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405年，陶淵明以一篇立意高超如行雲曜月，文辭暢達如流水歸舟的《歸去來兮辭》，告别十二年左右的仕宦生涯，開始了自耕自種、飲酒讀書的田園生活。這一篇短短的文章不僅是陶淵明心聲的吐露，還開創了中國文化裡的“歸去”主題，更像一個号角，一聲親切的呼喚，時時在後世那些渴望自由、尋求超脫、懷念故土的人耳邊響起：“歸去來兮，田園将蕪胡不歸？”
有一種說法很有趣，如果陶淵明不是生長在江西九江，他是否還會這樣眷戀田園？九江襟江帶湖，坐落在長江邊，還抱擁中國第一大淡水湖鄱陽湖，一江一湖已經讓九江雲蒸霞蔚、水汽氤氲，這還不夠，贛、鄂、皖三省毗連的河流在九江境内縱橫交錯彙入長江，把九江滋養成“天下眉目之地”，魚米稻糧之鄉。
山能聚水，水亦養山，九嶺幕阜山脈蜿蜒騰躍于九江腹地，孕育出雄、奇、險、秀的廬山。巧的很，廬山又名匡廬，作為商周時期隐士匡俗隐居之地而聞名，隐逸的基因早已在這片大地留存。大片湖澤濕地，沃野千裡，吸引了全世界的候鳥來此栖息越冬，“羁鳥戀舊林，池魚思故淵”（《歸園田居》其一）“衆鳥欣有托，吾亦愛吾廬”（《讀<山海經>其一》），陶淵明這些廣為流傳的詩句與他生長的這片雲水之地氣質高度吻合。
在《歸去來兮辭》裡，陶淵明簡直是一路歡歌回到他的田園，“舟遙遙以輕揚，風飄飄而吹衣”，讀到這裡會有一個奇怪現象，千古讀者似乎都感覺到了迎面吹來的微風，頭發和衣襟都被輕輕吹動，心情頓時無比放松，一股喜悅從心底湧現。
在文中，陶淵明對田園生活的設想應該和《桃花源記》比照閱讀，他杜絕一切政治上的社交應酬，隻和親戚鄰居農夫閑話，和孩子們遊戲，讀書飲酒逛菜園子，耕種耘籽，閑暇登高歌嘯，臨水賦詩，入山行走，駕船閑遊。他可以是那個“忘路之遠近”“忽逢桃花林”的漁夫，也是桃花源裡“黃發垂髫，并怡然自樂”的村民，唯獨不是什麼太守之類的官員、劉子骥一流的“高尚士”，更不作興什麼“談笑有鴻儒，往來無白丁”自矜清高的生活。
曆史上一直有很多人懷疑陶淵明回歸田園後的生活，認為他是一個有僮仆的小地主，種田種豆都是消遣，并不以此生活。這種言論的根據一，是陶淵明出身貴族，做過官員，還有親戚是長沙郡公，來往的一些朋友比如顔延之也是地方長官，再窮也不會窮到哪裡去。而且《歸去來兮辭》裡不是寫了有“僮仆歡迎”嗎，可見“家貧”兩個字是和貴族比，比上不足比下是有餘的，絕不可能像個農夫一樣去地裡刨食。
這種論調在士大夫階層曾占居主流，因為他們以自身來度陶淵明，認為這是不可能發生的。他們有的像王維一樣在山水優美的地方做一座别院，過着精緻的田園生活，或者偶然寄居在農夫家中，體驗幾天返璞歸真的鄉村生活，還有人寫着“鋤禾日當午，汗滴禾下土”（李紳《憫農》）的詩句，卻追求驕奢淫逸的物質享受。這些人是無法真正走近陶淵明的。
陶淵明回歸田園在四十一歲左右，到他去世有二十多年光景，他究竟是過着《歸去來兮辭》裡僮仆迎門、逍遙自得的生活，還是窮困潦倒、辛勤耕作卻還是餓肚子的生活呢？陶淵明其實在詩裡非常坦誠地交待了一切。
公元405年冬，陶淵明歸家。408年，家中遭火災，《戊申歲六月中遇火》“正夏長風急，林室頓燒燔。一宅無遺宇，舫舟蔭門前。”夏天火災，容易起火又難撲滅，房屋被燒了個幹淨，陶淵明一家隻能暫時住在船上，糧食也來不及轉移。
大約兩三個月，陶淵明搬家了，沒有回原址，而是住在“南村”。這裡人口比原來多，鄰居裡還有着“奇文共欣賞”的“素心人”，雖然茅廬不大，僅能容床席而已，陶淵明依然歡喜稱意。
公元410年，陶淵明寫有《庚戌歲九月中于西田獲早稻》“晨出肆微勤，日入負耒還”“盥濯息檐下，鬥酒散襟顔”，這些詩句既寫了勞作的艱辛，早出早歸，又有生活貼切的描述，農民出去做活從來不打空手，回來的時候扛着柴禾。如果說這些還可以通過觀察的角度來寫，那個農事歸來以後在屋檐下洗臉洗腳，坐下來喝酒的人，除了陶淵明還能是誰呢？“秉耒歡時務，解顔勸農人”，肩着農具出門，安慰路上遇見的農人，這個“耕種有時息，行者無問津”的人物，豈是那些生怕别人不知道自己是個與衆不同的隐士之流？“時複墟曲中，披草共來往”“相見無雜言，但道桑麻長”“歡言酌春酒，摘我園中蔬”，閱讀這些詩句，好像能聞到泥土裡親切的氣味、在田野裡跋涉時折斷的草莖清香，聽到農人聊起莊稼漫不經心的絮語，看見鋤頭揮出去落下肌肉的伸張，汗水滲透麻布衫子又被清澈山泉洗潑後的潮迹，這些氣息既無法僞造，也無法模仿。
