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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拉斯的激情和波伏瓦的批判:當女性作家面對創作、曆史與愛情

作者:酒死了

記者|董子琪

編輯|黃月亮

是否可以将杜拉斯與波沃斯進行比較?華東師範大學法語教授、外語學院院長袁毅将兩人的關系比作加缪和薩特,"杜拉斯完全是無産階級,波瓦是一所學術流派",雖然在同一組,仔細看兩位作家是截然不同的。

華中科技大學出版社的"女性天才"系列最近推出了瑪格麗特·杜拉斯和西蒙娜·波沃斯的兩篇評論,由南京大學法語教授黃偉和華東師範大學法語講師沈偉撰寫。近日,上海多雲書院舉辦了一場名為"女性與寫作:波沃斯VS杜拉斯"的活動,袁毅、毛婷、黃薇、沈炜在會上讨論了杜拉斯和波沃斯。他們談到了前者的決心和激情,後者的理性和嚴肅,杜拉斯年輕時的震撼和鼓舞,波沃斯為她們作為女性知識分子的職業生涯指明了道路。

杜拉斯的激情和波伏瓦的批判:當女性作家面對創作、曆史與愛情

《女性天才:生命、思想與話語》(Female Genius: Life, Word)系列,是國内女學者撰寫的女性思想家傳記原創系列,書寫西方天才女性的思想和生活。該系列的前四本書是"弗吉尼亞·伍爾夫:永恒的英國百合","蘇珊·桑塔格:大西洋兩岸最聰明的人","愛麗絲·沃克:女權主義者的傳說"和"瑪格麗特·阿特伍德:加拿大文學女王";

<h3>杜拉斯提供所有對沖青春期的方法</h3>

在袁玉一和毛婷的記憶中,他們都及時"抽離"了杜拉斯的影響。"在大學裡,你會認為你的命運可能像杜拉斯一樣,然後你會想成為像波沃斯這樣的學者,"袁說。少年毛茸茸的尖端讀了曾經上瘾的杜拉斯,然後把杜拉斯的所有書都深深地推到書架上,堵在加缪的書前面。杜拉斯是個老姑娘,她的少女感這麼強烈,為什麼沒有長大?(笑聲)"毛澤東笑着說,"黃琦的生活和工作外表比波瓦多了一點,但杜拉斯對你有着強烈的陰影。這就像一場豪賭,你把青春的精華都花在了她身上,這太瘋狂了。"

毛澤東試圖問的問題是,杜拉斯是一個寫愛情還是诋毀愛情的作家。"情人裡有愛嗎?"讀《戀人》就是讀一本愛情小說,少女不愛那個男人,而是反複寫愛情,就像我們讀張愛玲的《愛都市》一樣,範留媛和白魯素互相挖洞,但選擇中國當代十部愛情小說可能會把《市中心愛情》放進去。那麼,作者是如何把這個故事變成一個愛情故事的呢?"毛澤東指出了這樣一個問題。杜拉斯在他的一生中一遍又一遍地寫下愛情,但沒有那些時刻,我們想象我或我特别熱情,最終,愛情沒有得到滿足,充滿了交易。杜拉斯怎麼能把一個反愛情的故事變成這樣的愛情呢?"

杜拉斯的激情和波伏瓦的批判:當女性作家面對創作、曆史與愛情

黃回答說,我們可以從曆史演化的角度來看看《情人》是如何産生的。2006年出版的《戰争筆記》實際上是《情人》的第一版,由杜拉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初期和戰後時期(1943-1949年)斷斷續續地撰寫,其中可以找到與"情人"相比對的資訊。比如情人叫獅子座,是安南,很有錢,開着豪車,和她一樣;黃說,第一版似乎和愛情完全無關,隻是一個十五歲的女孩被愛了,有人給了她最初的朦胧的向往,但是這個男人吻她,她卻極度厭惡。然後是1949年版的《抵抗太平洋》,講的是她母親反抗殖民政府官僚,拼命拼命生活,拉着三個孩子,她和情人的關系更像是一筆交易,情人送她粉盒、點唱機,帶她去城裡玩,問她喜歡哪枚戒指,她說喜歡最貴的, 是以情人愛情的第一版和第二版就是我隻喜歡你的錢。到20世紀80年代,在作家撰寫自傳和回憶錄的背景下,出現了"自寫"的戀人;1991年的版本可以看作是對版本的更新 - 情人更帥,更大,自傳變得完全是虛構的。1984年,杜拉斯将這段關系定義為一種糟糕的愛情,"我想要你的錢,但你的人我也想要它",在1991年的版本中重新審視了這段關系,認為這是愛而不是自我認識,這種感覺可能會打擊一群十幾歲的女孩和成年女性。

