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近代史上，有這樣一個人物，他以新聞出版事業聞名，又是維新思潮興起的早期人物，同時還有一點聞名于世——風流。
這樣一個風雲人物，以他的才能，以他的天賦，本可以做出一番大事，但是他卻是公認的“兒女之情有餘，而風雲之志不足”。
不過在王韬眼裡，自己隻是率性而已。而有一次，他就曾在“如臯”率性過一次。
之前他曾與好友徐北海找一個叫宮小婷的姑娘，那時他給小姑娘做了一個很浪漫的事情，把自己身上的絹綢給了對方，上面還畫有一些草木。
而宮小婷當時對王韬也特别傾心，是以與王韬約定，第二天再見一面。王韬卻有些遲疑，因為當時的他還有些其他的“應酬”，手中也不怎麼有錢。
可是這姑娘卻強烈表示：這些她不在乎！她喜歡王韬的風雅。在她看來，王韬與别人不同，他不是那些頭發散亂的大肚子商人。
于是有段時間裡，王韬密切與宮小婷來往。而每次去找宮小婷時，總會經過一段有着荷花柳樹的小橋。
這段路途的風景，為他們每次幽會增添了許多色彩。二人在一起會做些什麼呢？也很浪漫。
他們二人會在那裡讀書寫字，或作梅花數枝，或觀鑒書法名畫。有一次，宮小婷問王韬，是否認識王太史，王韬正好知道，于是他便慷慨幫宮小婷把她的信給了王太史，宮小婷便歎息，這位王太史實在無情。
從這段故事中，我們能感到王韬雖然隻是在狎妓，但似乎也很浪漫。不過也正因為他如此流連于風月之事，不但毀了他的科舉，也讓他本可以更為出彩的人生，變得過于香豔。
他到處狎妓，哪裡都有他狎妓的身影，上海青樓的面貌曾出現在他的《花國劇談》、《豔史叢抄》中。
後來他流亡到日本，依舊沒有停止狎妓，在深感于日本巨大變革的同時，也常常尋花問柳，與美人們交談飲酒，而在他大尺度的日記中，曾出現了五十多個藝伎的名字。
他尋花問柳的時間仔細算來，也有四十年了，精力之持久令人感慨。甚至五十歲的時候，他都寶刀未老，日本人都紛紛感慨，這個人年紀這麼大了，好色還不減當年。
那麼王韬究竟有什麼樣的故事，他香豔的日記中又記載了怎樣的内容呢？
我們不妨走進這個才子的世界，看看這不同尋常的人生。
一．王韬的傳奇人生
王韬所生在的時代，是非常特殊的。那時正是晚清政府剛剛經曆了鴉片戰争，中國剛剛從封建的舊時代開始步入現代，處于一個山谷為陵的大轉折時期。
那時的中國逐漸發現了一件事：中國很落後，需要改變，否則就會被世界列強瓜分。于是知識分子們便想方設法地尋找解救中國的路途。
而王韬在當時，也算是其中之一。
甲午海戰清政府戰敗之後，晚清掀起了一場自上而下的變法，史稱戊戌變法。這場變法以康有為和梁啟超為代表，主張從制度入手，改變中國的痼疾。
晚清掀起了一場自上而下的變法，史稱戊戌變法，這場變法以康有為和梁啟超為代表，主張從制度入手
而這個運動最終失敗了，但此次運動所産生的啟蒙思想，卻深深地影響了許多中國人。不過早在這場變法運動之前，其實就有一個啟蒙思想的先驅——也就是王韬。
此人出身于一個塾師之家庭，家裡條件很差，而且科舉也總是不中。其實他祖上非常顯赫，本來屬于“昆山王氏”，族裡出了不少大官，但是因為明末天下大亂，他的家族也就就此而衰落。
青年時期，王韬為了自己的生計，便不得已到上海讨生活，進入了當時英國教士所辦的“墨海書館”。
或許也是因為這個時期的工作經曆，讓王韬開眼看世界，對中外形勢有了比當時大部分中國人更深的了解。
作為維新思潮興起早期的人物，王韬本可以有更多的作為。可是縱觀他的一生，卻總是顯得那麼頹廢甚至萎靡，似乎還是文學成績更多一些。
作為維新思潮興起早期的人物，王韬本可以有更多的作為。可是縱觀他的一生，卻總是顯得那麼頹廢甚至萎靡
