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15日本投降，為什麼他們不對這場戰争負責？
《硫磺島的來信》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日本發動的侵略戰争，不僅讓數十年的國家建設化為烏有，還在亞洲各地犯下了彌天大罪。
那麼，日本為什麼會發動這場戰争？複旦大學曆史學系副教授、看理想《日本帝國興亡史：1895—1945》主講人商兆琦，在《“無責任”的帝國：近代日本的擴張與毀滅1895—1945》中，引用了日本著名思想史學者丸山真男的理論來解釋。
丸山真男認為，天皇制、無責任體系、下克上和法西斯主義是導緻日本走向毀滅的根本病因。他關于“無責任體系”的部分論述，不僅适用于二戰時的日本，似乎也可以用來分析任何缺乏生命力的、僵化的組織。
下文摘自《“無責任”的帝國：近代日本的擴張與毀滅1895—1945》中的“丸山真男的賭注”一節，有删減。
“無責任”的天皇制
丸山真男說，戰前天皇制的基本特征是“無責任”，這是日本滑向戰争深淵的重要原因。天皇制之是以會導緻“無人負責”，概而言之，包括以下四點。
第一，天皇擁有無限的權力，卻在《明治憲法》的庇護下不承擔任何責任。同時，雖然天皇擁有絕對君主的權力，但還要保持“統而不治”的立憲君主姿态。由于作為最高權力的天皇，除了極少數情況外不做任何決斷(僅限于内政，不包括軍事)， 也不負任何責任，這就為整個政治體系“無責任”的局面奠定了基礎。
《天皇》
第二，天皇制既包含立憲君主制又包含絕對君主制的“雙重性格”，導緻日本形成了“多頭一身”的政權構造。元老、重臣、 宮廷、内閣、官僚、議會和軍部各自分享一定的權力，但往往缺乏統合與協調。權力的多元并立和互相掣肘，導緻了責任意識的淡薄。
第三，在戰前的日本，天皇壟斷了所有公權力和精神權威。天皇不僅是最高權力的所在，還是真、善、美的倫理化身。在天皇制之下，包括文武百官在内的所有人，都是微不足道的。他們沒有獨立的人格，也就不會形成健全的責任感。
第四，日本的文武百官在本質上，不是政治家，而隻是官僚，而官僚最擅長的就是推卸責任。官僚沒有自己的理念，隻會揣摩聖意、察言觀色、争權奪利，并見風使舵地“擡轎子”。
《天皇》
但話說回來，如果隻是由謹小慎微的官僚“擡轎子”，這轎子也不會墜入深淵。在日本走向戰争的過程中，除了官僚的不負責任，還有另一股非合理的力量在興風作浪，那便是以右翼和青年軍官為代表的不法之徒。
不法之徒沒權力、沒資格“擡神轎”。又因不學無術，沒有具體的政治構想和行動綱領，他們隻有盲目的憤怒，隻滿足于橫行霸道。他們雖然人數不多，但卻心狠手辣、行動堅決。他們制造混亂和恐怖，以發洩情緒和自我陶醉。
他們實施暗殺和恐怖襲擊，為的就是破壞舊有體制，并震撼一盤散沙的多數人。至于接下來怎麼辦，他們或許并不關心。可就是這種橫沖直撞往往會使“神轎”改變行進方向。不法之徒從未控制過日本，但他們卻是對外戰争的直接縱火者。
是以，丸山真男講的無責任體系由三種力量組成：代表權威的“神轎”、代表權力的官僚和代表暴力的不法之徒。
壓力的轉嫁與下克上
然而，不法之徒沒有權力，他們頂多隻有幾把刀、幾把手槍，為何能夠改變國家政權的走向呢？即使像二二六兵變那樣規模的政變，也并非毫無征兆。掌握着警察和軍隊的高官們，為何不能限制這些不法之徒呢？
