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于中國出海企業來說，這個“新衙門”在這個特别的時期有着不同的意義。該委員會在網際網路監督的政治邏輯上與中國網際網路監督部門不同，美國式網絡監管更加善于利用“暗操作”對網際網路平台進行管理，尤其是非常善于濫用“國家安全”的說辭向網際網路平台扣大筐。重壓之下，中國企業須警惕新融合型政治風險。
2月12日，美國參議院多數黨領袖查克·舒默表示，他支援在全國範圍内禁止TikTok。原因仍然是與國家安全問題和潛在的社會危害相關。
在此三天前，據路透社2月9日報道，在部分參議員和社會呼聲的要求之下，法國參議院也将仿照美國成立一個針對TikTok的調查委員會，以調查TikTok是否損害了使用者的利益。自2022年以來，各國針對TikTok的批評尤為激烈，其中既有政策和立法精英一直以來的苛責，也慢慢出現了來自社會層面更廣泛的擔憂。
圖檔來源：Reuters
一位美國活動家兼記者科裡·多克托羅 (Cory Doctorow)在他的《TikTok的“垃圾化”與平台之死》中認為，從商業層面來看各種平台都有一種“垃圾化”趨勢，濫用使用者和商業客戶，最終帶來了平台的逐漸消亡。也有觀點認為，正是平台内容“垃圾化”帶來了巨大的社會負面感覺，也招引了國家的強監管介入。
近年來，中國、美國和歐盟都處于這樣一種強監管的态勢之中。針對科技巨頭的大額罰款數不勝數。不同的是，中國經曆了兩年的監管整治之後進入了常态化監管時期，而歐美仍然在“層層加碼”。歐盟陸續推出了《數字市場法》和《數字服務法》等史上最嚴立法。美國則也在一刻不停地推動相關立法，但态度上更願意先拿外國企業開刀。在這種國際趨勢之下，以TikTok為代表的中國出海企業不可避免地面臨更大、更複雜的監管壓力。
1所謂“垃圾化”：一個曆史問題的新面孔
當我們說到平台時，我們一般所指的是一個連接配接消費者和賣方的場所（平台）。平台商業模式其實并不新鮮。事實上，它們可以一直追溯到古羅馬的早期市場、集市和拍賣行。到了20世紀，平台商業模式也存在于商場和拍賣行中。直到網際網路的出現，在21世紀徹底改變了平台的内涵，也逐漸演變為“平台資本主義”這樣一種特殊的形式。
平台出于經濟價值和利潤的追求，會産生将内容商業化、貨币化的本能。許多最大的科技平台，從亞馬遜到 Facebook，也到現在的TikTok，都存在一種平台特有的商業模式。這種商業模式在前期會承擔起搭建大型公共平台、提供公共産品的作用，而後期商業化、進行盈利。科裡用“垃圾化”代替了對于商業化描述的這一部分，但本質上商業化是平台資本主義的核心，并無好壞之分。就像承擔高速公路建設的私人企業，能責怪它建成之後對往來車輛收費嗎？但不能因為誰交的錢多就無視交通規則，就超速或者随意變道。換言之，平台如何平衡好其公共性和商業性的關系。
首先，平台以人為壓低的産品價格來吸引使用者。然後，通過承諾吸引特定閱聽人來吸引賣家，如廣告商或第三方零售商。這兩個階段經常是同步進行，并且前期需要花費巨大投入。而當這兩個階段完成後，平台初步搭建完成，進入長期的收益模型中，對處于兩端的使用者和零售商/廣告商進行平衡和盈利。
最後，也就是科裡提到的“垃圾化”的部分：當公司試圖最大化他們的利潤時，會通過商業化、貨币化的方式收割兩端的利潤。 “從移動應用商店到Steam，從Facebook到Twitter，都是存在一個垃圾化（enshittification）的生命周期。”科裡認為在平台的商業模式之下，盈餘先是返還給使用者以鎖定使用者，盈餘再流向供應商以鎖定供應商，最後盈餘就會源源不斷地交給股東，而這個時候，平台對于使用者和供應商原本的預期和價值就消失了。
平台“垃圾化”實則是對于數字時代下公共性和商業性的讨論。平台作為公共産品，具有公共性；作為市場産物，也具有商業性。社交平台、搜尋引擎這些大型平台，如今已經和水、電、網絡、道路一樣成為了人們生活的必需品，是以具有一定的公共産品屬性。而公共産品的“垃圾化”并不隻是指以利潤為目的廣告泛濫、内容品質下降，而是指平台不斷貨币化掏空自身承擔的社會價值，是一種劣币驅逐良币的過程。從這個角度來說，“垃圾化”任由“垃圾内容”泛濫，甚至縱容算法鼓勵和輔助“垃圾内容”的産生，這是一種商業短視的行為，既傷害社會，也加速了自身的消亡。其背後最大的問題就是造成了商業性和公共性的失衡。
