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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三方面来看,南宋时期赋税减免政策的局限性

作者:正直盖布里埃尔9q2

在北宋亡国后,迁徙中原的宋朝政权移师南方,经历了数年不安定局面后,终于在建炎三年(1129年)确立了南宋王朝。与此同时,仍未消弭的赋税问题一直困扰着南宋的统治者和人民。由于战火连绵、边患不断,为维持军费开支,南宋朝廷不得不加重赋税,给农民带来沉重负担。为缓解民怨,朝廷实行了一系列赋税减免政策,希冀能够减轻农民的税赋重担。然而,这些政策在实施过程中却屡屡受阻,效果大打折扣。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赋税减免政策的局限性?农民生活是否因此而雪上加霜?社会是否因此而产生动荡?让我们一一拨开历史的迷雾,仔细看看南宋时期赋税减免政策到底存在哪些局限。

从三方面来看,南宋时期赋税减免政策的局限性

不合理的赋税基数构筑

从三方面来看,南宋时期赋税减免政策的局限性

岁朝时,南宋仍是一个年年征战的年代。刚刚建立的南宋王朝,面临着金人的铁蹄从北直逼,大军压境的险境。为御敌于国门之外,朝廷不得不组建强大的军队,调拨大量军费。而军费无疑是要由臣民们缴纳的赋税来支撑的。

起初,朝廷为镇压金人的骚扰,仅在北部边境一带加征了军费税种。可是战火并未就此熄灭,反而在淳熙年间愈演愈烈。为筹集更多军费,朝廷不得不在全国范围内大规模加征赋税。时人所著的《宋史》就记载了这一情形:"时有北边之役,调用甚多,所费甚亿,而征求无已。"

与前朝北宋时期相比,南宋政府的赋税基数竟然增加了一倍还多。这对于大多数处在温饱线上的普通农民而言,无疑是雪上加霜的沉重负担。很快,朝野上下就为此爆发出一场轩然大波,赋税问题成为了南宋执政者必须正视的重大问题。

仅仅是为抵御金国的进犯,南宋朝廷就不得不提高赋税额度。可是战火并未就此熄灭,南宋王朝在历史长河中更是承载了无数次的战争洗礼。比如在绍兴年间,南宋几乎遭到了亡国的命运,万幸在后来以一己之力扭转了战局。就这样,为了支撑持续不断的战争,朝廷不得不接连增加赋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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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嘉泰年间,朝廷对于苏州等地的征收已经达到了年征银两百万贯的恐怖数字。面对农民们的哀嚎,朝廷也只能在嘴上安慰几句:"限三年,即当蠲减。"言语空洞,农民们岂能就此受骗上当?

就这样,在长期的征战需求下,南宋朝廷不得不持续加征赋税,导致前朝遗留下来的赋税基数加剧恶化。农民们不堪重负,暴动与起义也就在所难免了。历史最终会如何评判南宋朝廷的这一做法?我们拭目以待。

官僚体系的腐败作风

虽然朝廷为了应对战争,不得不增加赋税,但这并不意味着农民们就真的需要缴纳如此重税。事实上,这其中存在着一个腐败肮脏的官僚体系,正是它们导致了农民赋税如此之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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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地方官员在征收赋税时存在严重的徇私舞弊行为。为了获取更多的私利,一些贪婪的官员往往会在征税过程中人为加码,使农民们遭受更重的赋税负担。比如在景德年间,有一个叫董铣的官员就在吴县任职时大肆侵吞百姓赋税。他每年向州府上交银两万贯,其余的赋税则尽数被他侵吞。等到哗变后,董铣已经聚敛了上百万贯的赃款。

除了直接侵吞赋税外,一些贪官污吏还会在实际征收赋税环节采取一些非法手段,进而加重农民的负担。比如当时的官员在征税时,会故意采用体积笨重的货物作为缴税单位,以此增加农民实际缴纳的赋税数额。在浙西一带,官员就曾采用硕大的金丝百合作为征税单位,结果农民们无法在规定时间内运送如此笨重的缴税物品,便遭到了严惩。

