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某宇自殺背後：為什麼孩子們的求救聲不被聽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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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蘇惟楚

責編｜徐卓君

失蹤 100 多天之後，15 歲少年胡鑫宇被認定系自缢死亡。如同早前發生的類似悲劇，我們在事後總會追問何以發生？

他失蹤後，當地發動上千人尋找，大量網絡主播撲進縣城，單條相關視訊的播放量達百萬。然而，在他生前，這個15歲少年的心聲無人察覺，遮蔽在他人“内向”“孤僻”“上進”“乖巧”的形容中。

他不是沒有發出過求救信号。事後，當地警方尋找心理專家，通過訪談和分析，識别出少年的厭世和輕生傾向。

無論是在和父母的電話中——一天内三次哭訴不想讀書想回家，和同學老師的交流中——表示學習吃力壓力大休息不好，在課堂筆記中——“如果我不活了，将會變得怎麼樣？”，胡鑫宇都曾流露出悲劇的先兆。

但幾乎所有的環節，都錯失了他的呼救聲。

多位接受訪談的心理咨詢師告訴《知識分子》，他們經手的多個案例中，孩子們多多少少都曾試圖發出求救的信号。

在擁有訴說痛苦情緒的能力之前，一些孩子已經真實地感受到了痛苦，身體直白地做出了反應，冒冷汗、發抖、拉肚子。

一些兒童試圖笨拙地表達，一個小孩說，“我覺得不舒服，我一直想哭”。另一個小孩問咨詢師，死是不是就是蛇蛻皮 ？

語言表達之外，一些孩子表現出不想上學，易發怒。

但成年世界中，這些信号被否認和漠視了。家長們習慣說，“小孩子哪有那麼多心情不好”“太脆弱了”。

快要溺水的孩子試圖把求助聲放得再大一些，一些成年人掏掏耳朵，隻覺得吵鬧，“叛逆”“不聽話”。

“一個孩子絕不僅僅是因為被家長打了兩巴掌，決定去死。自殺問題是一個更系統更複雜的情況。”一位多年從事自殺幹預的精神科醫生強調。

另一位參與自殺幹預的志願者将預防和幹預系統比做一張網，家庭-學校-醫院-機構-社群理應将産生自殺意念的孩子兜住。

一些孩子被兜住了，但一些沒有。

1

成年人建構的童年圖景：“孩子沒有痛苦”

講述自殺意念的孩子，年齡在不斷前移，“變得更年輕了。”

張斌曾任深圳康甯醫院危機幹預副主任，這幾年，他做危機幹預教育訓練時，加之來自學校和家長的報告，念國小的孩子已經出現自殺意念。

其他心理咨詢師和精神科醫生也都報告了自殺意念低齡化的趨勢。

2019年的資料顯示，全世界 10% 至 20% 的兒童和青少年患有精神衛生方面的疾患。占總數一半的精神疾病初發于 14 歲前。自殺是 15 至 19 歲青少年的第三大死亡原因。

一項 2016 年的研究顯示，研究者對中國 13 個地區 12733 名中國兒童和青少年的自殺意念進行調查，其中 32% 的兒童和青少年報告有自殺意念。

在報告自殺意念的孩子中，9~12 歲的孩子占 27.67%，13~15 歲的占比為36.93%，16~18 歲的為 33.89%。

另據中國衛生統計年鑒，2006~2016 年，在城市地區，10~14歲兒童發生自殺死亡率大幅上升，從0.24/10萬人升至0.98/10萬人，但15~19歲孩子的自殺死亡率有所下降。

然而，如此嚴峻的事實面前，在很多成年人的認知中，孩子是沒有痛苦的。即使擺在他們面前的痛苦如此清晰深刻。

一個 11 歲的孩子跟母親走進精神科醫生的診室，袖子下的傷口已經結痂，她自己割的，母親跟醫生開場的表述是，“孩子青春期，鬧小情緒。” 醫生注意到，孩子撇了下嘴，把頭扭過去了。

