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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論學習、教育訓練，還是考核，目的都是為了造就一個紀律嚴明、有信仰、有目标、方向一緻的政黨。
按照列甯主義的理論架構，共産黨需要充當革命的催生婆、無産階級的先鋒隊、共産主義運動的領路人。
基于這樣的定位，共産黨人被要求具有鋼鐵般的意志和嚴格的紀律，保持對黨的絕對真誠，這種忠誠不是一般意義上的道德選擇，而是基于終極信仰的排他性要求。
抗戰時期，中共正是按這樣的要求打造自己的黨和幹部。
1、批評與自我批評
其中，抗戰時期被列為中共三大優良作風之一的——批評與自我批評，即為中共改造幹部，确立内部思想、行動一緻的關鍵舉措。
1927年蘇共十五大決議着重強調批評與自我批評的重要性。
随後，斯大林提出關于自我批評的著名論斷：
“我們需要自我批評，就像需要空氣和水一樣。我認為：沒有它，沒有自我批評，我們黨就不能前進，就不能揭露我們的膿瘡，就不能消誠我們的缺點。而我們的缺點還很多，這是必須公開和誠實地承認的。”
蘇聯及斯大林對批評與自我批評的強調進一步影響到中共。
受到蘇聯影響，抗戰初期，中共對批評與自我批評的強調明顯增多。
1937年底，彭真在報告中提到：
“最近許多負責同志在進行自我批評一點上，是十分注意不夠，甚至完全忽略的，必須立即糾正。自我批評是推動黨進步的重要武器，同時也是推動幹部學習進步并加強黨的觀念的武器，是最重要的日常訓練方法之一，必須經常地進行。”
批評和自我批評逐漸成為黨内的常态，陳赓注意到：
“一般幹部自我批評精神很好，并不因批評而垂頭喪氣，即受嚴厲批評者亦喜笑顔開，足見這些幹部在布爾什維克意識上又前進了一步。”
批評和自我批評成為開展思想鬥争、進行自我改造的工具。
延安整風前後，批評與自我批評被進一步強調。
1942年的整風動員報告中，毛澤東号召：
“批評是批評别人，自我批評是批評自己。批評和自我批評是一個整體，缺一不可，但作為上司者，對自己的批評是主要的。”
1943年4月，中共中央發出關于整風運動的訓示，繼續推升自我批評的高度。
中共既希望通過批評與自我批評保持黨的活力，達到固化而不僵化的目的，又在實際運作中不斷強化批評與自我批評的糾結、鬥争成分，盡管其間不無曲折，總的趨勢是越來越重視通過自我檢討及人際互動激發思想鬥争，達到思想統一的效能。
整風運動中，批評和自我批評常常以檢討的方式出現：
“各級幹部，每半年要做一次檢討，檢討筆記集中到一定的管理機關。…檢討辦法，一般采取集中的會議形式，把幹部分批集中到一起進行檢討。”
茅盾的女兒沈霞，可謂這種檢討式的批評與自我批評見證者之一。
初到延安不久，沈霞在她的日記提供了一個知識青年如何被中共政治文化同化的活标本。
1942年底，經過不斷的學習、批評和整風教育，沈霞的想法開始明顯變化，日記中反思先前：
“不是從集體出發，從革命需要出發，而是從個人情緒出發，從個人愛好出發。因為這樣，就作出了錯誤的結論，認為延安同志間的愛是沒有的，是缺少營養的。”
沈霞意識到的這種集體和個人的對立正是此時政治文化的核心，她自省：
“強調個性愛好是我到延安後的一個中心缺點”，作為進步的展現，則是“個人種種生活上的要求也不再出現在我腦子中”。
個人的不斷放低，和批評與自我批評的實踐互相促動，曾經那麼敏感自尊的沈霞，亦逐漸适應了在集體場合敞開自己：
“我很喜歡看見現在所有的同志，都能毫不顧忌地對我說出他心中的話，甚至也不避諱言詞上的用法。不再怕我不接受，或者是怕過火，我吃不消。這些我覺得正好幫助，現在我已經能心平氣和地聽别人的意見，而且盡自己所想到的提出材料，供大家思考。”
批判和自我批評，當和思想統一的要求結合，警示意義特别深厚。
2、黨校的作用
理論聯系實際是抗戰時期中共着重強調的思想路線，也是幹部養成的一條重要原則。
像高魯這樣的知識分子幹部，抗戰時期的經曆就是一個實踐和學習動态結合的過程。
1940年初，高魯離開華北聯合大學，先到120師戰鬥劇社，後到山西河曲縣抗聯，在此期間，被抽調參加張聞天主持的晉西北考察，實地調查農村社會經濟和階級狀況。1944年，随着抗戰進入後期階段，為戰後中國準備幹部提上議題，高魯适逢其會，進入晉綏邊區黨校，回爐學習理論。
此時，正如晉綏分局黨校校長龔逢春告新學員的：
