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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学习、培训，还是考核，目的都是为了造就一个纪律严明、有信仰、有目标、方向一致的政党。
按照列宁主义的理论框架，共产党需要充当革命的催生婆、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共产主义运动的领路人。
基于这样的定位，共产党人被要求具有钢铁般的意志和严格的纪律，保持对党的绝对真诚，这种忠诚不是一般意义上的道德选择，而是基于终极信仰的排他性要求。
抗战时期，中共正是按这样的要求打造自己的党和干部。
1、批评与自我批评
其中，抗战时期被列为中共三大优良作风之一的——批评与自我批评，即为中共改造干部，确立内部思想、行动一致的关键举措。
1927年苏共十五大决议着重强调批评与自我批评的重要性。
随后，斯大林提出关于自我批评的著名论断：
“我们需要自我批评，就像需要空气和水一样。我认为：没有它，没有自我批评，我们党就不能前进，就不能揭露我们的脓疮，就不能消诚我们的缺点。而我们的缺点还很多，这是必须公开和诚实地承认的。”
苏联及斯大林对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强调进一步影响到中共。
受到苏联影响，抗战初期，中共对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强调明显增多。
1937年底，彭真在报告中提到：
“最近许多负责同志在进行自我批评一点上，是十分注意不够，甚至完全忽略的，必须立即纠正。自我批评是推动党进步的重要武器，同时也是推动干部学习进步并加强党的观念的武器，是最重要的日常训练方法之一，必须经常地进行。”
批评和自我批评逐渐成为党内的常态，陈赓注意到：
“一般干部自我批评精神很好，并不因批评而垂头丧气，即受严厉批评者亦喜笑颜开，足见这些干部在布尔什维克意识上又前进了一步。”
批评和自我批评成为开展思想斗争、进行自我改造的工具。
延安整风前后，批评与自我批评被进一步强调。
1942年的整风动员报告中，毛泽东号召：
“批评是批评别人，自我批评是批评自己。批评和自我批评是一个整体，缺一不可，但作为领导者，对自己的批评是主要的。”
1943年4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继续推升自我批评的高度。
中共既希望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保持党的活力，达到固化而不僵化的目的，又在实际运作中不断强化批评与自我批评的纠结、斗争成分，尽管其间不无曲折，总的趋势是越来越重视通过自我反省及人际互动激发思想斗争，达到思想统一的效能。
整风运动中，批评和自我批评常常以反省的方式出现：
“各级干部，每半年要做一次反省，反省笔记集中到一定的管理机关。…反省办法，一般采取集中的会议形式，把干部分批集中到一起进行反省。”
茅盾的女儿沈霞，可谓这种反省式的批评与自我批评见证者之一。
初到延安不久，沈霞在她的日记提供了一个知识青年如何被中共政治文化同化的活标本。
1942年底，经过不断的学习、批评和整风教育，沈霞的想法开始明显变化，日记中反思先前：
“不是从集体出发，从革命需要出发，而是从个人情绪出发，从个人爱好出发。因为这样，就作出了错误的结论，认为延安同志间的爱是没有的，是缺少营养的。”
沈霞意识到的这种集体和个人的对立正是此时政治文化的核心，她自省：
“强调个性爱好是我到延安后的一个中心缺点”，作为进步的体现，则是“个人种种生活上的要求也不再出现在我脑子中”。
个人的不断放低，和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实践相互促动，曾经那么敏感自尊的沈霞，亦逐渐适应了在集体场合敞开自己：
“我很喜欢看见现在所有的同志，都能毫不顾忌地对我说出他心中的话，甚至也不避讳言词上的用法。不再怕我不接受，或者是怕过火，我吃不消。这些我觉得正好帮助，现在我已经能心平气和地听别人的意见，而且尽自己所想到的提出材料，供大家思考。”
批判和自我批评，当和思想统一的要求结合，警示意义特别深厚。
2、党校的作用
理论联系实际是抗战时期中共着重强调的思想路线，也是干部养成的一条重要原则。
像高鲁这样的知识分子干部，抗战时期的经历就是一个实践和学习动态结合的过程。