另一個即将升國中的孩子哭着跟家長說，“沒有人跟我玩”，得到的回答是，“你是去念書的，不是去交朋友的，你好好學習，自然有人願意跟你做朋友”。

張斌發現，很多家長願意尋求幫助的首位原因是“孩子成績下降”，而非關注情緒本身。

一些年齡小的孩子無法識别自己的情緒，更不要說用語言将其表達出來，情緒問題會表現得更為具體：比如考試前拉肚子、發燒。

還有一種更為嚴重的情況，孩子的日常功能已經受損，比如失眠、注意力難以集中，失去做事的動力。

但在另一端，家長們意識到情況變得不好，是察覺到孩子成績出現問題，或者老師回報孩子最近上課狀态不好。由此，其他的問題才被注視到。家長們走進診室尋求幫助，詢問需要做些什麼，以此改善孩子的成績。

一些讨論會從神經科學的角度出發，闡述兒童青少年的大腦發育構造，孩子和成年人一樣能夠感覺情緒，但同時缺少處理、控制情緒的能力。對于恐懼和壓力，兒童和青少年的反應也比成年人強烈許多。相比成熟的大腦，青春期的大腦應對壓力的工具少很多，從壓力回歸正常水準的時間也要更長。

在關于中國兒童青少年自殺風險因素中，研究者發現，孩子被裹挾在人際交往、學習焦慮、家庭照料方式、創傷事件中。但回到現實，孩子感覺到的痛苦往往被當做成長過程的注腳，成年人用“想吸引注意”“淘氣”“不聽話”把一切遮蔽。

陳映芳在《圖像中的孩子》中提到，關于“童年”的圖景，更多是成年人基于社會文化和自我認知進行建構的，許多陳述中，作為主體，孩子本身反而失語。

“成年人作為過來者，往往以孩子世界的洞察者和代言人自居，事實上，他們并不能擺脫成年人的立場，也不可能真正了解孩子世界的一切。”

在醫生的診室裡，你會發現，成年人的困惑也如此真實：“你不用擔心生存問題，沒有掙錢壓力，隻是需要學習，有什麼壓力/擔心/焦慮/痛苦呢？”

盡管我們每個人都經曆了童年，但成年人對童年的想象依然浪漫璀璨。童年仿佛是成年狀态的對照 —— 成年人有多少煩惱，作為精神故鄉的象征物，童年的圖景就有多無憂。一種認知迷思是：即使孩子會感覺到難過，但也會毫發無損地經過，我們就是這樣過來的。

痛苦不被看見和承認，何談支援？

張斌說，“我們講兒童青少年的自傷和自殺，二者本身沒有因果關系，但對于一個有自傷行為的孩子來說，這已經意味着他/她内心存在痛苦，也意味着他/她沒有正常的健康安全的手段處理情緒，一旦這一方法都失效，又沒有其他的替代方法，手段會更新和更加徹底”。

2

當家庭成為博弈場

醫生和咨詢師們捕捉到，當被告知孩子處于抑郁狀态，甚至存在自殺意念時，家長的第一反應是羞恥。“不可避免地想，我怎麼養出這樣的孩子？”

類似的話語和對峙反複上演，“你成天說死也沒有死，就是為了吸引注意”“有本事你就去死”。在張斌看來，此類話語的背後，是家長希望以此證明，“孩子存在自殺意念是假的”。

甚至，孩子在外表達痛苦也被認為是對家長權威的消解。一個女生曾跟老師講述自己面臨的困境，老師跟家長溝通之後，回到家，母親說，“我對你那麼好，你在外面說我壞話。”

但否認并不意味着情緒的消亡。

家長們的态度折射出整個社會對自殺的迷思。世界衛生組織 2014 年出版的《預防自殺-全球要務》中羅列了關于自殺的錯誤認知，比如 “談論自殺不意味着會去自殺”、“談論自殺會被了解為鼓勵自殺”。

世界衛生組織在其中寫道：

“人們談論自殺可能是在尋求幫助和支援，許多談論自殺的人正在經曆焦慮、抑郁、絕望。”