陶淵明存世一百多首詩歌裡三分之一的篇幅都關于勞作，一年四季種瓜點豆，春耕夏耘秋收冬藏，深谷汲水，深山負薪，東籬采菊，壺漿勞鄰，不管是“晨興理荒穢，帶月荷鋤歸”的辛苦，還是“山中饒霜露，風氣亦先寒”的惡劣環境，“菽麥實所羨，孰敢慕甘肥”的清貧，甚至“饑來驅我去，不知竟何之”的困頓，他都不改初心。
“種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莊稼長勢不太好，“炎火屢焚如，螟蜮恣中田”遇到蟲災，“夏日長抱饑，寒夜無被眠”生活窘迫，這些他都不諱言，好像從來不怕别人“早知如此何必當初”的譏嘲。
在安靜的田園生活間，他仍然關注時局的變化。公元420年，劉裕篡晉自立，駭人聽聞的是為了符合圖谶所言“昌明（晉孝武帝）之後有二帝”，劉裕刺殺晉安帝之後立晉恭帝，然後再次殺害。這一年，陶淵明寫了《述酒》詩，對人類文明曆史裡那些與文明不相符甚至相悖的做法進行了最大的譴責和哀悼。
陶淵明待在家裡喝酒寫詩，好像不和外界發生聯系，但是就像桃花源一樣無法阻止别人闖進他的世界，給曆史留下幾段逸聞。
比如有一任江州刺史叫王弘，是名相王導的曾孫，他很仰慕陶淵明想結識他，上門拜訪，陶淵明卻稱病不見，他就結交陶淵明的好友龐通之等人，讓他們代為說合。他打聽到某日陶淵明要去廬山，就請龐通之等人備好酒，提前在半道上等候。
陶淵明看到故人約酒，就在野外暢飲。喝得高興的時候，王弘就走出來和他相見。志書上說他們歡宴窮日，陶淵明沒有穿鞋，王弘就讓手下人替他做鞋，陶淵明直接伸出腳讓他們量，大大方方毫不扭捏。後來王弘多次遣人送酒和錢給陶淵明，留下了“白衣送酒”的典故。
廬山東林寺為佛教淨土宗祖庭，大師慧遠成立白蓮社，廣邀賢達，據說大詩人謝靈運曾想加入卻不得門路。慧遠想請陶淵明入社，某日請他赴宴，陶淵明希望宴席上可以飲酒。飲酒是違背佛教教條的，但是主人仍然答應了，為他備酒。最後陶淵明還是沒有加入白蓮社，“攢眉而去”。據說陶淵明雖不入白蓮社，卻與慧遠等人結為好友，某日慧遠與一位道士送别陶淵明，聊到投機處，不知不覺走過了虎溪上的小橋，傳來老虎的吼聲，原來慧遠大師曾立誓終身不過此橋。三位智者不禁相視而笑，這就是著名的“虎溪三笑”故事。
陶淵明甘于貧困也安于貧困，對于自己的選擇他唯一感到遺憾的是愧對家人。“年饑感仁妻，泣涕向我流。丈夫雖有志，固為兒女憂。”（《詠貧士 其七》）“汝輩稚小家貧，每役柴水之勞，何時可免？念之在心，若何可言”（《與子俨等疏》），作為一位丈夫，他對同甘同苦的妻子抱歉，作為仁愛的父親，他因為不能給孩子們提供舒适的生活而感到愧疚。
陶淵明曾寫過一首調侃兒子們的詩《責子》：“雖有五男兒，總不好紙筆。阿舒已二八，懶惰故無匹。阿宣行志學，而不愛文術。雍端年十三，不識六與七。通子垂九齡，但覓梨與栗”，将五個兒子統統“損”了一番，結果引發後人對陶淵明教育失敗的議論，其實詩裡洋溢着陶淵明對兒子們的慈愛，這種輕松玩笑的口吻絕不是傳統家庭裡“嚴父”所能表達出來的。黃庭堅看得通透，他說“觀淵明此詩想見其人慈祥戲谑可觀也。”陶淵明不僅對子女有慈父心腸，他對所有人都具有寬宏悲憫的心懷。有一次陶淵明曾派一個農家子到家中挑水取柴，他在信裡說：“此亦人子也，可善遇之。”
去世前一年，陶淵明因為“躬耕自資，遂抱羸疾”（《昭明文選▪陶淵明傳》），長期耕作營養不良病倒。當時的江州刺史檀道濟去看他，陶淵明已經卧床數天“偃卧瘠餒有日”，瘦弱饑餓。檀道濟大為感慨，說他活在文明之世，為何“自苦”到這份田地，就勸他出去做官，陶淵明再次拒絕。
檀道濟以為苦的，陶淵明當然知道苦，隻是他所追求的道路遍布荊棘，饑寒隻是其中的一環。在辭官時他已經做好了心理準備，“一朝辭吏歸，清貧略難俦”，在歲月的磋磨中他也“貧富常交戰”，但是最終還是“道勝無戚顔”。求仁得仁，他獲得了最終的勝利。
公元427年九月，陶淵明在菊花的香氣裡走到了生命的盡頭。在陶淵明去世前不久，他寫了《挽歌詩》和《自祭文》，“陶子将辭逆旅之館，永歸于本宅”“有生必有死，早終非命促”“幽室一已閉，千年不複朝”“昔在高堂寝，今宿荒草鄉”“但恨在世時，飲酒不得足”。生死關頭陶淵明依然以充滿幽默的詩意，向人世做最後的告别，給後人留下一個淡泊悠遠的背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