為加碼，使農民們遭受更重的賦稅負擔。比如在景德年間，有一個叫董銑的官員就在吳縣任職時大肆侵吞百姓賦稅。他每年向州府上交銀兩萬貫，其餘的賦稅則盡數被他侵吞。等到嘩變後，董銑已經聚斂了上百萬貫的贓款。
除了直接侵吞賦稅外，一些貪官污吏還會在實際征收賦稅環節采取一些非法手段，進而加重農民的負擔。比如當時的官員在征稅時，會故意采用體積笨重的貨物作為繳稅機關，以此增加農民實際繳納的賦稅數額。在浙西一帶，官員就曾采用碩大的金絲百合作為征稅機關，結果農民們無法在規定時間内運送如此笨重的繳稅物品，便遭到了嚴懲。
A錢腐敗的官員們确實在非法加重農民賦稅負擔，但他們同時也為自己貪來的錢财大開綠燈，開始奢靡無度的生活。比如蘇州地區就曾盛産一批＂纨绔子弟＂，他們靠家族的權力和财富為資本，荒淫無度，嗜賭好色，奢侈揮霍無數資财，與民不聊生。蘇州民間竟是以流傳出＂望人兒，望人兒，人家兒不把你死心，望人兒，望人兒，望到你家窮了也＂的戲谑歌謠，諷刺這幫子纨绔子弟的放蕩生活。
更有甚者，一些官員為了謀取私利，竟然會公開向農民勒索。溧陽一帶一度曾出現過這樣的情形:該地的稅吏到處搶劫，敲詐百姓。農民們不得不暗藏金銀，避其所迫。即便如此，仍有不少農民遭到搶掠，傾家蕩産。可憐的農民們哪裡還有力氣承擔沉重的賦稅？他們隻能在這腐敗肆虐的環境中勉強度日。
官員們的這些腐敗行為，不僅加重了農民的賦稅負擔，也加劇了貧富懸殊，撕裂了社會階層之間的沖突，最終醞釀出一股巨大的能量，威脅着南宋王朝的統治。然而直到最後，南宋朝野上下都未能真正重視并解決這一沖突，于是曆史的車輪就這樣沉重地向前滾動了。
農民生活陷入惡性循環
在上文中，我們已經了解到南宋政府為了應對戰争開支，不得不大幅增加賦稅。與此同時，官僚體系記憶體在的種種腐敗作風也進一步加重了農民的賦稅負擔。可以說，這兩方面的因素共同導緻了農民生活的雪上加霜。
對于普通農民而言，即使朝廷推行了減免賦稅的政策，他們也未必能是以而真正受益。比如嘉泰年間，有一位名叫彭龜年的官員在主政江陵府時，就上書朝廷為百姓請命。他在奏疏中寫道:＂臣承恩免該府四萬七千匹和買雜絹，減七萬折之，止征一萬四千匹。＂聽起來政府的減免力度确實很大，但事實并非如此。
彭龜年繼而說道:＂下戶無力應役，臣因延征兩月，将至仲秋，挈家荷束，播貸而耕，豈有制止之理？＂從這番話中可以看出，盡管朝廷已經減免了高達70%的賦稅額度，但對于下層貧苦的農民而言，剩餘的那30%仍然是一筆沉重的負擔。他們根本無力繳納，隻能四處舉債以維持一家老小的溫飽。
面臨如此窘境，一些農民甚至會選擇自我了斷。據記載，南豐縣一位名叫朱器之的文人，曾在鄉間的道路上救下一名試圖自缢的農民。當朱器之詢問他為何如此心切時，那農民回答說是因為＂負租坐系，不能輸，雖幸責任給限，竟無以自脫，至于就死＂。由此可見，盡管官府允許農民延期繳納租稅，但由于生活拮據，這名農民仍舊無力償還，隻能想到以死來擺脫債務的重擔。
事實上，在南宋時期，由于負擔過重的賦稅和租佃費用，出現上述悲劇性事件并非個例。一部名為《夷堅志》的筆記中，就記錄了不少類似的故事。比如筠州新昌縣的農民鄒生，就曾因拖欠田租而被捕入獄；湖州烏程縣的徐三一家，因逃租無門而在逃亡中全家溺水身亡。
可以說，在南宋朝野上下未能真正重視并緩解農民賦稅重負的情況下，下層農民的生活就這樣一步步陷入了惡性循環的泥潭。他們無力繳納賦稅，遭到嚴懲；他們四處舉債度日，債台高築；他們尋求自盡，了斷殘生。然而統治者們并未為此而警醒，反而視若無睹，最終釀成了一場更大的社會動蕩。
賦稅風波導緻社會動蕩
由于賦稅重負、官僚腐敗以及生活困頓等因素的交織疊加，南宋下層群眾的不滿情緒很快就在全國範圍内激增，進而引發了一系列社會動蕩事件的爆發。
其中最直接、最暴力的表現形式，就是農民起義的不斷發生。據記載，在南宋時期，江西、湖南、廣東等地區幾乎年年都有農民起義的發生。起義的導火索，往往就是政府加征賦稅引發的民怨。