“由于圍繞自殺存在普遍的恥辱感，許多讨論自殺的人不知道該向誰訴說，公開讨論自殺不僅不會鼓勵自殺行為，反而給了這個人其他的選擇或有時間重新考慮其決定，進而預防自殺”。

包括家長在内，自殺變得隐晦不可談論，當他人展現自殺意念時，我們缺失應對手段。基于此，羞恥、否認、逃避都是可以想見的。

即使孩子已經發出求救信号，但他們是否能夠得到治療和幹預，決策權還在家長手中。

接聽自殺熱線的志願者們回報相似的案例，求助的孩子們表示自己很痛苦，但家裡人對此的反應則是，“你就是矯情，其實沒有病。”

即使到了醫院，醫生們也發現，治療的推進困難重重，受制于家長的認知水準和經濟條件。

一些家長走進診室，隻是因為“這是學校要求的”，家長希望醫生開一張沒病的診斷，讓孩子順利複課。還有一些家長上網查詢之後，拒絕藥物，理由是“對孩子大腦不好”。

一位未成年人在網絡上咨詢心理咨詢師，她拿到了重度抑郁的診斷，但家長對此的态度是“自己調節就好”。她希望獲得幫助，怯怯地問年輕的咨詢師，“我可以給你打欠條嗎？”

但現實的困局在于，很難有醫療機構或個人能夠繞開家長，為未成年人單獨提供醫療支援。

這是擺在醫生和咨詢師面前的困境。他們注意到，一部分孩子逐漸有獨立的意識，察覺到痛苦，也有求助的意願，但同時，他們又必須依靠家人生存。“面對不了解不支援的家長時，原本就得不到專業支援的孩子會陷入更強烈的沖突和痛苦之中。”

3

失靈的系統

一個理想的危機幹預系統是，當一個孩子存在自殺意圖時，身邊的人能敏銳捕捉到，進而進入醫療系統進行幹預和治療。

對于兒童青少年的自殺幹預，家庭之外，學校被認為是另一個需要重點響應的場域。近年來，教育系統自上而下提高對心理健康的關注，各個年齡段的在校學生，許多人都被要求填寫心理量表。

從理想層面，一個有自殺意念的孩子如何被識别出來？

最初的量表并不會凸顯自殺，而是進行抑郁、焦慮、睡眠障礙等方面的篩查，對于評分異常的個體，專業的心理老師通過面談，評估自殺風險。

然而，在具體實施的過程中，一些學校的篩查失靈了。

集體主義的影響下，孩子并不希望自己被當成“異類”，這意味着他們人際關系将面臨損傷。

另一方面，被标記出來的孩子，會被認為是危險因素，學校參考醫生的診斷，往往會安排學生休學。

秦河（化名），一位為北京學校提供心理支援的咨詢師說，從學校角度，休學是一種不帶褒貶意味的人生選擇，希望孩子能不考慮任何問題，以治療疾病為主。

但從學生和家長的角度，休學意味着失去社交、生活和學業陷入一段時間的停滞，這更像一種“懲罰”。

一些孩子将視線投向網絡。陌生的網友或者自殺幹預熱線的志願者接到了信号，但尴尬之處在于，他們很難在現實中幫到那個急需幫助的人。

張小榛長期關注心理危機幹預，她也是醫療健康領域的寫作者。2021年，她曾經曆的一個案例，幾乎直覺展現了幹預系統的另一尴尬之處：并非沒有求救，也有人識别到信号，事前也曾預警，但在防護網中，16歲的女孩還是漏了下去。

女孩曾多次給張小榛，這位信任的網友講述自己的自殺念頭，網友窮盡一切勸說對方就醫，但都以失敗告終。

“她說，家人對精神醫院有着強烈的恥感；我勸她去看心理咨詢師，她說家鄉是小地方，沒有；我用心理 APP 查給她看，可以線上咨詢，她說沒那麼多錢。我建議她跟家長老師溝通，她說這不可行。”