那麼他到底為何會如此呢？
一個人的人生經曆，對其的影響是不可估量的。其實家道中落這件事對他，本身影響還沒那麼大，畢竟這是明末便已經發生的事情了。
但是在他小時候，他的三個兄弟，竟然在短短十天之内便相繼離開了他。在這麼短的時間内連遭如此變故，正常人誰能輕易承受得住呢？
到了二十一歲，這個厄運卻依舊在家裡蔓延。那一年，他的父親走了，而在1950年時，他的妻子楊氏也在他們婚後三年離世了。
這種家人一個接一個從身邊離去的經曆，對王韬的精神産生了巨大的打擊。
而這些打擊，還隻是家庭上的，王韬的仕途如上文所言，其實也相當不順。1846年的時候，王韬參加了南京的鄉試，可惜沒有中舉，但他當時已經敏銳感受到了中國落後于世界的現狀，是以對政治僅為關心，還常常給江蘇巡撫上書，陳明他對當今局勢的見解。
可惜在當時，清政府絕大部分官員還對來自國外的危機懵然未覺，是以他給江蘇巡撫的數十封信，也隻能石沉大海。
王韬有個朋友叫麥都思，他聽說王韬陷入了窘境，想到朋友雖然考不上科舉，來報社工作倒是才堪其位，于是便将他聘請過來，在上海墨海書館工作。
王韬曾創辦的循環日報
果不其然，王韬做報社工作是把好手，很快便熟悉了工作的内容，并将《聖經》成功翻譯出來，而且令其成為中國當中流傳度最廣的一種版本。
不過在王韬看來，自己畢竟不是池中之物，總是待在報社，滿足不了他“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志向。
于是在他工作了大約十三年後，他做出了一個影響他一生的選擇——投靠太平天國。
或許是因為看到了清政府的腐朽，或許是在清政府無論如何也找不到出人頭地的機會，又或許承受了太多家人亡故的痛苦，王韬終于做出了這個大膽的選擇。
于是在1862年2月4日，王韬改名易姓，成為了太平軍的智囊。那時候太平軍領袖李秀成部率軍将蘇州占領，王韬便提出了一個非常具有戰略性的建議，即攻打上海，并對長江上遊進行騷擾。
這一招對清軍而言打擊可太大了，一旦李秀成采納了這個建議，清軍的海上交通就會被切斷，進而令其物資無法運輸。
但可惜的是，最終李秀成沒有采納這個建議。對此日本學者增田涉甚至有些可惜，覺得假如王韬的計策被采納，“那麼其後的中國曆史，也許就大為不同了”。
不過王韬這一計策雖然不受重視，但李鴻章聽說之後，便立即對他嚴厲通緝。于是王韬從此開啟了他的逃亡生涯，先是逃到香港，做了《華字日報》的主筆，又翻譯了不少經書。
可是其在這一時期，留下了許多饒有價值的，文獻報道，直到今天也非常有研究意義。
而到後來，他又到了日本，見了更大的世面，與不少名妓發生了香豔的故事，也讓他的人生從此變得更加毀譽參半。
到了日本後，王韬見了更大的世面，與不少名妓發生了香豔的故事，也讓他的人生從此變得更加毀譽參半
二．文人士子的烙印
所謂“自古名士愛風流”，而在這個領域，王韬絕對是其中的佼佼者。單是他尋花問柳的時間——40年，就足以令人感慨他的狂放與精力。
更令人啧啧稱奇的是，王韬不但做，而且會對此作記錄，将他與名妓之間形形色色的故事記錄下來，其中的尺度，實在令人臉紅心跳。
這一點，是他為文學藝術貢獻的來源之所在，同時也是他最被人們诟病的地方。畢竟他是傳播維新思想的早期人物，大家對他的期待自然不僅僅是一個尋花問柳、舞文弄墨的風流書生。
而說到他為何如此，一方面或許是受到了現實的打擊，另一方面則很可能是因為他本性如此。畢竟早在他19歲的時候，就已經走上了尋花問柳的道路。
一方面或許是受到了現實的打擊，另一方面則可能因為他本性如此。畢竟早在他19歲的時候，就已經開始尋花問柳