1940年初，高鲁离开华北联合大学，先到120师战斗剧社，后到山西河曲县抗联，在此期间，被抽调参加张闻天主持的晋西北考察，实地调查农村社会经济和阶级状况。1944年，随着抗战进入后期阶段，为战后中国准备干部提上议题，高鲁适逢其会，进入晋绥边区党校，回炉学习理论。
此时，正如晋绥分局党校校长龚逢春告新学员的：
“我们有治国平天下的责任，要反对自由主义，在政治上组织起来。”
组织、思想问题的背后，是培养一批担负天下责任的干部。党校作为干部的教育基地，自然要承担起这一责任。
当年党校在党员心目中的地位，从一些党员的反应中可见一斑：
1941年，杨国宇要求去北方局党校学习，从4月起，就一直为能否去党校学习而焦虑。
13日，他在日记中写道：
“我去北局党校学习本来已批准，可是李达参谋长不要我去，不惜再往政委部去请求，又碰了壁，回来又向参谋长提仍无效，后又向邓政政委提，他说他们商讨后答复！真急人，听说党校不久就开训了。
半个多月后，邓小平在一次报告中谈到共产党员不了解联共党史是耻辱，杨国宇听后“脸一直发烧”，暗下决心：“还得坚持要求到党校去。”
整整一个月后，5月13日，杨终于实现了去党校学习的愿望，内心的兴奋在日记中用了四个字表达：太高兴了。
和杨同期进入北方局党校的秦基伟，获悉去党校的要求被批准后，反应和杨一模一样：“万分的高兴和痛快”。
由于共产党人对理论的重视，共产主义运动中，党校是理论教育的重要场所。
抗战时期，中共对党校的重视有增无减。和苏联党校有固定的学制、基本知识的系统讲授、党校实际类于党办大学不同，也和中共开办的各类短期训练班不一样，抗战时期中共党校可以说是党员干部中期集中训练的场所。
冀豫晋省委谈到，1938年的会上，很多来自县委、区委的干部提出应集中训练干部，省委据此决定：“用最大的力量来开办党校。”
训练时间一般为3周到6周。
1940年2月，中共中央规定：
各地党的领导机关均应办理党校，以加强对党的干部的马列主义教育，具体开办办法是：
甲、训练中级干部（县级及区书记）的党校：大致由各中央局各分局办理。
乙、训练区级干部的党校：大致由各省委、区党委、地委办理。
丙、训练初级干部（支部干事)的训练班；大致由各地委、县委办理。
中级党校训练期间由半年至一年，区级党校三个月至六个月，初级干部训练班二星期至二个月，可根据当地情形来决定。
根据这一要求，各地普遍建立党校，冀鲁豫报告：
“1941年1月以后至现在，训练班在区党委正式改为党校，只确定训练县区级干部，以后训练了135个，期限为3个月，政策与党建为主要课程。”
3、“时事教育”的重要性
通过思想训练达到思想统一，是共产党人灌输自己理念的直接目标，也是保证组织凝聚力和效率的关键一环。
党校和轮训班一样，既是干部回炉再造的思想和组织平台，又提供了集体生活、密切干部间关系网络的训练场所，中共理论学习和生活实践交相递进的教育思路，在党校可以得到集中的体现。
体现学习和生活实践结合的要求，党校的理论学习强调理论与实际结合，时事作为理论与实际结合的良好载体，成为党校教育的重中之重。
1939年，八路军总部发出指示，要求在部队中加强时事教育：
“（1）所有营以下干部，分小组组织起来，指定识字的人读报、书，必须读完并将社论、专论加以讨论。
（2）所有连排干部以连为单位，由指导员、文化教员朗读社论、专论，加以讨论，编成教材上课。
（3）所有连队战士以排为单位朗读社、专论及重要消息。
（4）责成政治机关定出读报时间，每天一小时。”
由于领导者的倡议，1940年中共中央要求各地开办党校时，时事政治列入学习的重要内容。
在时事上下功夫，强化党的理论水平和行动力，开阔党员视野，常可收事半功倍之效。
时事学习的分量越到后期，越是加重。
1941年，中共中央强调：
“要提倡干部与学生看报，指导看报方法，指导他们分析时局的每一变动。”
次年北岳区提出的支部教育内容首推“时事教育”。
从高鲁1944年在晋绥党校学习的记载看，时事政治的学习和讨论已经居于压倒性地位，这虽和党校此时承担的审查干部功能有关，大体还是反映了抗战后期党校教育内容的变化趋势。
时事学习强调讨论，要求学员有思想的碰撞。
讨论话题多样，晋绥党校关于国际国内形势的讨论涉及：
“美英现在是否有反动性？第二战场进展缓慢，是军事原因还是政治原因？美对伦敦、波兰、法国流亡政府的态度如何？为何苏联未参加开罗会议？美英能转变为民主国家吗？美英苏在战后能长期合作吗？”
尽管话题广泛、气氛热烈，但大部分人讲的还是中共报章上一直宣传的标准话语，这既缘于学员的知识来源、表达能力及表达环境，也和党校本身的统一思想要求相关，时事教育的实用性也不一定就能真正强化干部的知识背景，使之具备独立思考的能力。