商業性和公共性的失衡會不可避免地造成社會的負面效應，也是以産生程度不一的社會負面感覺。這不是一個新的讨論，而是在曆史各個階段反複發生的資本主義故事。在每一段故事中，過度的公共性會扼殺商業創新和市場的主觀能動性，而過度的商業化會對社會産生負面效應，傷害社會性和公共性。比如最早紡織業對于童工的剝削問題、重工業對于環境的污染問題、鐵道業的低薪酬問題等等。是以，我們在此讨論的不是一個由平台經濟帶來的嶄新問題，而是一個曆史反複問題的新面孔。目前與平台資本主義相關的擔憂主要有兩個方面。
一是青少年健康和保護問題。對于TikTok、Facebook這樣的公司來說，美國社會對其最嚴厲的批評在于過度的商業化使得部分使用者群體（青少年群體）對其産生嚴重的黏性，暴露在時而有危害性的内容之下。
2023年1月，美國西雅圖的部分公立學校共同起訴了包括TikTok、Facebook、Instagram、YouTube和 Snapchat在内的科技巨頭企業，指控他們制造了“美國青年的心理健康危機。”在美國地方法院提起的長達91頁的訴訟中指出，科技巨頭利用社交媒體的成瘾性，導緻焦慮、抑郁和自殘念頭上升。學校和家長認為，這些公司向使用者推送的有害内容包括極端飲食、鼓勵自我傷害等，間接導緻2009年至2019年期間，産生抑郁傾向的學生增加了30%。
二是隐私保護、資料安全問題。除了内容本身的危害性，平台另一個被指責的問題是它對隐私的侵犯和資料洩露的危險。包括Facebook、Twitter、TikTok這些平台在内，都掌握着巨大的使用者和供應商資訊。平台後方的系統每分每秒都在記錄着使用者和供應商的行為、浏覽記錄和各種資訊，是以産生了隐私保護和資料安全相關的問題。
2重拳出擊，商業性和公共性的再平衡
近年來歐盟、美國和中國都開始加強對于平台經濟的監管和科技巨頭的規範，其背後的内在邏輯就在于：商業性和公共性的失衡給部分企業帶來了經濟價值，卻沒有持續帶來社會正向價值。
社會的正向價值不僅有給某一方創造的經濟價值，也包括給更多的群體所帶來的經濟價值，所減少的商業運作成本，以及最終所帶來的社會積極作用。不僅是平台企業，更多企業也都應注意平衡自身經濟利益、社會整體經濟利益和社會整體價值之間的得與失。
在社會意識到進步和激烈讨論下，大部分國家開始介入，加強監管，主動地推動企業對于各種價值的平衡。
近年來，美國和歐盟對于科技監管立法一直處于一個加強态勢。2020年7月，美國國會針對Facebook、亞馬遜、谷歌和蘋果舉行反壟斷聽證會，此後兩年，美國不斷推出有關隐私立法和平台責任的草案，包括《美國資料隐私和保護法案》、《數字市場競争調查報告》等等，強調平台作為“數字守門人”的理念，其本質就是要求平台承擔本應對于社會的責任。但其後一直沒有重大的突破。
而歐盟的程序則比美國快得多，2021年歐盟就公布了《數字服務法》和《數字市場法》草案，旨在明确數字服務提供者的責任，加強對社交媒體、電商平台和其他線上平台的監管。2022年，《數字服務法》和《數字市場法》陸續塵埃落定，瞄準了蘋果、谷歌、Meta（原 Facebook）、亞馬遜和微軟等全球科技巨頭公司。
一方面是針對于這些平台企業所掌握的權力，也就是他們“守門人”的本質（将龐大的使用者群體與企業聯系起來以及掌握着關鍵的資料資源的能力）。“守門人指責”要求平台企業在應用商店、搜尋引擎、社交媒體、雲服務、線上廣告和浏覽器這些領域，不得利用自身的市場主導地位，擠壓其他企業和平台使用者的生存空間。
另一方面是針對于平台企業對于使用者的隐私和資料安全做出規定。其實早在立法程序中的時候，歐盟就已經通過司法裁決的方式對有隐私問題的科技巨頭進行了巨額處罰。2022年1月，法國資料監管機構CNIL因違反歐盟隐私規則對谷歌和Facebook分别處以1.5億歐元和6000萬歐元的罰款。歐盟又關于隐私的處罰緣由包括資料濫用、資料共享不透明、未經同意投放跟蹤cookies、隐私透明度問題等。
美國總統拜登在2023國情咨文重申對于全面隐私立法的支援。他講到，“今年，讓我們通過頒布全國性立法來完成這項工作，該立法限制公司收集、使用和共享個人資訊，并保護兒童和青少年免受行為廣告的侵害。早就該這麼做了。”2023年1月11日，拜登在《華爾街日報》上發表了一篇專欄文章，敦促民主黨人和共和黨人一同進一步加強對于大型科技公司的監管，追究大型科技公司的責任。文章呼籲“聯邦嚴格保護美國人的隐私”，明确限制公司如何收集、使用和共享高度個人化的資料，并限制有針對性的廣告等。
總結來說，平台的商業模式得益于它所擁有的巨大使用者人群和供應商及廣告商，而在前期的發展中，平台兩端的群體分别因為平台特有的商業回報機制而對平台産生黏性。當平台掌握了兩端大量的使用者和客戶資源以及資料之後，開始變得商業化，也就是“收割”所擁有的資源和資料。商業化對于市場來說無可厚非，但問題就是平台是一個龐然大物，它的過度商業化或者治理疏忽，将會造成嚴重的社會負面影響，比如青少年保護和隐私侵犯問題。是以國家會通過強監管的方式介入，推動平台被動或自我限制，将商業化保持在一個适度的範圍内。