贪污腐败的官员们确实在非法加重农民赋税负担,但他们同时也为自己贪来的钱财大开绿灯,开始奢靡无度的生活。比如苏州地区就曾盛产一批"纨绔子弟",他们靠家族的权力和财富为资本,荒淫无度,嗜赌好色,奢侈挥霍无数资财,与民不聊生。苏州民间竟因此流传出"望人儿,望人儿,人家儿不把你死心,望人儿,望人儿,望到你家穷了也"的戏谑歌谣,讽刺这帮子纨绔子弟的放荡生活。

更有甚者,一些官员为了谋取私利,竟然会公开向农民勒索。溧阳一带一度曾出现过这样的情形:该地的税吏到处抢劫,敲诈百姓。农民们不得不暗藏金银,避其所迫。即便如此,仍有不少农民遭到抢掠,倾家荡产。可怜的农民们哪里还有力气承担沉重的赋税?他们只能在这腐败肆虐的环境中勉强度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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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员们的这些腐败行为,不仅加重了农民的赋税负担,也加剧了贫富悬殊,撕裂了社会阶层之间的矛盾,最终酝酿出一股巨大的能量,威胁着南宋王朝的统治。然而直到最后,南宋朝野上下都未能真正重视并解决这一矛盾,于是历史的车轮就这样沉重地向前滚动了。

农民生活陷入恶性循环

在上文中,我们已经了解到南宋政府为了应对战争开支,不得不大幅增加赋税。与此同时,官僚体系内存在的种种腐败作风也进一步加重了农民的赋税负担。可以说,这两方面的因素共同导致了农民生活的雪上加霜。

对于普通农民而言,即使朝廷推行了减免赋税的政策,他们也未必能因此而真正受益。比如嘉泰年间,有一位名叫彭龟年的官员在主政江陵府时,就上书朝廷为百姓请命。他在奏疏中写道:"臣承恩免该府四万七千匹和买杂绢,减七万折之,止征一万四千匹。"听起来政府的减免力度确实很大,但事实并非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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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龟年继而说道:"下户无力应役,臣因延征两月,将至仲秋,挈家荷束,播贷而耕,岂有制止之理?"从这番话中可以看出,尽管朝廷已经减免了高达70%的赋税额度,但对于下层贫苦的农民而言,剩余的那30%仍然是一笔沉重的负担。他们根本无力缴纳,只能四处举债以维持一家老小的温饱。

面临如此窘境,一些农民甚至会选择自我了断。据记载,南丰县一位名叫朱器之的文人,曾在乡间的道路上救下一名试图自缢的农民。当朱器之询问他为何如此心切时,那农民回答说是因为"负租坐系,不能输,虽幸责任给限,竟无以自脱,至于就死"。由此可见,尽管官府允许农民延期缴纳租税,但由于生活拮据,这名农民仍旧无力偿还,只能想到以死来摆脱债务的重担。

事实上,在南宋时期,由于负担过重的赋税和租佃费用,出现上述悲剧性事件并非个例。一部名为《夷坚志》的笔记中,就记录了不少类似的故事。比如筠州新昌县的农民邹生,就曾因拖欠田租而被捕入狱;湖州乌程县的徐三一家,因逃租无门而在逃亡中全家溺水身亡。

可以说,在南宋朝野上下未能真正重视并缓解农民赋税重负的情况下,下层农民的生活就这样一步步陷入了恶性循环的泥潭。他们无力缴纳赋税,遭到严惩;他们四处举债度日,债台高筑;他们寻求自尽,了断残生。然而统治者们并未为此而警醒,反而视若无睹,最终酿成了一场更大的社会动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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赋税风波导致社会动荡

由于赋税重负、官僚腐败以及生活困顿等因素的交织叠加,南宋下层民众的不满情绪很快就在全国范围内激增,从而引发了一系列社会动荡事件的爆发。

其中最直接、最暴力的表现形式,就是农民起义的不断发生。据记载,在南宋时期,江西、湖南、广东等地区几乎年年都有农民起义的发生。起义的导火索,往往就是政府加征赋税引发的民怨。