4、“时事教育”如何训练干部？
时事政治运用很广，抗战后期，甚至直接使用“时事讲习所”的名义训练干部。
1944年7月，只有18岁的张寅生正在山西陵高县（属太行区，今陵川、高平两县析置)任中心学区联合校长，被调去时事讲习所学习。
在时事讲习所，很重要的一个任务就是学习时事政治和政策：
讲课人有专员杜毓源，地委组织部长刘毅，宣传部长刘刚等地委负责人，地委书记江明也去作过几次形势报告。一般一两个礼拜讲一次大课，其余时间都是自学和讨论。
作为一个意识形态政党，统一思想是深入骨髓的内在要求，无论党校还是时事讲习所，讨论都不可能是纯粹学理的探求，而是达到思想一致的途径；讨论既有深入了解问题的一面，更重要的，则在于提供一个思想碰撞和转变的场所。
错误思想暴露、舆论引导、集中说服、会场压力，许多不一样的声音在讨论中，可以像爆米花一样膨胀、炸出，然后慢慢消弭、转换于无形。
正因此，讨论前、讨论后学校高层都会提示、总结，把关思考方向和原则立场。
1944年晋察冀党校关于国民党性质讨论的总结中，可以看到其中的巧妙布置：
主席团五人分工集体负责掌握着论战的进行，有人专门掌握每时每刻争辩的焦点，有人专门掌握发言先后秩序，即当时当面提示给值星主席参考，有人专门掌握解剖该种典型思想有关的一些文件，在论战双方相持不下时朗读。…双方思穷力竭的时候，主席团只得几度宣布“交头接耳五分钟”，甚至休会一刻钟，使双方在三三两两的交谈中重新组织力量，以便击败思想上的论敌。
讨论轰轰烈烈，实质走向则尽在掌握之中，晋绥党校有人认为“国民党的成分是小资产阶级，国民党不一定都是特务”，立即遭到校方的严肃批评。
林枫在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谈到整个晋绥根据地的讨论情况：
“开始主张蒋介石有革命性的占39.3%，主张蒋客观上起了革命作用的占28.9%，有的共产党员竟主张站在第三者的立场评论国共两党的问题。”
对此：
“学委会到思想暴露差不多了，就开始培植正确意见的发展，并严格提出驳斥教条主义，一方面供给积极分子实际的材料，以反驳反动言论，于是反动的理论就逐渐占了下风，摆脱错误意见一天比一天多，最后到完全没有了。”
很明显，此时展开这一讨论，包含着对战后中国走向的考虑，国民党作为潜在的对手，定位必须符合政治需要。
后来成为林伯渠夫人的朱明回顾自己在中央党校学习的思想变化，大致可以见出讨论期望达到的结果：
大家都说蒋介石抗日是为了消灭异己，不是为了中华民族。在这种气氛中，我口里也不得不跟着大家一样说，可是心里却想蒋介石抗日虽然是要消灭异己，但也是为了中华民族。记得“八·一三”，我在上海的时候，亲眼看见中国飞机和日本飞机战斗。晚上也听到中国飞机去轰炸日本军舰。…过去我一听到说共产党代表中华民族，我就反感。
我想共产党是国际主义者，哪里代表什么民族，代表民族的是蒋介石，他要复兴民族。读了“七·一”社论以后，我更加明确地知道工农不仅是代表民族的，而且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力量，真正代表民族的只有共产党。
讨论最后归结起来就是：
“必须使他们了解在中国革命中我们的路线和我们共产主义的理想，使他们了解三民主义共产主义之一致性与矛盾性，站在自己的阶级立场上来认识民族抗日战争，及其与阶级斗争的相互关系。”
这里面，提纲挈领的是阶级立场，背后又包含着人格上忠诚的要求，晋绥党校校长龚逢春谈到学习态度时指出：
“诚恳虚心是从阶级立场出发的，诚恳不单纯是老实。虚心才能进步，才能以自己作为模范改造别人，才能以我们的思想改造经济、文化、思想。”
阶级立场和虚心老实这样两个不同层次的问题奇妙地结合在一起，背后蕴含的正是中共期求的信仰和忠诚的统一，这也是为什么中共干部对信仰理解程度不一，却能忠于党的事业的一个重要基础。
奇诡的是，国民党性质问题讨论和当时正逐步发动的“坦白运动”同步进行。热烈讨论的空气后面，是每一个人都必须直面的过关问题。
如此严峻的形势下，仍然可以听到一些不一样的声音，足见意识形态支持下的党的生命力；讨论必须在中共主导的框架里运行，提出不同意见的安平生能否过却又并不完全为发言所影响，这些冲突的情境中呈现的张力，高明的戏剧家也难描摹于万一。
当年，大概也只有像党校这样，集中一批优秀干部，提供讨论的平台，拥有相对宽松的风气和一定的理论储备，才可能上演如此跌宕起伏的改造大戏。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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