那時的他正要參加鄉試，可是他的心思卻并不完全在科舉上，經常與文漪樓的兩名妓女任素琴及缪愛香常相來往。他這時考鄉試不中，或許多多少少也與他此時尋花問柳有關。
1951年時，王韬又與另外兩名妓女明珠和廖寶發生了親密的聯系，自從被李鴻章通緝之後，王韬又輾轉到了日本，在那裡開啟了自己的尋花問柳之路。
王韬創作的《淞隐漫錄》，有一篇叫《畫船紀豔》。這篇文章記載的是他咋錢塘江上與妓女風流的事情，而且妓女不止兩位。
根據這篇記文的記載，他與這兩位妓女左擁右抱，歡歌共飲，好不快活，仿佛這是一件非常正常的事情，沒有什麼羞恥感在其中。
《淞隐漫錄》，有一篇叫《畫船紀豔》。這篇文章記載的是他咋錢塘江上與妓女風流的事情，而且妓女不止兩位
當然，這個思想本身是不對的，狎妓恰恰是以女性的肉體作為滿足男性需求的工具。
關于妓女這個行當，其實早在《聖經》裡就有所記載——有一個媳婦為了要挾公公，竟然僞裝成妓女去引誘他，最終還讓公公上鈎了。
是以妓女出現的時間或許比我們想象的還要早。而且微妙的是，對于狎妓，大家一方面認為是這是淫穢的，但在男權社會下，女性出賣自己的肉體以滿足男性，似乎又是理所當然的。
關于蘇東坡，曾有過這麼一段野史。上面說，他當年任杭州知府時，曾和當地的官吏鄉紳等人與近百名杭州名妓出遊觀景，隻見那寬敞的大道上是前前後後夾雜着名妓的人流，場面十分浩大。
蘇東坡當年任杭州知府時，曾和當地的官吏鄉紳等人與近百名杭州名妓出遊觀景
而在這段野史之中，蘇轼也如王韬一樣，并不以此為恥。
清朝的時候，進階官員們被嚴令禁止到青樓玩耍。不過這裡就有兩個問題，第一個是這裡的“嚴令禁止”隻限制進階官員，不包括低級官員以及鄉紳富豪等。
第二個則是，哪怕是這些進階官員，也奉行着“上有政策，下有對策”的原則，在府中養一些“娈童”。
所謂娈童，就是那些專供高官們“享用品嘗”的孩子，這些孩子們樣貌秀美，且在年幼的時候就被強行帶着觀看男子與男子交媾的過程，以達到讓他們對這種扭曲行為習以為常的目的。
是以在中國，狎妓一直是一個有些污穢但沒有被徹底否定的傳統，一直延續到王韬時。當然，王韬的狎妓雖然有些曆史的慣性因素，但在當時也的确有些誇張。
比如在他70歲的時候，據說還在與上海的銘記發生着親密的關系。而在他的《濱淞瑣話》裡，其實記載了除杭州之外的“校書”。
王韬的《濱淞瑣話》裡，其實記載了除杭州之外的“校書”，即他與其他地方女性的來往
也就是說，他所結好的名妓，還有來自珠江的、上海的乃至日本的。王韬這一做法自然為道德倫理所不容，可是在他的春秋筆法之下，狎妓倒有些浪漫的味道。
關于中國曆史，可能沒有太多人研究關于青樓的曆史，更不太有人透過這個場域研究中國兩三千年是如何變遷的。
但透過王韬，我們起碼可以管窺到一些文人士子與青樓之間，背後可能的聯系和規律。畢竟王韬與青樓女子之間的關系，的确打上了文人士子的烙印。
三．王韬的日本之遊
遊曆日本期間，王韬也并不完全沒幹正經事。他到日本之時，正好是日本大興明治維新的關鍵時期，是以他親曆了日本翻天覆地的巨大變化。
通過這段時期在日本的遊曆，王韬親身感受到了變法帶給一個國家的實際意義，是以對變法自強有了深刻的認識。
他說：“諸國既恃其長，自遠而至挾其是以傲我之所無，日進而張其炫耀，肆其欺淩，相軋以相傾，則我又烏能不思其變計哉!是則導我以不容不變者，天心也；迫我以不得不變者，人事也。”
對于清政府當時轟轟烈烈的洋務運動，他非但沒有認同，反而大加诟病，認為清政府當局隻是将目光局限在槍炮這些具體的器物上，卻沒有真正從制度的角度根治清政府一直以來的痼疾。
不過就像他在做“鄉試”這麼重要的人生大事時也會尋花問柳，他在觀察日本的維新，時常發出感慨的同時，也陷入了日本名妓們的“蜜罐子”。
