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家王韬曾经参加过科举考试，但可惜名落孙山了。他渊博的学识闭关没有引起清朝政府的重视，于是，他一度积极支持太平天国革命，为此，他还遭到清政府的通缉。为躲避清兵的通缉，王韬于1862年10月乘坐英国怡和洋行“鲁纳”号邮轮驶离黄浦江，南下香港。1860年代的香港，在英人经营下，工商业已有一定程度的繁荣。王韬在《漫游随录》中对此曾有记载：
香港本一荒岛，山下平地距海只寻丈。西人擘画经营，不遗余力，几于学精卫之填海，效愚公之移山。尺地寸金，价昂无埒。沿海一带多开设行铺，就山曲折之势分为三环：曰上环、中环、下环，后又增为四环，俗亦呼曰“裙带路”，皆取其形似也。粤人本以行贾居奇为尚，锥刀之徒，逐利而至，故贸易殊广……上、中环市廛稠密，阔剖宏深；行道者趾错肩摩，甚嚣尘上。下环则树木阴臀，绿荫缤纷，远近零星数家，有村落间意。“博胡林”一带，多西人避暑屋，景物幽逮，殊有萧寂之致。[1]
不过这是王韬后来游历欧洲之后的倒叙文字。毕竟是朝廷通缉的“罪犯”，所以初到香港的王韬并没有如此平静的心情来欣赏英人的功绩。他流落到香港，最直面的问题是衣食住行都不顺意，每日里供应的饭食，米饭十分坚硬，难以下咽。烧鱼常常是鱼鳞都没清除干净。这且不说，每日里面对妻女因为水土不服思念家乡而哭哭啼啼都让王韬心烦意乱。王韬感到自己仿佛掉进了地狱之门。
王韬是一个生性好动、喜交朋友的人，他到香港之初，陌生的城市、面孔，使他有一种孤独之感。也就在王韬感到孤独无依的时候，他认识了一位名叫理雅各的传教士。理雅各是英国苏格兰人，1815年出生于一个信奉新教的农民家庭，大学毕业后加入英国伦敦布道会，1839年被该会派往马六甲担任英华书院院长。1843年，英华书院迁入香港，理雅各也一并随往。理雅各受过专门的中文训练，有很高的汉语造诣，著有多本关于中国文化的著作，其中《中国人关于神鬼的概念》、《孔子的生平和学说》、《孟子的生平和学说》、《中国的宗教：儒教和道教评述及其同基督教的比较》等在欧洲汉学界有广泛的影响。
王韬逃亡香港，使英国传教士理雅各非常高兴。此时，他正在翻译中国文化著作，很需要学识渊博、精通中西文字的人来担当助译。英国传教士麦华忙多次在理雅各面前提及王韬，所以这番王韬逃到香港，理雅各就立刻前去联系，生活上给予积极帮助，礼遇有加地希望他能够帮助助译中国传统文化著作。王韬的诗文中多次谈到理雅各在他走投无路之际对他的帮助，他在《南行》一诗写道：
他在《南行》一诗写道：
鲁连成蹈海，仓卒登邮舶……
夜深篷背雨，并作眼泪滴……
绝岛峙海中，新是西人辟。
问舍有逢迎，甫集惊魂魄。
主人意良厚，怜我在屈厄。
译馆汇群书，乌焉命仇核。[2]
在理雅各的帮助下，王韬的生活得到了大大的改善。从此，他便投入到译书的工作中去。王韬自幼熟读四书五经，有着深厚的国学基础，一般的传教士汉学家水平远远不能与之媲美。况且，他在上海墨海书馆又有了十多年的工作经验，对西学、汉学的翻译工作，相较起来也比一般的翻译人员更为轻车熟路。这些优势，加上王韬对理雅各的感恩意识，使《中国经典》的翻译进度大大加快。经过理雅各与王韬的积极努力，到1865年7月，《尚书》译述工作宣告完成，理雅各将此书定名为《中国经典》第三卷，刊刻行世。随后，《诗经》译本《中国经典》第四卷于1871年、《春秋》和《左传》译本《中国经典》第五卷于1872年相继发行。王韬在翻译工作中，因为有英华学院的便利条件，他逐渐地接受了一些西方的思想和文化。他身处当时为英国殖民地的香港，生活方式和观念都使他的思想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已朦胧地看到了中国的君主专制制度与积贫积弱之间的内在关系。同样，在他的内心世界里，西方国家的富强，与其资产阶级的政治制度，似乎也具有某种内在的关联。不知不觉之中，他开始对中国的传统礼教、伦理道德与封建制度，产生了怀疑。他发现，西方不仅在“器”方面是先进的，西方的“道”似乎也比中国高明。
在王韬看来，西方的“道”追求的是民主自由，而中国的儒学却使人墨守成规。另外，对西方列强入侵中国，除了痛恨朝廷的腐败软弱以及列强的残暴，也使他感到：当时的中国固步自封，因循守旧，急需有一批开明之士走出国门寻求富民强国的良策。
[1] 王韬：《漫游随录》卷一，第65页。岳麓书社1985年版
[2] 张海林：《王韬评传》，第101页，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11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