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15日本投降，为什么他们不对这场战争负责？
《硫磺岛的来信》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不仅让数十年的国家建设化为乌有，还在亚洲各地犯下了弥天大罪。
那么，日本为什么会发动这场战争？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看理想《日本帝国兴亡史：1895—1945》主讲人商兆琦，在《“无责任”的帝国：近代日本的扩张与毁灭1895—1945》中，引用了日本著名思想史学者丸山真男的理论来解释。
丸山真男认为，天皇制、无责任体系、下克上和法西斯主义是导致日本走向毁灭的根本病因。他关于“无责任体系”的部分论述，不仅适用于二战时的日本，似乎也可以用来分析任何缺乏生命力的、僵化的组织。
下文摘自《“无责任”的帝国：近代日本的扩张与毁灭1895—1945》中的“丸山真男的赌注”一节，有删减。
“无责任”的天皇制
丸山真男说，战前天皇制的基本特征是“无责任”，这是日本滑向战争深渊的重要原因。天皇制之所以会导致“无人负责”，概而言之，包括以下四点。
第一，天皇拥有无限的权力，却在《明治宪法》的庇护下不承担任何责任。同时，虽然天皇拥有绝对君主的权力，但还要保持“统而不治”的立宪君主姿态。由于作为最高权力的天皇，除了极少数情况外不做任何决断(仅限于内政，不包括军事)， 也不负任何责任，这就为整个政治体系“无责任”的局面奠定了基础。
《天皇》
第二，天皇制既包含立宪君主制又包含绝对君主制的“双重性格”，导致日本形成了“多头一身”的政权构造。元老、重臣、 宫廷、内阁、官僚、议会和军部各自分享一定的权力，但往往缺乏统合与协调。权力的多元并立和相互掣肘，导致了责任意识的淡薄。
第三，在战前的日本，天皇垄断了所有政治权力和精神权威。天皇不仅是最高权力的所在，还是真、善、美的伦理化身。在天皇制之下，包括文武百官在内的所有人，都是微不足道的。他们没有独立的人格，也就不会形成健全的责任感。
第四，日本的文武百官在本质上，不是政治家，而只是官僚，而官僚最擅长的就是推卸责任。官僚没有自己的理念，只会揣摩圣意、察言观色、争权夺利，并见风使舵地“抬轿子”。
《天皇》
但话说回来，如果只是由谨小慎微的官僚“抬轿子”，这轿子也不会坠入深渊。在日本走向战争的过程中，除了官僚的不负责任，还有另一股非合理的力量在兴风作浪，那便是以右翼和青年军官为代表的不法之徒。
不法之徒没权力、没资格“抬神轿”。又因不学无术，没有具体的政治构想和行动纲领，他们只有盲目的愤怒，只满足于横行霸道。他们虽然人数不多，但却心狠手辣、行动坚决。他们制造混乱和恐怖，以发泄情绪和自我陶醉。
他们实施暗杀和恐怖袭击，为的就是破坏旧有体制，并震撼一盘散沙的多数人。至于接下来怎么办，他们或许并不关心。可就是这种横冲直撞往往会使“神轿”改变行进方向。不法之徒从未控制过日本，但他们却是对外战争的直接纵火者。
所以，丸山真男讲的无责任体系由三种力量组成：代表权威的“神轿”、代表权力的官僚和代表暴力的不法之徒。
压力的转嫁与下克上
然而，不法之徒没有权力，他们顶多只有几把刀、几把手枪，为何能够改变国家政权的走向呢？即使像二二六兵变那样规模的政变，也并非毫无征兆。掌握着警察和军队的高官们，为何不能约束这些不法之徒呢？
丸山真男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提出了另外两个概念：压力转嫁和下克上。
前面提过，天皇享有无限的权力，却不承担任何责任。那么由谁承担责任呢？首先是政府高层。然而，政府高层在责任的重压下，会将压力转嫁给他们的下属，即中层官僚。中层官僚在高层的压力下，会先把压力加码，然后继续转移给他们的下属，即更下层的官僚。下层官僚承受着来自中层的压力，还会把压力继续向下传递，直至官僚系统的末端组织。这种压力自上而下层层加码，最终落在底层民众身上。
《硫磺岛的来信》
在一个法理型权威社会中，下位者可以诉诸法律或舆论，以抵抗上位者的不当压迫。而在一个传统型权威主导的金字塔社会中，下位者对于上位者的压迫只能默然承受，并将这些压力转嫁至更下位者。最底层的人承受着最大的压力，却无法向下转嫁。
他们能找到的出路有两条，一是向外的“排外主义”，二是向上的“下克上”。“排外主义”即通过歧视和仇恨其他民族来获得心理补偿，或者期待战争能带来社会的重组和平准化。虽然性情懦弱的底层不敢向上反抗，只敢向外宣泄，但那些性情蛮横的底层，往往可以通过暴力手段进行“下克上”。
官僚的权力并非来自人民，而是由天皇赐予。因此，掌权者在面对下属和人民时总有些底气不足。一方面，他们不得不防备民众的反抗；另一方面，他们始终保持谨慎，担心因犯错而被追责。如果官僚碰到的是懦弱的下属和民众，他们可以作威作福。但如果他们碰到的是难缠的下属和蛮横的民众，他们只会战战兢兢、缩手缩脚。
如果不法之徒把事情闹大，官僚一方面想着的是平息事态，另一方面又因担心被追责，所以会选择事后默认。因此，在日本近代史上，“下克上”的行动屡屡获得成功。
主体性与良心的自由