黃還表示,杜拉斯拍了很多沒有觀衆的電影,她在電影中展現的開拓者和決策非常有吸引力。專攻影視的毛淊角回應說,她不想看杜拉斯的電影,"杜拉斯認為,電影是資産階級給無産階級的閑暇時間搶奪的産物,是以她想用作為資産階級休閑工具的電影營救,但營救是搶救,電影沒有觀衆。"這就是杜拉斯的決定,她對它有一種特殊的激情,她以一種摧毀自己的方式進入了小說,電影和愛情,"毛說。她指出,杜拉斯說話很可怕,"到死",比如"如果我沒有寫作,我會成為一個妓女"——這讓讀者,尤其是青少年無法抗拒。"我們的青春期不是浪費自己,與父母對沖嗎?"Duras提供了所有對沖青春期的方法。她有一種太具有破壞性的年輕天性。"對于毛澤東的評價,袁也認為,杜拉斯激進的生活方式是活生生的,人們可以感受到這種力量。

<h3>Povois重新審視了女性作為人類在一般意義上的意義</h3>

杜拉斯癡迷而巧妙,而波沃斯的任何作品都不會産生從屬感,袁毅比較兩者寫作,波沃斯是一所大學學派,她的名言"女人不是生來的,而是成為"背後漫長的推理過程,不是從戰鬥的經驗出發。她認為,波瓦不是鬥士,她的鬥志也不像杜拉斯那樣強大:"她是個學者,她的出發點很簡單,就是說,如果你想批評什麼,首先要知道,《第二性》就是這樣一個例子。"

沈國寶還介紹,《第二性》有着極其廣泛的豐富曆史事實,甚至比話語本身更重要。例如,《第二性》的曆史事實不僅基于法國中産階級女性的生活條件,還基于她在美國貧民窟看到的黑人女性的生存,黑人女性的處境激發了她對女性問題的種族觀點。"黑人女性遭受雙重壓迫,對種族壓迫的反抗激烈,而面對性别壓迫,她們成為男性的同謀:她們享受男性的人身保護、經濟支援,基于這種了解,波沃斯重新審視了女性作為一般意義上的人類的意義,"沈在活動中說。

杜拉斯的激情和波伏瓦的批判:當女性作家面對創作、曆史與愛情

黃補充說,波沃斯的綽号"海狸"非常合适,海狸生活在水邊,可以用木樹枝命名,她和海狸一樣善于收集材料和建造自己。"1955年,波瓦來到中國,40天隻是一盞燈,在天安門塔上,但回過頭來可以花很多年時間收集資訊,寫成《長征:中國紀事》。她後來寫的《美國編年史》也是如此。"

與杜拉斯不斷談論愛情相反,沈說,人們通常從愛情開始,這在波瓦的生活中并沒有起到特别重要的作用,"我們經常先了解薩特,然後是波沃斯,然後專注于她的作品。她說,波瓦斯是一個标準的好學生,她一生中最重要的事件之一就是她的朋友紮紮的死。在波沃斯的回憶錄中,紮紮與她有著深厚的友誼,紮紮出身於一個善良、聰明、有趣的背景,後來在愛情中遇到了弱小的哲學家梅洛·蓬蒂(Melo Ponti),最後遭受了死亡的結局。紮紮的死見證了波瓦對資産階級女士的幻滅,這是對愛情的第一次幻滅,從此她一直在追求自己和自由。沈瑜形容波沃斯是一個野心勃勃的女人,她一直希望成名,她為寫《神奇女俠》付出了很大的努力,希望能獲得貢古爾文學獎。黃補充說,"十五歲,波瓦會立志成為一名著名作家,重要的不是作家而是名人,因為不出名,别人不會關注你的成長,不會關注你成為名人的過程。"

袁說,閱讀更多關于Povois的文章是對她背後的群體和20世紀法國的閱讀,她的評論可以打開通往法國20世紀的大門。"我們在20世紀也經曆了幾波女權主義運動,但直到今天,女性的生活并沒有處于更好的狀态,這是一件有趣的事情,出了什麼問題,還是言語的力量不夠?"20世紀的世界不會變得更好,不僅僅是對女性不那麼友好 - Povois的立足點是最簡單的,但至關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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