“我們有治國平天下的責任，要反對自由主義，在政治上組織起來。”
組織、思想問題的背後，是培養一批擔負天下責任的幹部。黨校作為幹部的教育基地，自然要承擔起這一責任。
當年黨校在黨員心目中的地位，從一些黨員的反應中可見一斑：
1941年，楊國宇要求去北方局黨校學習，從4月起，就一直為能否去黨校學習而焦慮。
13日，他在日記中寫道：
“我去北局黨校學習本來已準許，可是李達參謀長不要我去，不惜再往政委部去請求，又碰了壁，回來又向參謀長提仍無效，後又向鄧政政委提，他說他們商讨後答複！真急人，聽說黨校不久就開訓了。
半個多月後，鄧小平在一次報告中談到共産黨員不了解聯共黨史是恥辱，楊國宇聽後“臉一直發燒”，暗下決心：“還得堅持要求到黨校去。”
整整一個月後，5月13日，楊終于實作了去黨校學習的願望，内心的興奮在日記中用了四個字表達：太高興了。
和楊同期進入北方局黨校的秦基偉，獲悉去黨校的要求被準許後，反應和楊一模一樣：“萬分的高興和痛快”。
由于共産黨人對理論的重視，共産主義運動中，黨校是理論教育的重要場所。
抗戰時期，中共對黨校的重視有增無減。和蘇聯黨校有固定的學制、基本知識的系統講授、黨校實際類于黨辦大學不同，也和中共開辦的各類短期訓練班不一樣，抗戰時期中共黨校可以說是黨員幹部中期集中訓練的場所。
冀豫晉省委談到，1938年的會上，很多來自縣委、區委的幹部提出應集中訓練幹部，省委據此決定：“用最大的力量來開辦黨校。”
訓練時間一般為3周到6周。
1940年2月，中共中央規定：
各地黨的上司機關均應辦理黨校，以加強對黨的幹部的馬列主義教育，具體開辦辦法是：
甲、訓練中級幹部（縣級及區書記）的黨校：大緻由各中央局各分局辦理。
乙、訓練區級幹部的黨校：大緻由各省委、區黨委、地委辦理。
丙、訓練初級幹部（支部幹事)的訓練班；大緻由各地委、縣委辦理。
中級黨校訓練期間由半年至一年，區級黨校三個月至六個月，初級幹部訓練班二星期至二個月，可根據當地情形來決定。
根據這一要求，各地普遍建立黨校，冀魯豫報告：
“1941年1月以後至現在，訓練班在區黨委正式改為黨校，隻确定訓練縣區級幹部，以後訓練了135個，期限為3個月，政策與黨建為主要課程。”
3、“時事教育”的重要性
通過思想訓練達到思想統一，是共産黨人灌輸自己理念的直接目标，也是保證組織凝聚力和效率的關鍵一環。
黨校和輪訓班一樣，既是幹部回爐再造的思想群組織平台，又提供了集體生活、密切幹部間關系網絡的訓練場所，中共理論學習和生活實踐交相遞進的教育思路，在黨校可以得到集中的展現。
展現學習和生活實踐結合的要求，黨校的理論學習強調理論與實際結合，時事作為理論與實際結合的良好載體，成為黨校教育的重中之重。
1939年，八路軍總部發出訓示，要求在部隊中加強時事教育：
“（1）所有營以下幹部，分小組組織起來，指定識字的人讀報、書，必須讀完并将社論、專論加以讨論。
（2）所有連排幹部以連為機關，由指導員、文化教員朗讀社論、專論，加以讨論，編成教材上課。
（3）所有連隊戰士以排為機關朗讀社、專論及重要消息。
（4）責成政治機關定出讀報時間，每天一小時。”
由于上司者的倡議，1940年中共中央要求各地開辦黨校時，時事政治列入學習的重要内容。
在時事上下功夫，強化黨的理論水準和行動力，開闊黨員視野，常可收事半功倍之效。
時事學習的分量越到後期，越是加重。
1941年，中共中央強調：
“要提倡幹部與學生看報，指導看報方法，指導他們分析時局的每一變動。”
次年北嶽區提出的支部教育内容首推“時事教育”。
從高魯1944年在晉綏黨校學習的記載看，時事政治的學習和讨論已經居于壓倒性地位，這雖和黨校此時承擔的審查幹部功能有關，大體還是反映了抗戰後期黨校教育内容的變化趨勢。
時事學習強調讨論，要求學員有思想的碰撞。
讨論話題多樣，晉綏黨校關于國際國内形勢的讨論涉及：
“美英現在是否有反動性？第二戰場進展緩慢，是軍事原因還是政治原因？美對倫敦、波蘭、法國流亡政府的态度如何？為何蘇聯未參加開羅會議？美英能轉變為民主國家嗎？美英蘇在戰後能長期合作嗎？”
盡管話題廣泛、氣氛熱烈，但大部分人講的還是中共報章上一直宣傳的标準話語，這既緣于學員的知識來源、表達能力及表達環境，也和黨校本身的統一思想要求相關，時事教育的實用性也不一定就能真正強化幹部的知識背景，使之具備獨立思考的能力。
4、“時事教育”如何訓練幹部？