丸山真男说，在整个无责任体系中，无论是“神轿”、官僚还是不法之徒，他们的共同点在于缺少主体性。而没有主体性，便不会产生责任意识。
那么，什么是“主体性”？简单地说，主体性是独立人格，也就是每个人都作为自由的、有独立判断的个体，对自我行为承担责任的意识。当然，仅这样还不够。还要以这种态度来面对他人，理解他人。所有人都将彼此视为自由的、独立的个体，对彼此人格持同样的尊重和理解的同时，勇于承担自己的责任，不推诿、不逃避，只有这样才能形成健全的主体性。
《少年H》
但凡只尊重自己的判断和人格，不尊重他人的判断和人格；只要权利，不要责任；不愿接受强加而来的价值判断，反而要把自己的价值判断强加给他人的做法，都不会形成健全的主体性。
按照丸山真男的理解，近代国民的精神基础是主体性，近代文明的底色也是主体性。遗憾的是，尽管日本在明治维新后实现了经济、工业和制度上的近代化，但却未能在社会上形成独立的人格意识。之所以会这样，一个关键因素在于不存在“良心的自由”。
良心自由，即以不同方式思考的自由。在人类历史上，良心自由并非凭空出现，而是经历了多年的血腥战争后才确立的。在16世纪和17世纪，欧洲发生了残酷的宗教战争，基督教各教派因信仰不同而打得血流成河。各教派争来争去，发现彼此只能互相伤害，谁也不能改变谁。
欧洲人于是意识到，他们必须确保相互宽容，才能共同生存下去。在这种认识的基础上，政治制度开始区分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国家权力被定义为“中性”的公共权力，只处理公共领域的事务，如安全、外交和司法事务。对于个人的精神生活，公共权力要采取超然的中立立场。
可在战前的日本，情况却截然不同。在战前，天皇制不仅是所有政治制度和社会秩序的核心，也是所有道德伦理的依据。在此情形下，充当社会纽带的并非平等公民之间合作的横向关系，而是从最末端的臣民到最顶端的天皇之间递次依附的纵向关系。一个人与最高权威者天皇的距离远近，决定了他的社会价值的高低。
《硫磺岛的来信》
天皇本身成为真、善、美的化身，对于天皇制的无限拥护，变成了最大的美德；而对天皇制的怀疑和反抗， 就不仅违反了法律，还违反了道德。由于天皇制同时垄断了权力和伦理，这就导致了整个社会道德的外在化。
可问题在于，道德本质上是内在的，没有人能够钻进别人脑子里看他究竟在想什么。因此，公权力强行要求社会承认某种道德，只能鼓励社会的不诚实和道貌岸然。也就是说，一个人是否真心拥护天皇制并不重要，只要表现得像是拥护天皇制就可以了。在没有“良心的自由”的社会里，人们只会说违心的话，做违心的事，而不会有对自己言行负责的意识。
法西斯主义
此外，战前日本社会缺乏良心自由，也是法西斯主义滋生的重要原因。因为每个人作为个体都是软弱无力的，当脱离了法律、社会和团体的保护时，每个人的生存状态都是极度脆弱的。在一个没有“良心自由”的社会里，个人为了自我保护，会选择顺从于社会上最强大的力量和声音。
这种倾向在遭到价值剥夺最多的底层民众中最为明显，由于他们的生存手段最为匮乏，在奉行丛林法则的社会中，他们仅有劳动力可供出售。他们既可以有最具反抗强权的精神，也有可能主动向强大的权威靠拢，期待以效忠来获得庇护。他们在精神上和行动上与强者合而为一，以此来获取安全感，并通过将自己埋没于强大的力量之中，以消除生活中种种的挫折感。
《秋刀鱼之味》
如果经济形势良好，国际环境稳定，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他们可能会埋头于赚钱和自己的私人生活。但如果经济下滑，贫富差距拉大，很多人会因贫困和绝望，选择支持法西斯主义。他们对内要求以暴力重塑社会，实现“专制下的平等”，对外则要求武力扩张以蹂躏更为弱小的民族，并寻求心理补偿。
法西斯主义是对19世纪国家和社会组织原理的根本反动，它既反对资本主义又反对社会主义。当然，这只是在原则上的表现。在实践中，法西斯主义往往打着社会主义的旗号，又与资本主义沆瀣一气。
法西斯主义鼓吹“集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但实际上却可以为了当权者的个人利益，不断牺牲国民大众的集体利益(正如希特勒和昭和天皇的行为)。法西斯主义对内否定议会制度和政党政治，以树立暴力独裁，对外否认现有的国际秩序，主张重新瓜分世界。为了实现该目的，法西斯主义不断制造国内外危机，从而为强制性的一体化开辟道路。
《帝国的毁灭》
日本、德国和意大利，是战前的三大法西斯国家，它们之间虽然彼此不同，但都有法西斯主义的一般特征，即倡导国家主义、极权主义、极端民族主义和军国主义。
正如柯林伍德所言，历史的价值在于告诉我们人做过什么，从而告诉我们人是什么。
以这句话来反思战前的世界，我们将不禁再次对人类的愚昧、盲目、自大、贪婪和残忍感到悲观。以这句话来理解战后的世界，我们或能重拾对人类智慧、勇气、谦逊、节制和友爱的信心。
78年前的今天，日本帝国轰然倒塌，但这段历史的意义不会随之消解。因为对于人性的思索要求我们以历史的凝重为参照，而对于现实的关怀则要求我们向历史的富饶寻求教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