根據王韬所著的《扶桑遊記》，王韬待在日本的時候，男女之事可沒閑着，他曾經和四十五個日本女子有過關系
根據王韬所著的《扶桑遊記》，王韬待在日本的時候，男女之事可沒閑着，他起碼曾經和四十五個日本女子發生過暧昧關系，而且糾纏不清。
需要注意的是，這些女子有一部分相當年輕，不過十六七歲。而在《扶桑遊記》中，有許多詞句就是用來形容這樣的年輕女子，“一月之中易兩姬，要使餐花比馔玉。兩行紅粉盡嫣然，如餘好色流媚目。三女成粲我所歡，惜若蟠桃猶未熟。”
王韬對女性的“足”非常有興趣，而且這種興趣，依舊是建立在中國的陋習——三寸金蓮的基礎之上的。
王韬的思想雖然已經相對開通，而且曾在遊曆各國時見過正常發育的女性雙腳，但他畢竟仍是一個生于封建時代、長于封建時代的傳統文人，是以免不了對“三寸金蓮”有種難以割舍的“偏愛”。
王韬畢竟仍是一個生于封建時代、長于封建時代的傳統文人，是以免不了對“三寸金蓮”有種難以割舍的“偏愛”
而有趣的是，王韬雖然對香豔之事有不少著述，但其中卻不怎麼能看到外貌方面的描寫。
奇怪，描寫女性時，卻沒怎麼描寫外貌，那重點在哪裡？有意思的是，王韬真正在意的是女性的氣質。
除此之外，王韬還屢次提到女性的家庭背景，這一點也帶有明顯的傳統文人傾向。中國的傳統文化裡，比較講究出身門第，門當戶對，是以王韬也非常在意女性的社會出身。
從這裡我們可以看出，王韬哪怕與西方文化有着密集的接觸，但不可能完全擺脫傳統思想對他的影響。
而作為一個文人，最喜愛的當然也不隻是有姿色的女子，而是那些有才華的女性。自古才子多愛才女，王韬也不例外。
他當年常常進出秦樓楚館，最心儀的便是哪些擁有才藝的妓女，她們往往能歌善舞，肚子裡有一定的文墨，王韬與她們大是相投。
不過西方的思想，對王韬也不能說影響不大。其實王韬除了“東方文人”外，身上還有“西方紳士”那一面。
最初的時候，由于王韬出身封建社會和家庭，對西方那些自由平等的思想嗤之以鼻，認為男女平等簡直是一種大謬不然的價值觀。
由于王韬出身封建社會和家庭，對西方那些自由平等的思想嗤之以鼻，認為男女平等簡直是一種大謬不然的價值觀
可是親身在西方遊曆這麼多年，王韬才發覺，那些獨立有思想有能力的女子有着别樣的魅力。他開始反思自己從前的觀念，有些可憐東方女性在社會中的尴尬處境。
從此他搖身一變，甚至開始為女性發聲，呼籲大家關注女性的生存境況，給女性受教育的機會，培養女子健全獨立的人格。
這就是王韬的本性，風流而好色。而對女色之外，他竟然對男伶還異常感興趣。他的《海陬冶遊錄》中便記載了他在這方面的心得。
裡面提到了一個男伶的名字，叫田際雲，這個男伶在被王韬發現的時候，年齡也不過十五歲。此人氣質脫俗，清秀無比，極惹王韬的喜愛，于是王韬便在此人身上投入了無數的時間與金錢，與他交遊快活。
除了這名叫田紀雲的男伶外，還有一個叫周鳳林的男伶，被稱為“上海諸伶之冠”，他與王韬背後，有千絲萬縷的聯系。
這位男伶男生女相，如女子一般俊秀，姿态更是秀逸，其人之妩媚，可是把王韬迷得神魂颠倒。
王韬這輩子，的确可以用“浪蕩之輩”這四個字來形容。可是看他在中國以及日本的經曆和見識，我們又能感受到他不隻是個浪蕩之輩。
他骨子裡是憂國憂民的，也有自己的抱負，也曾為國家興盛以及個人的前途出過許多力，可是他這波瀾起伏的人生以及偏愛狎妓的個性，讓他這輩子更多是一個“浪蕩之輩”。
不過，他能将這些“大尺度”的東西記錄起來，對這個世界也是另一個次元的貢獻，因為這間接反映了那時的社會風貌，而這對于後世，其實也是一種不可多得的曆史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