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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孤獨的詩人,總以為楊萬裡是田園詩派,他以"活法"妙悟人生

作者:謙語談書風

文|謙語談書風

編輯|謙語談書風

南宋孤獨的詩人,總以為楊萬裡是田園詩派,他以"活法"妙悟人生

楊萬裡詩歌以“活法為詩”備受世人關注和模仿,陸遊《楊庭秀寄南海集》雲:“俗子與人隔塵劫,何啻相逢風牛馬。夜讀楊卿南海句,始知天下有高流。飛卿數阙峤南曲,不許劉郎誇竹枝。”陸氏自注:“溫飛卿《南鄉子》九首,其工不減《竹枝詞》。”

将溫庭筠、劉禹錫輩所拟民歌作比,可見陸氏以為誠齋之詩歌,其比興修辭手法,與民歌如出一轍,也因其民歌特征而超越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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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楊萬裡喜歡在叙事抒情時,多用一些推理和判斷來增強詩歌理趣意味。然所包含的文化底蘊,或許遠不止于一般判斷推理那麼簡單,而是運用因明三支作法的邏輯形式,破除俗見、推出正見的過程。

故其詩歌說理,常拗斷正常叙事邏輯,轉折别叙,看似遊戲之論,實為用佛家觀念和方法觀照體察周遭事物的過程。

“活法為詩”與禅宗邏輯

首先,楊萬裡詩歌采用因明三支的邏輯推論形式,加強詩歌的說理意味。如《露坐戲嘲星月》雲:東生定西歸,月豈不識路(宗)。何須倩長庚,夜夜引行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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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住月不行,星行月不住(因)。無人問阿姊,此事竟誰主。

不知聽金蟆,無乃由玉兔。來夜偷此星,看月歸何處(喻)。

詩中将月星關系拟人化後再加以推理,既顯得合乎人事常理,又展現出推理的思辨,以此闡發所蘊含的大道哲理。然而,在禅宗文化盛行的時代背景下,此首詩歌更可能是運用了佛教因明邏輯形式,即由宗、因、喻三部分構成的因明三支(宗+因+喻)推理來說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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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即論題,“因”即依據或理由,“喻”是例證或推衍。需要說明的是,因明三支與三段論結構特征非常相似,但在結論與前提次序上不同,構成也不一樣,因為“喻”的推衍形式在三段論中是沒有對應的。

全詩想象奇特,推理過程充滿諧趣。首先提出結論(宗):“東生定西歸,月豈不識路。”進一步闡述月的東生西落是長庚星引路的原因(因):“何須倩長庚,夜夜引行步。星住月不行,星行月不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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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後進一步推展開去,說沒人問阿姊(嫦娥)長庚星和月的關系,隻有玉兔每夜偷長庚星,決定月歸住何處(喻)。

從月的“東生定西歸”結論,推理演繹到最後的“看月歸何處”,正是因明三支推理在詩歌中的運用。全詩在肯定與否定之間辨析星月運動關系,勘破常論,得出至論。整首詩歌在動态的說理過程中,顯現出濃郁的哲理和詩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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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如《三月三日雨作遣悶十絕句》(其九)雲:

報答春光酒一巵(宗),貧中無酒著春欺(因)。

作詩細與東風道,未必東風肯要詩(喻)。

這裡構成了一個因明三支推理:提出結論(宗)“報答春光酒一巵”;次言其理由(因)“貧中無酒著春欺”;最後推衍開去(喻)“作詩細與東風道,未必東風肯要詩”,讓詩意進一步升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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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詩的因明三支叙事說理簡潔明了,詩意曲折變化,讓人與春天美景之關系由春光、酒巵、無酒、著(被)欺、與東風讨價還價等細節串聯起來,使說理富于情節,搖曳多姿,生動有趣。

其次,楊萬裡詩歌說理采用因明三支的說理形式,讓說理變得更充分和肯定。如《贈彭雲翔長句》雲:

南宋孤獨的詩人,總以為楊萬裡是田園詩派,他以"活法"妙悟人生

讀書台邊士如雲,盧溪門下士如麟。定知此地難為士,後來之秀說彭子(宗)。雪裡能來訪我為,當階下馬雪滿衣。贈我文章無不有,出入歐蘇與韓柳(因)。如今場屋号作家,相州紅缬洛中花。

豈如彭子有律令,會當一書取張景,今年誰子司文柄(喻)。

這也包含了一個因明三支說理的議論過程,首先提出結論(宗):“讀書台邊士如雲,盧溪門下士如麟。定知此地難為士,後來之秀說彭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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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後提出理由(因):“雪裡能來訪我為,當階下馬雪滿衣。贈我文章無不有,出入歐蘇與韓柳。”這是結論基礎上的演繹說理,其實是類似三段論中小前提的形式出現。

最後是說理的延展和推理(喻):“如今場屋号作家,相州紅缬洛中花。豈如彭子有律令,會當一書取張景,今年誰子司文柄。”

其結論中“定知”二字,加強了語氣,讓結論的語氣顯得果斷,在說理上變得毋庸置疑。這一結構看似三段論結論前置形式,而這正是佛家因明三支的做法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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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如《題太和宰卓士直寄新刻山谷快閣詩真迹》(其二)雲:“太史留題快閣詩(宗),舊碑未必是真題(因)。六丁搜出嚴家墨,白日青天橫紫蜺(喻)。”

這裡也是一個因明三支推理:提出結論表示快閣詩存在(宗),否定舊碑的真實性(因),推展贊譽墨色如紫色彩虹,以進一步肯定新刻黃庭堅書法作品是真迹(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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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如《南齋前衆樹披猖紅梅居間不肆因為剪剔》雲:“道是司花定有神,元來造化在詩人(宗)。掃除碧樹無情朵(因),放出紅梅恣意春(喻)。”這也是邏輯判斷,其中“道是司花定有神,元來造化在詩人”是結論,而後兩句作為推理之依據及叙事推衍延展。