3重壓之下，中國企業須警惕新融合型政治風險
商業化在社會需求和價值創新中起到重要的比對和連接配接作用。新經濟業态離不開技術革命，每一次技術革命都将資本主義推向新高潮，而這其中的秘訣就是技術革命的商業化應用對于市場需求的巧妙和精準捕捉。我們可以說商業化就是這樣一把雙刃劍，過度的商業化傷人，但是缺少商業化同時也會讓人和技術同時窒息。
如何找到真實的市場需求，找到當下人的需求，這是國家和企業需要同時思考的問題，而不是在某一方面過度商業化或者掐死商業化。在這種情況下，不管是中國、美國還是歐盟的監管政策都起到了平衡公共性和商業性的作用，一定程度上制止平台自身走向“垃圾化”的慣性，促成釋放正向價值的可持續路徑。
在社會負面感覺聲音的呼籲下，美國也開始進入一個科技強監管的周期。未來将會出現越來越多挑剔的批評家和立法者，帶着更審慎的眼光檢查美國市場的科技企業。而這也意味着中國出海企業将會面臨更複雜、更多元的監管壓力。在這種壓力之下，過去尋求海外發展的國内大型企業，将必須考慮這種迫在眉睫的風險。
一是來自外部、不可控的地緣政治的風險。這是企業難以決定的層面，特别是随着中美競争的日益激烈和逆全球化的态勢，使得美國和一些歐洲市場逐漸築起高牆，特意防範和排斥中國企業。這種新的融合型政治風險，融合了傳統的資料治理争議、國家安全風險、國家競争考慮、價值觀分歧等多種新型政治風險，對在美的中國企業産生一種不可控的地緣政治風險。
二是強監管周期下過度商業化的監管風險。随着美國和歐盟逐漸加強了對于平台企業所産生社會負面效應的監管，部分中國企業所面臨的監管壓力急劇上升。
在這點上，中國企業本質上面臨的問題是如何跟上歐美社會快速上升的社會期待和相應的監管要求。這可能不是中國企業的錯，而是要面對一種處于變遷中的社會意識與要求。在這個年代，市場和社會早就難以清晰地劃出一條界限，任何市場的行為都可能對社會造成正面或負面的影響，而同理，社會的意識也會給市場造成新的機遇或者麻煩。是以平台或者更多企業的商業模式必不可免地需要去适應這條規律，去适應處于變遷中的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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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1月，美國衆議院新成立對華“新衙門”：美國與中共戰略競争特設委員會，簡稱衆議院中國問題特别委員會。對于中國出海企業來說，這個“新衙門”在這個特别的時期有着不同的意義。
該委員會在網際網路監督的政治邏輯上與中國網際網路監督部門不同，美國式網絡監管更加善于利用“暗操作”對網際網路平台進行管理，尤其是非常善于濫用“國家安全”的說辭向網際網路平台扣大筐，以達到其“合法霸淩”的最終目的。
一定要注意的是，這種“霸淩”最終也不是為了讓企業真的“合規”。除了一定的合理監管外，部分政策考慮是實作對本國資本起到“敲打”的效果，最終目的是讓資本對有中國背景企業的投資産生擔憂，最終遏制中國有關企業的企業發展和國際形象。
如果企業一味“認慫”，除了讓歐美政府更加嚣張外，更會讓外國的老百姓認為這些企業“本身就有問題”，否則為何會一味妥協，最終還是有損企業的社會形象；但如果不認慫，這些企業就會因不聽話而受到制裁和處罰，這便是美國式監管部門“兩頭堵”的高明之處。
TikTok在美國的成功與腹背受敵，既是它成功領跑了4G時代短視訊的革命，也是因為目前中國和美國都還沒有找到5G時代的革命性應用。紮克伯格曾堅信5G是元宇宙的時代，不斷推出VR裝置和應用，希望像當年的iPhone一樣開創新紀元。但現在卻進入了一個騎虎難下的局面。
在這樣一段“空虛”、“焦慮”的視窗期，缺乏真正滿足人們需求的技術變革的焦慮一定程度上也促成監管者回頭來審視當下的巨頭，審視它短時間内無法被替代的市場寶座。
目前，随着國内逐漸進入平台常态化監管時期，許多有關隐私、資料安全、青少年保護的規範都被陸續建立起來。監管可以減少和防止過度的負面效應，那麼對于企業來說，可持續的正向價值釋放又在何方呢？如何切實比對社會需求與價值創新呢？下一輪真正的技術革命又在何方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