女孩說，不想活的念頭始終無法告訴家長，擔心家長會更激動，說些不該說的話。

在女孩進一步談論“挑地方”後，張小榛撥打了自殺幹預熱線，志願者表示，隻能對本人進行幹預，對于不是本人的請求，愛莫能助。她又想辦法要來了女孩的電話和位址。

女孩表露要買衣服，“明天就是終點”的時候，張小榛報警。一個多小時後，警察回了電話，稱已經聯系到家長，家長說絕對不存在這樣的事。

那一晚，女孩又打來電話，她獨自在一個房間睡覺，沒有人陪伴。淩晨四點，悲劇發生。

事後，女孩的媽媽聯系張小榛時，這位網友講述了女孩生前的抱怨和不滿，母親說，不可能，都是她幻想出來的，孩子從小到大跟我們關系都很好，很乖，也很樂觀。

對于警察事前的電話，家長的解釋是，“以為是騙子”。

我們對每一場悲劇的事後複盤，總能從那些“乖巧”“聽話”的縫隙中察覺到異常，比如孩子回避社交，失眠、經常哭泣、表達人生無意義等等。

但我們無法苛責個體疏失，在整個體系中，自殺都是禁忌不可談論。

張斌提到，在自殺事件發生後，他們還需要做的一項工作是，postvention (事後介入)，對自殺者身邊的老師、同學、家長進行分級幹預。但會不會做，要看學校有沒有這方面的認知，即使他們能進入學校，有時校上司的态度也是，“悄悄做，不要搞大了”。

4

沉下去的孩子

當我們談論，孩子的求救信号為什麼落空時，還需要面臨的一個現狀是，在我們的社會文化中，表達本身就存在困難。

研究者發現，亞洲文化中，當個體遭受痛苦時，會表現出更多堅忍。公開抱怨的人被認為社交能力差。孩子往往會從上一代身上習得處理情緒的能力，他/她們被要求，當一個人感覺到悲傷和痛苦這樣負面的情緒時，不應該引起他人對自己的注意。

張斌在中美兩地的實踐中也發現了這一點，危機幹預的視角中，專業人士一直強調孩子需要社會支援。但在中國和亞裔家庭中，他發現，孩子往往會表達自己有朋友，但不願意聯系朋友擷取支援。“我覺得他也很忙，也要學習，我就不要說了。”

“中國孩子的向内攻擊會更多，他/她們會表達出自己不值得，個人沒有價值，會擔心講述困境給别人增加負擔。這意味着，這些孩子擷取社會支援面臨更多阻礙。”

如果說，一些孩子表達的信号是“叛逆”“非主流”，另一些孩子在“乖巧”和“内向”中無聲無息地從童年和青春期擠出去。

一個有過自殺意念的孩子提到自己痛苦和敏感的青春期，她躲在被子裡哭，感覺到強烈的孤獨，想過很多次自殺，甚至感覺自己已站在邊緣。但這些都不曾被外界察覺。

她變成了一個成年人，一切好像不曾發生。父母和朋友聊起，驕傲地誇她，“都沒怎麼經曆青春期，不叛逆，不讓人操心。”

還有一些孩子，沒有趟過青春期，他/她們像胡鑫宇一樣，沉了下去。

參考文獻：（上下滑動可浏覽）

1. https://news.un.org/zh/story/2019/11/1045021

2. Tan L, Xia T, Reece C. Social and individual risk factors for suicide ideation among Chinese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 A multilevel analysis[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sychology, 2018, 53(2): 117-125.

3. 陳映芳，《圖像中的孩子：社會學的分析》山東畫報出版社, 2003

4. Chen R, An J, Ou J. Suicidal behaviour among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 in China[J]. The Lancet Child & Adolescent Health, 2018, 2(8): 551-553.

5. 世界衛生組織《預防自殺-全球要務》2014

6. 陳情文, 孫慧敏. 述情障礙研究現狀綜述[J]. Advances in Psychology, 2021, 11: 176.

7. Kerr, L. K. (2012). Alexithymia, Emotional Neglect & Capitalism: How are they related? Retrieved January 28, 2016.

8. 女孩輕生前六小時，報警的我被家人當成騙子 https://mp.weixin.qq.com/s/qFm9Q8F-hD2CrGsaIcZA-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