最後,楊萬裡采用因明三支的形式,在詩歌情境中運用語義推理,說理轉折多變,凸顯動靜對比,增強詩意的流動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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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玉壺餞客,獨趙達明末至,雲迓族長于龍山,且談道中事,戲為紀之》雲:“公子來從火傘中(宗),解衣未定語匆匆(因)。山行觸熱端何事,夾路楊梅樹樹紅(喻)。”

将人物的動态與路邊楊梅的靜态作襯托對比,以凸顯詩意的鮮活。其中“來”“未定”“匆匆”等語,都顯出一種動态意趣,以楊梅鮮紅色彩的靜态作為公子出行歸來感到火熱而解衣的緣由,語義通達,轉折推理,讓詩意變得活潑而富有諧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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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如《八月十二日夜誠齋望月》雲:“才近中秋月已清(宗),鴉青幕挂一團冰(因)。忽然覺得今宵月,元不粘天獨自行(喻)。”就是用因明三支的說理形式,将月的動态與天的靜态作一對比,展示出月的别緻之态,詩情畫意,躍然紙上,實為“活法為詩”之具體表現。

總之,結合楊萬裡的生平,參照宋代社會文化的構成,其融佛教因明邏輯形式進入詩歌創作,“活法”形式确實與衆不同,其受佛教文化觀念和方法影響的結論,或可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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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法“參透”與禅宗了悟

楊萬裡在《誠齋荊溪集序》中感歎“學之愈力,作之愈寡”,并意識到“詩人蓋異病同源也,獨予乎哉”!戊戌年間悟後,詩風變化,自是不再存在這樣的滞礙:

“自此每過午,吏散庭空,即攜一便面,步後園,登古城,采撷杞菊,攀翻花竹,萬象畢來,獻予詩材,蓋麾之不去,前者未離,後者已迫,煥然未覺作詩之難也,蓋詩人之病,去體将有日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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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是時,不惟未覺作詩之難,亦未覺作州之難也。”究竟促使誠齋詩風轉變的深層原因是什麼?這個問題或可結合宋代文化背景,從詩人與佛教關系說起。

雖與王安石、蘇轼等前輩在入佛的方式上不一樣,但是楊萬裡與僧道的交往其實也很密切,在他的詩歌中與僧道應酬之作不在少數。

另外,楊萬裡有詩題名為《夢亡友黃世永夢中猶喜談佛,既覺,感念不已,因和夢李白韻以記焉》,從字面上看,即可知楊萬裡與朋友是常讨論佛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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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破參悟出自佛語。佛家有破三關之說,是說初入佛門之人,若求精進則有三層難以解悟之隔膜,一旦突破則進入另一新境界。楊萬裡以“關”論詩,即用佛家語,有頓悟之意,而“參透”,即是佛家澄澈了悟之境。

葉氏意識到朱文公(熹)引用陸機《文賦》“漱六藝之芳潤”,出發點或與楊萬裡之說有别,複補充道“此之雲關,當異乎楊之說”,其判斷較為可靠。因為朱熹說的是熟讀儒家六經典籍方能“求真澹”,而楊萬裡之說則與佛理相關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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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詩人與佛教徒交往密切,楊萬裡也不例外。他在《和同年梁韶州寺丞次張寄詩》雲:“故人一别恰三年,誰與論詩更說禅。”楊氏與僧人論詩談禅是常有之事。又如《惠泉分茶,示正孚長老》雲:

寒泓不到十餘年,老眼重看意惘然。漱裂蒼崖玉龍口,堕成清鏡雪花天。

須煩佛界三昧手,拈出茶經第二泉。珍重贊公驚久别,且談詩句未談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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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句講十餘年未見面,而末句則雲“且談詩句未談禅”,恰可說明文人與僧人談禅論詩活動平常習見,而足以說明佛理對詩歌的滲透。又有《督諸軍求盜梅州宿曹溪呈葉景伯、陳守正、溥禅師》雲:

南鬥東偏第一山,白頭初得扣禅關。祖衣半似雲來薄,金鑰才開霧作團。

一缽可能盈尺許,千年有底萬人看。今宵雪乳分龍焙,明日黃泥又馬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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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淳熙八年(1181)楊萬裡在韶州提刑任上所作。曹溪與禅宗六祖淵源深厚,故雲“禅關”,而“祖衣”與“一缽”是“衣缽”之分述,所言六祖為禅門正宗嫡傳,詩句叙述之中不無崇敬感慨之意。

“金鑰才開霧作團”,意為得叩曹溪禅門,學得六祖正法,方能循此良徑,散去心中一團迷霧。“一缽可能盈尺許”雲雖六祖頓悟之法簡單,“千年有底萬人看”說千百年來根柢禅宗俱在,衆人都來參學其底蘊究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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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今宵雪乳分龍焙”之“雪乳”既為飲茶時候的浮沫,也可了解為佛家醍醐灌頂之喻,在此有豁然開朗之意,也包含了與禅師分茶談禅的意思。

結語

自佛法傳入中土,曆代文人都有喜愛并深入研讀佛經、參修佛理者。如唐代王維、宋代蘇轼、黃庭堅等最為典型,他們深谙内典、精研佛理、參禅打坐、交遊僧道,日常創作中也常有明顯的佛教文化印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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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詩歌以善叙事理、好發議論為總體特征,然而在内容與形式上,也受到廣泛傳播的禅宗文化影響。從語言邏輯角度出發,考察楊萬裡詩歌的内在學理特征,辨析其受佛教觀念影響下的詩歌創作細節,或可達到正确解讀其詩歌創作之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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