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家王韬曾經參加過科舉考試，但可惜名落孫山了。他淵博的學識閉關沒有引起清朝政府的重視，于是，他一度積極支援太平天國革命，為此，他還遭到清政府的通緝。為躲避清兵的通緝，王韬于1862年10月乘坐英國怡和洋行“魯納”号郵輪駛離黃浦江，南下香港。1860年代的香港，在英人經營下，工商業已有一定程度的繁榮。王韬在《漫遊随錄》中對此曾有記載：
香港本一荒島，山下平地距海隻尋丈。西人擘畫經營，不遺餘力，幾于學精衛之填海，效愚公之移山。尺地寸金，價昂無埒。沿海一帶多開設行鋪，就山曲折之勢分為三環：曰上環、中環、下環，後又增為四環，俗亦呼曰“裙帶路”，皆取其形似也。粵人本以行賈居奇為尚，錐刀之徒，逐利而至，故貿易殊廣……上、中環市廛稠密，闊剖宏深；行道者趾錯肩摩，甚嚣塵上。下環則樹木陰臀，綠蔭缤紛，遠近零星數家，有村落間意。“博胡林”一帶，多西人避暑屋，景物幽逮，殊有蕭寂之緻。[1]
不過這是王韬後來遊曆歐洲之後的倒叙文字。畢竟是朝廷通緝的“罪犯”，是以初到香港的王韬并沒有如此平靜的心情來欣賞英人的功績。他流落到香港，最直面的問題是衣食住行都不順意，每日裡供應的飯食，米飯十分堅硬，難以下咽。燒魚常常是魚鱗都沒清除幹淨。這且不說，每日裡面對妻女因為水土不服思念家鄉而哭哭啼啼都讓王韬心煩意亂。王韬感到自己仿佛掉進了地獄之門。
王韬是一個生性好動、喜交朋友的人，他到香港之初，陌生的城市、面孔，使他有一種孤獨之感。也就在王韬感到孤獨無依的時候，他認識了一位名叫理雅各的傳教士。理雅各是英國蘇格蘭人，1815年出生于一個信奉新教的農民家庭，大學畢業後加入英國倫敦布道會，1839年被該會派往馬六甲擔任英華書院院長。1843年，英華書院遷入香港，理雅各也一并随往。理雅各受過專門的中文訓練，有很高的漢語造詣，著有多本關于中國文化的著作，其中《中國人關于神鬼的概念》、《孔子的生平和學說》、《孟子的生平和學說》、《中國的宗教：儒教和道教評述及其同基督教的比較》等在歐洲漢學界有廣泛的影響。
王韬逃亡香港，使英國傳教士理雅各非常高興。此時，他正在翻譯中國文化著作，很需要學識淵博、精通中西文字的人來擔當助譯。英國傳教士麥華忙多次在理雅各面前提及王韬，是以這番王韬逃到香港，理雅各就立刻前去聯系，生活上給予積極幫助，禮遇有加地希望他能夠幫助助譯中國傳統文化著作。王韬的詩文中多次談到理雅各在他走投無路之際對他的幫助，他在《南行》一詩寫道：
他在《南行》一詩寫道：
魯連成蹈海，倉卒登郵舶……
夜深篷背雨，并作眼淚滴……
絕島峙海中，新是西人辟。
問舍有逢迎，甫集驚魂魄。
主人意良厚，憐我在屈厄。
譯館彙群書，烏焉命仇核。[2]
在理雅各的幫助下，王韬的生活得到了大大的改善。從此，他便投入到譯書的工作中去。王韬自幼熟讀四書五經，有着深厚的國學基礎，一般的傳教士漢學家水準遠遠不能與之媲美。況且，他在上海墨海書館又有了十多年的工作經驗，對西學、漢學的翻譯工作，相較起來也比一般的翻譯人員更為輕車熟路。這些優勢，加上王韬對理雅各的感恩意識，使《中國經典》的翻譯進度大大加快。經過理雅各與王韬的積極努力，到1865年7月，《尚書》譯述工作宣告完成，理雅各将此書定名為《中國經典》第三卷，刊刻行世。随後，《詩經》譯本《中國經典》第四卷于1871年、《春秋》和《左傳》譯本《中國經典》第五卷于1872年相繼發行。王韬在翻譯工作中，因為有英華學院的便利條件，他逐漸地接受了一些西方的思想和文化。他身處當時為英國殖民地的香港，生活方式和觀念都使他的思想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他已朦胧地看到了中國的君主專制制度與積貧積弱之間的内在關系。同樣，在他的内心世界裡，西方國家的富強，與其資産階級的政治制度，似乎也具有某種内在的關聯。不知不覺之中，他開始對中國的傳統禮教、倫理道德與封建制度，産生了懷疑。他發現，西方不僅在“器”方面是先進的，西方的“道”似乎也比中國高明。
在王韬看來，西方的“道”追求的是民主自由，而中國的儒學卻使人墨守成規。另外，對西方列強入侵中國，除了痛恨朝廷的腐敗軟弱以及列強的殘暴，也使他感到：當時的中國固步自封，因循守舊，急需有一批開明之士走出國門尋求富民強國的良策。
[1] 王韬：《漫遊随錄》卷一，第65頁。嶽麓書社1985年版
[2] 張海林：《王韬評傳》，第101頁，南京大學出版社1993年11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