丸山真男為了回答這個問題提出了另外兩個概念：壓力轉嫁和下克上。
前面提過，天皇享有無限的權力，卻不承擔任何責任。那麼由誰承擔責任呢？首先是政府高層。然而，政府高層在責任的重壓下，會将壓力轉嫁給他們的下屬，即中層官僚。中層官僚在高層的壓力下，會先把壓力加碼，然後繼續轉移給他們的下屬，即更下層的官僚。下層官僚承受着來自中層的壓力，還會把壓力繼續向下傳遞，直至官僚系統的末端組織。這種壓力自上而下層層加碼，最終落在底層群眾身上。
《硫磺島的來信》
在一個法理型權威社會中，下位者可以訴諸法律或輿論，以抵抗上位者的不當壓迫。而在一個傳統型權威主導的金字塔社會中，下位者對于上位者的壓迫隻能默然承受，并将這些壓力轉嫁至更下位者。最底層的人承受着最大的壓力，卻無法向下轉嫁。
他們能找到的出路有兩條，一是向外的“排外主義”，二是向上的“下克上”。“排外主義”即通過歧視和仇恨其他民族來獲得心理補償，或者期待戰争能帶來社會的重組和平準化。雖然性情懦弱的底層不敢向上反抗，隻敢向外宣洩，但那些性情蠻橫的底層，往往可以通過暴力手段進行“下克上”。
官僚的權力并非來自人民，而是由天皇賜予。是以，掌權者在面對下屬和人民時總有些底氣不足。一方面，他們不得不防備群眾的反抗；另一方面，他們始終保持謹慎，擔心因犯錯而被追責。如果官僚碰到的是懦弱的下屬和群眾，他們可以作威作福。但如果他們碰到的是難纏的下屬和蠻橫的群眾，他們隻會戰戰兢兢、縮手縮腳。
如果不法之徒把事情鬧大，官僚一方面想着的是平息事态，另一方面又因擔心被追責，是以會選擇事後預設。是以，在日本近代史上，“下克上”的行動屢屢獲得成功。
主體性與良心的自由
丸山真男說，在整個無責任體系中，無論是“神轎”、官僚還是不法之徒，他們的共同點在于缺少主體性。而沒有主體性，便不會産生責任意識。
那麼，什麼是“主體性”？簡單地說，主體性是獨立人格，也就是每個人都作為自由的、有獨立判斷的個體，對自我行為承擔責任的意識。當然，僅這樣還不夠。還要以這種态度來面對他人，了解他人。所有人都将彼此視為自由的、獨立的個體，對彼此人格持同樣的尊重和了解的同時，勇于承擔自己的責任，不推诿、不逃避，隻有這樣才能形成健全的主體性。
《少年H》
但凡隻尊重自己的判斷和人格，不尊重他人的判斷和人格；隻要權利，不要責任；不願接受強加而來的價值判斷，反而要把自己的價值判斷強加給他人的做法，都不會形成健全的主體性。
按照丸山真男的了解，近代國民的精神基礎是主體性，近代文明的底色也是主體性。遺憾的是，盡管日本在明治維新後實作了經濟、工業和制度上的近代化，但卻未能在社會上形成獨立的人格意識。之是以會這樣，一個關鍵因素在于不存在“良心的自由”。
良心自由，即以不同方式思考的自由。在人類曆史上，良心自由并非憑空出現，而是經曆了多年的血腥戰争後才确立的。在16世紀和17世紀，歐洲發生了殘酷的宗教戰争，基督教各教派因信仰不同而打得血流成河。各教派争來争去，發現彼此隻能互相傷害，誰也不能改變誰。
歐洲人于是意識到，他們必須確定互相寬容，才能共同生存下去。在這種認識的基礎上，政治制度開始區分公共領域和私人領域。國家權力被定義為“中性”的公共權力，隻處理公共領域的事務，如安全、外交和司法事務。對于個人的精神生活，公共權力要采取超然的中立立場。