時事政治運用很廣，抗戰後期，甚至直接使用“時事講習所”的名義訓練幹部。
1944年7月，隻有18歲的張寅生正在山西陵高縣（屬太行區，今陵川、高平兩縣析置)任中心學區聯合校長，被調去時事講習所學習。
在時事講習所，很重要的一個任務就是學習時事政治和政策：
講課人有專員杜毓源，地委組織部長劉毅，宣傳部長劉剛等地委負責人，地委書記江明也去作過幾次形勢報告。一般一兩個禮拜講一次大課，其餘時間都是自學和讨論。
作為一個意識形态政黨，統一思想是深入骨髓的内在要求，無論黨校還是時事講習所，讨論都不可能是純粹學理的探求，而是達到思想一緻的途徑；讨論既有深入了解問題的一面，更重要的，則在于提供一個思想碰撞和轉變的場所。
錯誤思想暴露、輿論引導、集中說服、會場壓力，許多不一樣的聲音在讨論中，可以像爆米花一樣膨脹、炸出，然後慢慢消弭、轉換于無形。
正是以，讨論前、讨論後學校高層都會提示、總結，把關思考方向和原則立場。
1944年晉察冀黨校關于國民黨性質讨論的總結中，可以看到其中的巧妙布置：
主席團五人分工集體負責掌握着論戰的進行，有人專門掌握每時每刻争辯的焦點，有人專門掌握發言先後秩序，即當時當面提示給值星主席參考，有人專門掌握解剖該種典型思想有關的一些檔案，在論戰雙方相持不下時朗讀。…雙方思窮力竭的時候，主席團隻得幾度宣布“交頭接耳五分鐘”，甚至休會一刻鐘，使雙方在三三兩兩的交談中重新組織力量，以便擊敗思想上的論敵。
讨論轟轟烈烈，實質走向則盡在掌握之中，晉綏黨校有人認為“國民黨的成分是小資産階級，國民黨不一定都是特務”，立即遭到校方的嚴肅批評。
林楓在給中共中央的報告中談到整個晉綏根據地的讨論情況：
“開始主張蔣介石有革命性的占39.3%，主張蔣客觀上起了革命作用的占28.9%，有的共産黨員竟主張站在第三者的立場評論國共兩黨的問題。”
對此：
“學委會到思想暴露差不多了，就開始培植正确意見的發展，并嚴格提出駁斥教條主義，一方面供給積極分子實際的材料，以反駁反動言論，于是反動的理論就逐漸占了下風，擺脫錯誤意見一天比一天多，最後到完全沒有了。”
很明顯，此時展開這一讨論，包含着對戰後中國走向的考慮，國民黨作為潛在的對手，定位必須符合政治需要。
後來成為林伯渠夫人的朱明回顧自己在中央黨校學習的思想變化，大緻可以見出讨論期望達到的結果：
大家都說蔣介石抗日是為了消滅異己，不是為了中華民族。在這種氣氛中，我口裡也不得不跟着大家一樣說，可是心裡卻想蔣介石抗日雖然是要消滅異己，但也是為了中華民族。記得“八·一三”，我在上海的時候，親眼看見中國飛機和日本飛機戰鬥。晚上也聽到中國飛機去轟炸日本軍艦。…過去我一聽到說共産黨代表中華民族，我就反感。
我想共産黨是國際主義者，哪裡代表什麼民族，代表民族的是蔣介石，他要複興民族。讀了“七·一”社論以後，我更加明确地知道工農不僅是代表民族的，而且是推動社會進步的力量，真正代表民族的隻有共産黨。
讨論最後歸結起來就是：
“必須使他們了解在中國革命中我們的路線和我們共産主義的理想，使他們了解三民主義共産主義之一緻性與沖突性，站在自己的階級立場上來認識民族抗日戰争，及其與階級鬥争的互相關系。”
這裡面，提綱挈領的是階級立場，背後又包含着人格上忠誠的要求，晉綏黨校校長龔逢春談到學習态度時指出：
“誠懇虛心是從階級立場出發的，誠懇不單純是老實。虛心才能進步，才能以自己作為模範改造别人，才能以我們的思想改造經濟、文化、思想。”
階級立場和虛心老實這樣兩個不同層次的問題奇妙地結合在一起，背後蘊含的正是中共期求的信仰和忠誠的統一，這也是為什麼中共幹部對信仰了解程度不一，卻能忠于黨的事業的一個重要基礎。
奇詭的是，國民黨性質問題讨論和當時正逐漸發動的“坦白運動”同步進行。熱烈讨論的空氣後面，是每一個人都必須直面的過關問題。
如此嚴峻的形勢下，仍然可以聽到一些不一樣的聲音，足見意識形态支援下的黨的生命力；讨論必須在中共主導的架構裡運作，提出不同意見的安平生能否過卻又并不完全為發言所影響，這些沖突的情境中呈現的張力，高明的戲劇家也難描摹于萬一。
當年，大概也隻有像黨校這樣，集中一批優秀幹部，提供讨論的平台，擁有相對寬松的風氣和一定的理論儲備，才可能上演如此跌宕起伏的改造大戲。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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