嘉定七年（1224），廣東那洲一帶曾爆發了一場聲勢浩大的農民起義。起義的導火索，就是因為那裡的地方官員繼續加征＂救荒銀＂後，當地農民已經怨氣難遏。一名叫陸謙的農民很快就被推舉為＂招讨使＂的上司人，率領起義軍對抗官府。
這場起義很快就在珠江三角洲地區蔓延開來。短短幾個月間，參與起義的農民就達到了數萬人之衆。他們打家劫舍，燒殺搶掠，将動亂推向了極端。廣東的統治者們幾乎在一夜之間就失去了對這片土地的控制權，不得不請求朝廷增兵圍剿。
直到兩年後的嘉定九年，這場規模空前的農民大起義才在朝廷的重兵鎮壓下勉強平定。然而僅僅幾年後，廣東再次發生了一場由葉思訓上司的新起義，官民雙方的沖突依舊無法化解。
除了農民起義，匪徒的橫行搶掠也是南宋社會動蕩的另一個表現。尤以江西、湖南兩省情況最為嚴重，那裡的土匪數量之多，勢力之大，簡直就是一股并非政府就很難馴服的狂野力量。
據史書記載，比如在江西撫州，曾經就發生過這樣一件震驚全國的大案:一夥由蔡仲占、張天佑等人首領的強盜，竟然在當地行劫了數十年之久，無人能敵。他們詐騙、劫掠、殺人如探囊取物，聲勢所及，遍及三四百裡之地。在這種大環境下，普通人自是生活在持續的恐懼之中。
更絕的是，朝廷軍隊鎮壓這夥匪徒時，竟然大敗而歸。原因是朝廷的指揮官被當地官員A錢軍饷，導緻官兵怠惰無鬥志。最後隻能請來知州自掏腰包購置軍馬，才勉強消滅了這夥兇徒。由此可見，官僚腐敗已經嚴重阻礙了朝廷鎮壓社會動亂的能力。
面對如此動蕩的社會環境，普通群眾的生活自然無法得到應有的安甯。他們在戰火缭繞中過着提心吊膽的日子，恐懼随時會成為劫掠和殺戮的對象。而當權者們則似乎對此熟視無睹，隻顧于維護自己的既得利益。在這股腐朽的泥潭中，整個南宋王朝都在迅速走向衰落。
朝野皆醉的必然結局
面對農民生活的沉重壓力、社會動蕩的不斷更新，南宋朝野确實也做出過一些應對之策，但終歸事與願違，最終仍難逃一朝覆亡的命運。
最直接有力的舉措，自然是朝廷直接出台減免賦稅的政策。但由于上文已經分析過，這些政策在實際操作過程中往往會受到地方官員的阻撓和扭曲，使得最終的獲益者并非真正的農民階層。
甚至有時，減免賦稅的善意也會受到上層統治階級的藐視。據說宋高宗曾經頒布過一條＂革賦令＂，旨在減輕農民的賦稅負擔。然而這一政令剛一頒布，就立即遭到了大臣們的強烈反對。他們認為，＂豈可因一時之過望而革去永世之常制？＂
可見南宋的官僚體制已經僵化到了讓人無法相信的地步，優良的政策也難以真正落實。這不禁令人感歎，統治階級已經徹底陷入了驕奢淫逸、囿于舊物的困境之中。
在官僚體系無法有效整頓的情況下，民間自發的救濟行為似乎也是一種突破口。比如蘇州地區，就有一些地主和富人發起的＂貢贖＂活動。他們利用自己的财富，自發為貧民贖身還債，或者提供糧食救濟。
此種行為當然是值得鼓勵的。但從另一個角度來看，這恰恰反映出了南宋社會貧富懸殊、階級沖突加劇的嚴重局面。人們不得不靠富人的施舍來解決溫飽問題，這本身就是一種社會病症的展現。
與此同時，南宋的統治階級也并非對這一切毫無察覺。有一些遠見卓識的人物，确實意識到了賦稅等問題所帶來的嚴重後果。比如有一位大臣就直言不諱地指出:＂賦役之亟，使民不聊生，安危由之所至。＂這已經是非常明智的警示了。
然而遺憾的是，這些呼籲和建議最終都隻是石沉大海，并未得到足夠的重視。南宋的當權者們似乎更熱衷于追求短期的享樂和私利，而對于國家民生的長遠考慮則置若罔聞。
就這樣，在統治者的糜爛和渎職下，整個南宋王朝就走向了衰落的深淵。當年曾經強盛的王朝，最終不堪重負而傾軋。這無疑是一個令人扼腕痛心的結局，但卻也是朝野皆醉、昧于自我的必然寫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