嘉定七年(1224),广东那洲一带曾爆发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农民起义。起义的导火索,就是因为那里的地方官员继续加征"救荒银"后,当地农民已经怨气难遏。一名叫陆谦的农民很快就被推举为"招讨使"的领导人,率领起义军对抗官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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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场起义很快就在珠江三角洲地区蔓延开来。短短几个月间,参与起义的农民就达到了数万人之众。他们打家劫舍,烧杀抢掠,将动乱推向了极端。广东的统治者们几乎在一夜之间就失去了对这片土地的控制权,不得不请求朝廷增兵围剿。

直到两年后的嘉定九年,这场规模空前的农民大起义才在朝廷的重兵镇压下勉强平定。然而仅仅几年后,广东再次发生了一场由叶思训领导的新起义,官民双方的矛盾依旧无法化解。

除了农民起义,匪徒的横行抢掠也是南宋社会动荡的另一个表现。尤以江西、湖南两省情况最为严重,那里的土匪数量之多,势力之大,简直就是一股并非政府就很难驯服的狂野力量。

据史书记载,比如在江西抚州,曾经就发生过这样一件震惊全国的大案:一伙由蔡仲占、张天佑等人首领的强盗,竟然在当地行劫了数十年之久,无人能敌。他们诈骗、劫掠、杀人如探囊取物,声势所及,遍及三四百里之地。在这种大环境下,普通人自是生活在持续的恐惧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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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绝的是,朝廷军队镇压这伙匪徒时,竟然大败而归。原因是朝廷的指挥官被当地官员贪污军饷,导致官兵怠惰无斗志。最后只能请来知州自掏腰包购置军马,才勉强消灭了这伙凶徒。由此可见,官僚腐败已经严重阻碍了朝廷镇压社会动乱的能力。

面对如此动荡的社会环境,普通民众的生活自然无法得到应有的安宁。他们在战火缭绕中过着提心吊胆的日子,恐惧随时会成为劫掠和杀戮的对象。而当权者们则似乎对此熟视无睹,只顾于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在这股腐朽的泥潭中,整个南宋王朝都在迅速走向衰落。

朝野皆醉的必然结局

面对农民生活的沉重压力、社会动荡的不断升级,南宋朝野确实也做出过一些应对之策,但终归事与愿违,最终仍难逃一朝覆亡的命运。

从三方面来看,南宋时期赋税减免政策的局限性

最直接有力的举措,自然是朝廷直接出台减免赋税的政策。但由于上文已经分析过,这些政策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往往会受到地方官员的阻挠和扭曲,使得最终的获益者并非真正的农民阶层。

甚至有时,减免赋税的善意也会受到上层统治阶级的藐视。据说宋高宗曾经颁布过一条"革赋令",旨在减轻农民的赋税负担。然而这一政令刚一颁布,就立即遭到了大臣们的强烈反对。他们认为,"岂可因一时之过望而革去永世之常制?"

可见南宋的官僚体制已经僵化到了让人无法相信的地步,优良的政策也难以真正落实。这不禁令人感叹,统治阶级已经彻底陷入了骄奢淫逸、囿于旧物的困境之中。

在官僚体系无法有效整顿的情况下,民间自发的救济行为似乎也是一种突破口。比如苏州地区,就有一些地主和富人发起的"贡赎"活动。他们利用自己的财富,自发为贫民赎身还债,或者提供粮食救济。

此种行为当然是值得鼓励的。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恰恰反映出了南宋社会贫富悬殊、阶级矛盾加剧的严重局面。人们不得不靠富人的施舍来解决温饱问题,这本身就是一种社会病症的体现。

与此同时,南宋的统治阶级也并非对这一切毫无察觉。有一些远见卓识的人物,确实意识到了赋税等问题所带来的严重后果。比如有一位大臣就直言不讳地指出:"赋役之亟,使民不聊生,安危由之所至。"这已经是非常明智的警示了。

然而遗憾的是,这些呼吁和建议最终都只是石沉大海,并未得到足够的重视。南宋的当权者们似乎更热衷于追求短期的享乐和私利,而对于国家民生的长远考虑则置若罔闻。

就这样,在统治者的糜烂和渎职下,整个南宋王朝就走向了衰落的深渊。当年曾经强盛的王朝,最终不堪重负而倾轧。这无疑是一个令人扼腕痛心的结局,但却也是朝野皆醉、昧于自我的必然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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