可在戰前的日本，情況卻截然不同。在戰前，天皇制不僅是所有政治制度和社會秩序的核心，也是所有道德倫理的依據。在此情形下，充當社會紐帶的并非平等公民之間合作的橫向關系，而是從最末端的臣民到最頂端的天皇之間遞次依附的縱向關系。一個人與最高權威者天皇的距離遠近，決定了他的社會價值的高低。
《硫磺島的來信》
天皇本身成為真、善、美的化身，對于天皇制的無限擁護，變成了最大的美德；而對天皇制的懷疑和反抗， 就不僅違反了法律，還違反了道德。由于天皇制同時壟斷了權力和倫理，這就導緻了整個社會道德的外在化。
可問題在于，道德本質上是内在的，沒有人能夠鑽進别人腦子裡看他究竟在想什麼。是以，公權力強行要求社會承認某種道德，隻能鼓勵社會的不誠實和道貌岸然。也就是說，一個人是否真心擁護天皇制并不重要，隻要表現得像是擁護天皇制就可以了。在沒有“良心的自由”的社會裡，人們隻會說違心的話，做違心的事，而不會有對自己言行負責的意識。
法西斯主義
此外，戰前日本社會缺乏良心自由，也是法西斯主義滋生的重要原因。因為每個人作為個體都是軟弱無力的，當脫離了法律、社會和團體的保護時，每個人的生存狀态都是極度脆弱的。在一個沒有“良心自由”的社會裡，個人為了自我保護，會選擇順從于社會上最強大的力量和聲音。
這種傾向在遭到價值剝奪最多的底層群眾中最為明顯，由于他們的生存手段最為匮乏，在奉行叢林法則的社會中，他們僅有勞動力可供出售。他們既可以有最具反抗強權的精神，也有可能主動向強大的權威靠攏，期待以效忠來獲得庇護。他們在精神上和行動上與強者合而為一，以此來擷取安全感，并通過将自己埋沒于強大的力量之中，以消除生活中種種的挫折感。
《秋刀魚之味》
如果經濟形勢良好，國際環境穩定，生活水準不斷提高，他們可能會埋頭于賺錢和自己的私人生活。但如果經濟下滑，貧富差距拉大，很多人會因貧困和絕望，選擇支援法西斯主義。他們對内要求以暴力重塑社會，實作“專制下的平等”，對外則要求武力擴張以蹂躏更為弱小的民族，并尋求心理補償。
法西斯主義是對19世紀國家和社會組織原理的根本反動，它既反對資本主義又反對社會主義。當然，這隻是在原則上的表現。在實踐中，法西斯主義往往打着社會主義的旗号，又與資本主義沆瀣一氣。
法西斯主義鼓吹“集體利益高于個人利益”，但實際上卻可以為了當權者的個人利益，不斷犧牲國民大衆的集體利益(正如希特勒和昭和天皇的行為)。法西斯主義對内否定議會制度和政黨政治，以樹立暴力獨裁，對外否認現有的國際秩序，主張重新瓜分世界。為了實作該目的，法西斯主義不斷制造國内外危機，進而為強制性的一體化開辟道路。
《帝國的毀滅》
日本、德國和意大利，是戰前的三大法西斯國家，它們之間雖然彼此不同，但都有法西斯主義的一般特征，即倡導國家主義、極權主義、極端民族主義和軍國主義。
正如柯林伍德所言，曆史的價值在于告訴我們人做過什麼，進而告訴我們人是什麼。
以這句話來反思戰前的世界，我們将不禁再次對人類的愚昧、盲目、自大、貪婪和殘忍感到悲觀。以這句話來了解戰後的世界，我們或能重拾對人類智慧、勇氣、謙遜、節制和友愛的信心。
78年前的今天，日本帝國轟然倒塌，但這段曆史的意義不會随之消解。因為對于人性的思索要求我們以曆史的凝重為參照，而對于現實的關懷則要求我們向曆史的富饒尋求教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